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假3天、拚一個9天“超長續航”的假期，還是加班5天、拿一筆相當於平時11天的工資？
這個問題，在自嘲為互聯網民工的孟靈（化名）心裏早有答案。“沒怎麽糾結，五一這種節假日出遊，機酒都比平日貴幾倍，遊客紮堆的體驗想必也不怎麽樣。”孟靈笑稱自己就是顆“酸葡萄”，“說到底還是差錢”。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規定，法定休假日安排勞動者工作的，支付不低於工資300%的工資報酬；休息日安排勞動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補休的，支付不低於工資200%的工資報酬。
另據《我國法定年節假日等休假相關標準》等文件，5月1日勞動節為法定節假日，法定節假日加班工資=月工資基數÷21.75天×300%；5月2日-5日為調休假期，用人單位不能安排補休的應給予勞動者兩倍工資，休息日加班工資=月工資基數÷21.75天×200%×4天。
照此計算，五一小長假加班5天的工資，相當於平時工作11天所獲得的收入。你會選擇加班工資放棄休假嗎？
“早晚打卡、摸兩天魚，掙了五千多”
加班，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職場現象。
《勞動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用人單位由於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後可以延長工作時間，一般每日不得超過1小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長工作時間的，在保障勞動者身體健康的條件下延長工作時間每日不得超過3小時，但是每月不得超過36小時。
這意味著，占用休息時間加班需要在員工自願的前提下，用人單位和員工共同協商決定，無權強行要求員工加班。
然而企業“暗度陳倉”的事實並不少見。“明麵上沒有強製加班，但是暗地裏有很多‘潛規則’。”在互聯網公司從事項目管理工作的林媛（化名）表示，“公司每月會對部門工作總時長排名，總時間墊底的部門，該部門領導會被罰款，為了不給自己領導添堵大家都會盡可能多加班‘表現’。”
“但是最慘的不是強製加班，是強製無償加班。”林媛無奈表示。
法律從業者指出，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及勞動合同，未經與工會和勞動者協商便強製加班加點，或加班加點超出法定時限，或未足額支付加班加點工資報酬（不低於工資的150%）的非法用工行為，顯然是違法的。
但在知乎搜索“強製加班”關鍵詞會發現，選擇妥協並默默忍受是大多數人的選擇。一則“天天被要求無償加班，我是不是要跟領導剛起來”的提問下，多位網友給出的建議是“最好不要”，滿含“胳膊擰不過大腿”的無措。
智聯招聘《2019年白領996工作製專題調研報告》顯示，調研樣本中每周加班的白領占比81.95%，其中無償加班的占比77.61%，更有24.70%表示每天都在無償加班。
資本邏輯和加班認同文化驅動下，國內互聯網公司加班早已是公開的秘密。
“世界一流互聯網公司的安全感來自對技術的掌控，國內互聯網公司除了技術以外，競爭的關鍵在流量變現，因此‘快’是其首要追求的。”林媛說。
她認為，正是心裏長久累積了這些憤懣，促使大家在法定節假日“賺加班工資”的行為愈演愈烈。“有同事清明假期兩天，幾乎沒事也去早晚打一下加班卡，總共掙了五千多。”
然而非必要加班的效率存疑，也與高效組織管理的初衷相悖。
“哪有那麽多工作要做”
無效勞動正在被越來越多企業摒棄。
一方麵，真的有那麽多任務要占用非工作時間完成嗎？
上海某大廠程序員崔瑋（化名）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非必要加班，我覺得更多是用狀態上的繁忙來掩蓋價值上的迷茫。”崔瑋向億歐EqualOcean解釋自己的觀點，“好的公司是鼓勵員工在工作時間內高效完成任務，希望盡量不占用大家額外的時間精力去做工作的。”
攜程集團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就曾公開表示不提倡“996”，並稱希望員工的常態應該是一周工作4天，每天工作5個小時。
