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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中國正如何改變全球媒體格局？

2019年秋天，在全球邊境關閉之前，一家國際新聞工作者協會決定向其成員就一個在非正式談話中不斷出現的話題征求討論：中國在做什麽？

它驚訝地發現這一話題涉及的範圍之廣。來自幾內亞比紹這樣的小國的新聞工作者應邀與中國同行簽署協議。中國政府的宣傳報紙《中國日報》不但以英文發行，還有了塞爾維亞語版本。一位菲律賓記者估計，菲律賓新聞專線中超過一半的報道來自中國國家新聞機構新華社。一家肯尼亞媒體集團從中國投資者那裏籌集資金，後來解雇了一位專欄作家，他寫了中國鎮壓維吾爾人的文章。秘魯的記者在社交媒體上受到好鬥的中國政府官員的強烈批評。

在每個國家，這看上去像是一個奇怪的局部現象，但綜合起來看，像是一個龐大的拚湊而成的戰略，以創造一個像BBC和CNN等媒體主導的全球新聞媒體的替代選擇，並將中國資金、權力和視角輸入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的媒體中。

但是這項研究提出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中國計劃如何利用這個新權力？

定於周三由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發布的另一份報告給出了答案。該組織是新聞業的工會聯合會，總部位於布魯塞爾，其使命使其對全球幾乎所有新聞媒體都具有全局視角。該組織與我分享了一份副本。它雇用了第一份報告的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對54個國家/地區的記者進行采訪。林慕蓮曾任NPR北京分社社長，現在是墨爾本大學(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高級講師。采訪“揭示了中國在全球範圍內已部署的現有媒體基礎設施的啟動，”她在報告中寫道。“隨著大流行開始蔓延，北京利用其全球媒體基礎設施，在國家媒體中傳播有關中國的正麵敘述，並鼓動了更加新穎的策略，例如散播虛假信息。”

在美國讀者看來，這份報告像是在警告我們，當注意力逐漸轉向國內時我們所錯過的事情。但這並不隻是曝光了一個密謀計劃，它更多得是記錄了一個全球力量的持續轉移。中國的媒體戰略並非秘密，並且中國政府表示，其宣傳活動和其他全球大國一個多世紀以來所做的沒有什麽不同。

當我向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趙立堅描述了這份國際記者撰寫的報告時，他通過微信告訴我：“美國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指責中國。”

報告發現，中國在大流行中進行的激烈外交伴隨著新一輪的媒體大肆宣傳，首先是向世界各國提供了防護裝備，然後又提供了疫苗，同時，在大流行的起源和中國外交這樣說法各異的事情上竭力確保中國的最佳形象。意大利記者表示，他們迫於壓力報道了習近平主席的聖誕節演講，並收到了意大利語譯文。在突尼斯，中國大使館向記者工會提供消毒洗手液和口罩，並向國家廣播公司提供昂貴的電視設備和免費的親中國內容。

塞爾維亞的一個親政府的小報出資做了一塊有中國領導人形象的廣告牌，上麵寫著“感謝您，習大哥”。

媒體宣傳和疫苗計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全球投資運動息息相關。在該運動中，中國的支持帶有附加的條件，其中包括債務以及在聯合國關鍵投票中獲得支持。

在某種方式上，中國正在進行一場艱苦的鬥爭。根據其他調查，即使在大流行在武漢開始之前，中國不斷加強的專製、對維吾爾人的待遇以及對香港持不同政見者的鎮壓已經損害了全球對中國的看法。隨著英國媒體監管機構撤銷了中國主要國有廣播公司的牌照，一些政府已經開始使中國官方媒體在其國家中的運作變得更加困難。但是，中國的大部分外交工作都集中在這樣的地方：盡管它們可能沒有歐洲國家的文化或金融力量，但在聯合國有投票權。而且雖然中國外交有時候似乎靠隨機應變，大使館也不夠用，但中國的努力正在對全球產生影響。

林慕蓮發現：“北京正在通過對各個國家產生影響來逐步改變全球媒體格局。”

我與另外兩位《紐約時報》記者——利馬的米特拉·泰姬(Mitra Taj)和羅馬的艾瑪·布博拉(Emma
Bubola)——一起向參與該報告的五大洲的記者進行了采訪。他們的態度不一，有的警惕中國政府的公開壓力，有的則對在紛繁複雜的媒體環境下應對又一個新的利益集團充滿信心。

在秘魯，政府對中國很友好，有權勢的政治人士很早就獲得了中國製造的疫苗。“真正引人注目的是它在國家媒體中如此頻繁的出現，”秘魯全國記者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 of Peru)秘書長蘇利安娜·萊內斯(Zuliana
Lainez)說，她說，秘魯國家通訊社和國有報紙《秘魯人報》(El Peruano)“就像中國大使館的速記員”。

