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貧窮是一種反邏輯、反人類的行為。“我走了很遠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將這份博士學位論文送到你的麵前，”中科院博士黃國平的這份論文致謝詞讓很多人心胸激蕩。
這段致謝詞再次引起討論：寒門還能出貴子嗎？與之“交相輝映”的是2018年的707分北大女生“感謝貧窮”之說。事實上，如今的教育不平等早已超出了貧富之別，“小鎮做題家”概念的興盛正說明了小村鎮子弟跟大城市中產階級子女所受教育的懸殊差距。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感謝貧窮”，窮人家庭又應該如何正視自身所處現狀？上世紀90年代畢業的中科院博士、同樣出身於貧困農村的王晨光教授，對於這一話題有著自己的思考。
“‘感謝貧窮’論調令人痛恨”
全現在：讀到黃國平的博士論文致謝，很多有類似經曆的人都會發出各種評論及讀後感，像黃國平這樣的是個例，還是有普適的借鑒價值？
王晨光：首先我對黃博士表達祝賀。這是一個勵誌的故事，並且這不單單是他個人的經曆，目前各個工作崗位上很多人都有類似的經曆。畢竟從國家層麵看，30年之前大多數老百姓還處於貧困狀態，所以現在很大一批事業有成的人會對黃博士的經曆產生強烈的共鳴。我在中科院讀的博士，後來又在美國工作差不多20年，現在大多時間在中國工作。我本人從小生活在一個非常貧困的地區，是山東魯西南的鄆城，當地有一句話叫“梁山108將，72名在鄆城”，之所以有那麽多好漢出自鄆城，也說明鄆城是一個自古以來就不太富裕的地區。今天盡管擺脫了最極端的貧困，但跟一些富裕地區比，仍然是相對貧困的。在我小的時候，家裏以種地為生，除了讀書，放學之後就要去放羊，去幹農活。在考取北京師範大學之前，我一直生活在農村，當然因為我父親是教師，我的家境在農村裏麵還算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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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裏的同學，很多小學都沒讀完，更多的是到了初中輟學，能讀到高中的非常少。我後來能夠進入高中，讀大學，到博士畢業又出國留學，這樣的經曆現在想想也不那麽容易，就算條件還好，畢竟受製於整個家鄉的貧困。農村裏，首先要從村子裏的學校考到鎮上，或是縣城的高中，如果這一步都出不去的話，其它的機會就幾乎沒有了。跟30年前甚至更早階段相比，為什麽說現在對博士的重視度不高了？
其實這個問題恰恰反映了目前的中國不那麽貧困，並非說現在的博士一定不如那個時候。從整體水平上、從知識水平的掌握來看，今天的博士比30年前的博士整體上水平是要高的，是經濟條件造成的反差導致了現在博士沒有以前更受重視的錯覺。
全現在：2018年，一名河北保定的女孩以707分的高考成績考入北大，當時她寫了一篇《感謝貧窮》的文章，說“貧窮”賦予了她生生不息的希望與永不低頭的氣量。中國古代也曾有鑿壁借光、囊螢映雪繼而成功的案例，是不是可以說，無論古今，寒門出貴子都是小概率事件？
王晨光：寒門出貴子這個命題存在非常大的問題。包括剛才提到的北大女生發表《感謝貧窮》的報道，我對這種報道發自內心地痛恨。還有最近的黃博士，我相信他是發自肺腑的一種感言，所以我尊重他的這種選擇，尊重他這種表達方式，但不能過度延伸，不能認為是貧窮造就了他的今天。尤其北大那位女學生寫《感謝貧窮》，我認為是極端錯誤的。如果一個人自己內心存有對過去的童年生活的懷念和留戀，這沒問題。但如果把這個公布於眾，認為貧窮是值得稱道的，這就有問題了。因為貧困不是單方麵的問題，它會帶來一係列個人的、家庭的、社會的問題。
中國自古長期有“寒門出貴子”這句話，但還有另外一句話，叫“窮山惡水出刁民”。如果在窮山惡水的地方，肚子都沒有吃飽，在那種情況下，讓他保留做人的尊嚴都很難，人窮誌短，更不要說出什麽貴子了。中國古代曆史上一直在宣揚這樣的案例，大概是因為這種大的反差才能產生震撼的效果；但更普遍的情況是，在農村裏麵看不到更多希望，那裏沒有像城市這麽好的條件，父母也不知道孩子將來能怎麽樣。我小時候家境還是相對不錯的，在小學的時候，有一個走街串巷的算卦先生給我算過一卦。他帶了一副牌和一隻鳥，把鳥放出去叼出一張紙牌來，紙牌上就是你的命運。我至今還記得這句話，是因為後來的幾年母親常常重複這樣一句話——“待到年方三十六，脫去藍衫換紫袍”，藍衫就是一般寒門或工人階層，換紫袍象征著當官，因為中國古代的官著紫袍。後來我也把它當笑話看，我在美國晉升助理教授那一年正好36歲。
“貧困是一個係統性的社會問題”
全現在：這兩年有個新詞叫“小鎮做題家”，特別火。全現在之前發了一篇文章《從北大退學重考上清華，一個“985廢物”的自我重構》，講述湖南的一名小鎮孩子考上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讀到大三，通過各種方式也難融入到周圍的環境，最終選擇退學。之後又去複讀，重新考入清華的文科類專業。他接受采訪時說，經過這麽長時間的反思，終於能夠認清自我，明白自己的定位。您對這種現象怎麽看？