去年7月，有消息稱阿裏內部宣布不再強製員工交周報。阿裏回應稱，要杜絕形式大於內容、沒有思考價值的PPT，而且不鼓勵低效率的加班，“我們追求工作效率，無謂的形式隻會增加負擔”。
崔瑋對此深表認同：“加班說明白天工作任務沒完成好，是效率低下和拖延症的表現。”為杜絕無意義勞動，崔瑋所在的公司采取申請加班製度——需要提前向上級明確加班原因和任務，由上級判斷非工作時間加班的必要性並作出審批。
另一方麵，“996”是否能為企業創造更高效益？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組織與人才戰略教學傑出教授周禹直言，中國企業內大量的“996”是無效的。
周禹將無效加班部分歸因於粗放管理。“很多管理者對工作安排的牽引力和價值把握力不足，特別是在確立、安排工作時，並沒有真正想清楚工作的價值取向和根本目的，對工作缺失相對明確的價值判斷，進而導致員工反複折騰、盲目加班。”
Boss直聘的一項調查結果也與周禹的判斷不謀而合。調查對象中，58.88%的職場人認為出現無效率加班的原因是領導能力不夠、沒做好安排，另有22.03%的受訪人表示是公司製度問題導致，隻有剩下26.09%將原因歸結為自己對工作任務不夠熟悉。
“讓我加班的不是老板，是其他願意加班的人”
一邊對八小時外的工作深惡痛絕，一邊卻積極參與“集體加班活動”，這是眾多職場人的“自相矛盾”之處。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並沒有自主選擇的權力。
Boss直聘《2019職場人加班現狀調查報告》顯示，近半數的職場人選擇加班並非因為工作，其中42.7%的人或因同事未走而選擇留下，或因老板還沒走不敢先走。
此外，“每天都加班”的情況在年齡越小的群體中比例越高。95後位居“每天都加班”的人群之首，而90後在“基本不加班”人群中墊底。
在上海某互聯網公司從事數據分析工作的陳涵表示，“被加班”是一種“不足為怪”的常態。
“公司的文化非常‘卷’，同事們都非常拚，不止拚工作業績，還拚誰加班走得晚。”陳涵（化名）向EqualOcean吐槽，哪怕自己的工作任務完成了也不太好意思走。
知乎一條高讚的回答這樣詮釋“內卷”：“內卷”就是你在電影院看電影，第一排有人站起來了，後麵人為了不被擋著，所以也跟著站起來，到最後影院裏所有人都不得不站起來。這種同儕壓力（peer
pressure），似乎對職場年輕人更奏效。
多位互聯網行業受訪者持相似觀點——加班是職場新人憑一己之力難以擺脫的“死循環”。
“背後好像有一隻無形的手推動不良競爭的發展，每個人都是參與者，每個人也都是受害者。”一位不願具名的90後受訪者向EqualOcean吐露心聲。
這種同一化的“道德綁架”，讓職場新人在壓力中逐漸忘記原本的節奏和內在需求。
陳涵認為，如果和其他同事的節奏脫節，會顯得不合群，有可能也會影響自己未來的發展。“這種模糊的狀態下，大家一致選擇稀裏糊塗地忙碌著。”
人類學家項飆在《十三邀》中把這種狀態描述為一種“不斷抽打自己的陀螺式的死循環”，指出內卷現象的背後是高度一體化的缺乏退出機製的競爭，拆分為價值評價體係和集體目標的高度一體化。
“大家都為同一個目標活著，社會認知對人生路徑規劃達成統一，要賺錢、要買大房子、要成家立業等，這導致大家都擠在一條道上。”項飆這樣說。
寫在最後
似乎是疫情後，打工人焦慮的相關議題總時不時撲麵而來。
“這屆年輕人正在被債務掏空”、“這屆年輕人在焦慮什麽”、“這屆年輕人還沒找著對象已經開始養老”等銳化並放大焦慮的標題鋪滿屏幕。“求求別再寫了，問題一個都沒法解決，光看得我血壓升高。”網友小西評論道。
其實焦慮並非完全源於疫情，就業、婚姻、買房這些問題本就是時代性的矛盾，而生活本就是複雜的應用題。
“既然焦慮沒有用，那就盡可能投入，按照自己的節奏過好自己的生活。”孟靈笑道，一方麵，不會以外界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價值，但是另一方麵，日子也要過下去。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我在上海，為了三倍加班工資留守大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