她說，與此同時，中國大使館還出錢幫助一些新聞編輯部實現技術現代化。

“我們需要以憂慮的眼光看待這些事情，”她說。“它們不是免費的。”
 

西雅圖的一台《中國日報》自動販賣機。中國政府表示，它對媒體的推動和其他全球大國一個多世紀以來所做的沒有什麽不同。 JASON
REDMOND/REUTERS

中國對全球媒體的興趣日益增長，但並非所有關注這一問題的記者都覺得這是非常險惡的。意大利安莎通訊社(ANSA)副主任斯特凡諾·波利(Stefano
Polli)說，他看到中國越來越多地利用媒體”“在新的地緣政治平衡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但他為自己的機構翻譯和發布新華社的消息辯護——這種行為在國際記者報告中受到了批評——稱這是一項普通的商業安排。

中國還對其境內的外國記者進行打擊，使得國際媒體越來越依賴其官方描述，並拒絕向美國記者發放簽證，包括《紐約時報》的大部分分社記者。意大利Mediaset公司旗下電視台的知名主播盧卡·裏戈尼(Luca
Rigoni)表示，他的新聞機構在中國沒有自己的通訊員，而是同中國官方媒體簽訂了一份從中國進行報道的正式合同。然而，在他報道了病毒從中國實驗室泄露的說法後，合作戛然終止。

但裏戈尼說，把媒體和國家權力結合起來的做法並非中國獨有，他的公司為意大利前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所有。“它並不是唯一一個電視和廣播節目由政府或議會控製的國家，”他說。

國際記者聯合會秘書長安東尼·貝朗格(Anthony
Bellanger)在電子郵件中表示，他對這份報告的看法是，雖然“中國是信息戰中一支日益壯大的力量，但抵製美國、俄羅斯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政府施加的這種壓力也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現在哪個政府更加努力地投身這場運動，這一點沒有什麽疑問。去年，薩拉·庫克(Sarah
Cook)為倡導政治自由的美國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撰寫的報告發現，北京“每年花費數億美元向世界各地的受眾傳播他們的信息”。

美國可能在冷戰期間率先使用了隱蔽和公開的影響力工具，但政府的官方渠道如今已經萎縮。冷戰初期，CIA曾大舉發動影響力行動，秘密資助《邂逅》(Encounter)等有影響力的雜誌，後來這樣的行動讓位於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和自由電台(Radio
Liberty)等美國媒體，它們試圖向威權國家傳播未經審查的當地新聞，從而擴大美國的影響力。冷戰結束後，這些都變成了美國實力的軟性手段。

但最近幾年，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總統試圖把這些媒體變成更直白的宣傳工具，民主黨人和他們自己的記者對此表示抵製。美國國內對於如何使用自己的媒體渠道缺乏共識，這使得美國政府無法進行任何宣傳。相反，Netflix和迪士尼(Disney)等公司所代表的文化力量一直在發揮作用——它們比任何政府努力都強大得多，資金也更充足。

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對中國政府往往非常笨拙的宣傳效果表示懷疑，上個星期，當我把送到我家、根本沒有讀過的一周份《中國日報》當廢品處理時，我當然也持同樣的懷疑態度。這種在中國國內管用的宣傳不符合任何真正的新聞要求，基本上無法在激烈開放的市場上爭奪人們的注意力。

“中國正試圖在肯尼亞媒體上推廣自己的內容，但它還沒有那麽大的影響力，”肯尼亞記者聯盟(Kenya Union of
Journalists)秘書長埃裏克·奧杜爾(Eric Oduor)說，

其他人則認為，那些被記者們視為業餘或明顯是宣傳手段的東西仍然具有影響力。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政治學助理教授艾琳·巴戈特·卡特(Erin Baggott
Carter)說，她的研究發現，那些有記者受邀正式訪問中國的美國新聞機構，後來“從報道軍事競爭轉向了報道經濟合作”。

上周，在與世界各地的記者談論中國的影響時，他們沒有談到的東西也令我震驚：美國。在美國，當我們書寫和談論中國的影響時，往往把它放在想象中兩個大國和兩種政體之間巨大的全球鬥爭的背景下。但從印度尼西亞到秘魯，再到肯尼亞，記者們描述的都是更加片麵的東西：中國決心建立影響力，講述中國故事。

“美國人非常狹隘，總覺得一切都和美國有關，”林慕蓮說。“美國人和西方世界往往不會關注英語國家之外地區的變化，他們往往認為這些以西方為中心的價值觀適用於所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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