媒體調查聯盟 “迷失在歐洲 “（Lost in
Europe）提供的數據顯示，近年來，共有1.8萬多名未成年難民在庇護他們的歐洲國家失去了音訊。這怎麽可能？
數字令人震驚：18292名青少年，就這麽不見了，成為失蹤者，就這麽從接待營、從家中、從本應在他們到達歐洲後為他們提供保護和前景的地方，消失了。媒體調查聯盟
“迷失在歐洲 “提供了這一數據。該聯盟成員中包括英國《衛報》、荷蘭廣播公司和德國柏林-勃蘭登堡公共廣播公司。
數據收集困難
這一數字意義何在，並且，又是如何得到的呢？進入青年之家這樣的國家護理機構的年輕人，為什麽又會從那裏消失？他們為什麽要
“逃跑”？專家們確信：並非所有這些年輕人都真的失蹤了，都受到過傷害。許多人是自願出走。還有：他們往往未被追蹤調查，或出於各種原因，他們的重新出現未被登記。
德國保護兒童聯盟的馮·阿恩（Martina Huxoll-von
Ahn）在接受DW采訪時指出：”原因當然是歐洲層麵的某種數據混亂。比如在德國，我可以說，當被安置停當的年輕人後來去了親戚那裏，就不一定總是會與外國人局的數字作比較。”
同一個名字的不同拚法也時常導致被發現的逃逸者未能再被登記。
青少年受剝削
很不幸，這不僅是一個數據收集問題。事實上，年輕難民的失蹤，常常也是因為他們確實遭遇了一些事情，或者陷落於犯罪集團，或者躲藏起來了。幾乎不可能精確量化相關比例。兒童保護聯盟的馮·阿恩指出，”它主要涉及的是對年輕人的剝削，涉及一切你隻能想象的壞事，比如強迫賣淫。特別是在像柏林這樣的大城市，年輕難民也被作為宗族犯罪的一部分被濫用為毒品販子。
事實是：到達德國的無人陪伴的未成年難民首先會由國家接收，並得到監護。監護人可來自官方，例如，青年福利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最多可能要監護50名青少年難民。監護人也可能是非官方的，例如，由誌願者擔任。例如，兒童保護機構就安排了這些活動。馮·阿恩女士認為：它確保了對單人的更好支持，”有很大好處，年輕人也這樣看”。
年輕人常自行出走
在德國，由聯邦各州負責對新到年輕難民的最初安置工作，一般先會將他們送入接收中心和青少年看護設施。柏林的 “SozDia
“基金會也設置了無人陪伴青少年難民地接收站。
不過，基金會也知道，盡管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一些青少年並不願留在住宿地。誠然，他們所占比例很小，但問題是，他們為什麽要離開？”霍爾（Andreas
Höll）報告說，”他們當中有很多來自根本沒有青少年福利的國家，對此毫無概念，在他們眼裏，國家機構意味著強製和警察。”
霍爾本人就負責一個這樣的接收站，天天接觸無人陪伴的未成年難民。
霍爾告訴德國之聲，”在許多人那裏，由於語言和文化障礙，要理解我們是想為他們做一件好事並不那麽容易。他們感覺是在被監視。”
為此，聘請了語言和文化中介專家，甚至本身有難民背景的教育工作者，在這裏工作，以建立互信，爭取解決相關難題。
此外，已在德國和其它歐洲國家的未成年難民也依照固定標準被分配到不同地區。即使會考慮已居住在該國的親屬，也無人有權要求必須在某地生活。霍爾指出，”在漫長的逃亡途中，這些年輕人享受了某種’自由’，而現在又得重新進入某個群體，要聽別人告知晚上該何時回家，對許多人來說，這是困難的。”
另一方麵：很多年輕人離開德國，是因為他們對在另一個國家獲得庇護抱有更大希望。過去幾年裏，很多人沒有退房就轉到了法國。由此也成為失蹤者。
雙重標準？
還有一個問題是，到底如何才能縝密跟蹤失蹤難民。”聯邦無人陪伴的未成年難民協會的卡彭斯坦（Johanna
Karpenstein）報告說：”通常，孩子們會在其他地方出現，但據我的經驗，有關失蹤者的報告是否會更新，各地存在重大差別。”還有：可能存在雙重標準。若某個德國富裕家庭的孩子失蹤了，有關各方可能會投入更多精力搜尋。
卡彭斯坦告知德國之聲：”尤其是當一個被臨時照顧的年輕人失蹤時，官方機構通常會發出失蹤報告。”
在德國，父母或監護人也會跟進或調查，年輕人在這樣的環境下社會化。與此相比，未成年青少年難民這裏，就不是這種情況了。
許多報告失蹤的未成年難民其實根本不希望被找到。基於實際經曆，霍爾報告說，他們改換名字，扔掉身份證，很多情況下是為不至暴露自己在另一國的庇護程序已經開始。
聯邦刑事局在其網站上指出，”鑒於存在諸多問題，如因姓名拚寫不同而造成的多重登記、身份證件遺失或身份處理遺失，無法對實際失蹤的無人陪伴的未成年難民作精確調查”。由此，給出的數字隻能作為近似值，用作參考。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迷失在歐洲 “: 為何成千上萬年幼難民消失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