王晨光：我讀大學的時候有另外一個詞，叫高分低能。為什麽當時會有這樣一句話，是因為當時中國城鄉的差別造就了一種極端的不平等。高考的時候，我們那時候是全國一張卷，我來自山東，同樣考進北京師範大學，山東考進北京的平均分數比北京考生要高很多。在我們老家常說一分壓死成百上千的人，但是山東和北京那種差距是幾十分，甚至上百分，這本身就是貧困所帶來的教育資源不均問題。
這也是我為什麽提到貧困有兩個方麵，一是貧困的家庭和個人；其次，貧困不僅僅是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的問題，它是一個係統性的社會問題。聯合國對貧困其實是有相對明確定義的，什麽叫貧困呢？貧困意味著個人或者家庭缺乏收入，也沒有可維持生計的手段。具體表現在家庭成員會處於饑餓狀態、營養不良、教育和其它的社會服務缺乏，並且還遭受社會性的歧視以及排斥，也缺乏參與社會問題、決策的能力。最主要的就是貧困會導致教育問題，會導致個人的健康問題，還會導致這種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
全現在：所以說，貧困不應該作為一種正能量去宣揚，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必去奮鬥改變貧困了，這顯然是一種邏輯混亂。在您看來，貧困對孩子的具體影響有哪些？
王晨光：聯合國曾組織一項調查，發現7歲之前如果兒童一直生活在貧困中，那麽他的認知能力比非貧困地區或者發達地區的兒童要低20%以上。比如有研究發現，貧困家庭的孩子隻有1/3左右能達到基本的教育大綱要求。這說明貧困家庭中的孩子已經遠遠落後於平均水平。其實還有一個更具體的角度來看貧窮，那就是健康。貧困家庭的住房麵積不足，住的環境也差，在這種環境中，孩子在傳染性疾病以及精神疾病的發病率都要高得多。世界範圍內的調查發現，貧困兒童患精神健康問題的概率是富足家庭的4倍左右，這是非常顯著的差異。另外一個可以量化的指標就是貧困地區的人均壽命比富足地區要短20歲。
“‘寒門出貴子’這句話本身透露出了階層意識”
全現在：今天，很多一線城市能得到最好的社會資源支持，這些資源是貧苦家庭的孩子、小鎮做題家、甚至二三線城市學生望塵莫及的。對於後者而言，他們應該怎麽去認識自我？尤其是各種攀比、競爭的環境裏如何才能夠不急躁、不浮躁地去追求自己相對明確的目標？
王晨光：為什麽剛才我說非常痛恨“寒門出貴子”這樣一個命題？是因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說，這樣一句話其實已經透露出階層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既然有貴子，那麽他已經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這種不平等就會體現在現代生活中的方方麵麵，這不是一個單純寒門和貴子的差別，而是貴賤階層的潛意識，是非常惡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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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在生活中，我也聽說北京很多家長讓自己的孩子從小上奧數，這裏麵隱含著一個概念：無論自己家庭條件好還是差，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將來能夠出人頭地。如果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民眾“貴子”認同的話，那麽這種階層差別的認同就是非常危險的。無論從聯合國還是中國政府，其實都已經意識到貧困帶來的這種深層次問題，所以中國政府這幾年也在以消除絕對貧困作為執政目標之一。
我們每個人今天無論按照什麽樣的標準，無論自我認可與否，還是在別人眼中成功與否，都不應該忘記過去自己的童年，無論是貧困的還是富足的，你沒法改變，這都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反過來講，貧困什麽時候都不值得驕傲，也不值得去感謝。實際上，讓孩子們有個幸福的童年是現代文明中人類的共同追求，這一點不能否認。
絕對不應該美化貧窮，那樣就反邏輯、反人類了。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從中科院博士到北大女生，寒門子弟應該感謝貧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