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以色列政府和哈馬斯組織先後宣布無條件停火，因以方驅逐西岸城市謝赫賈拉房屋居民引發的新一輪巴以衝突，在經曆 11
天的導彈互射後落下了帷幕。
四次大選後依然無法組閣的以色列政客們開始就衝突責任問題互相攻訐。中間派拉皮德認為內塔尼亞胡外交失誤犧牲了民眾利益，內塔尼亞胡則一直指責拉皮德危害國家安全。不過無論是哪派政客，都認為在軍事意義上以方大獲全勝，對戰爭中把以方戰損比降到最低的以色列軍隊褒獎有加，盡管在加沙喪生的巴人中有約四成為婦孺，而以軍粗暴對待境內阿拉伯平民的視頻也不時在網上出現。
軍人在政治麵前不可撼動的地位，源自以色列立國以來的安全優先政策。以政壇精英很大程度上由國防軍（IDF）出身的人構成，過去五任總理全部出自軍隊或國家安全部門，國防軍因此被公眾稱作
” 聖牛 ” ( 以色列的聖牛典故源自印度，指觸犯不得的至高無上之物 ) 。
● 本輪衝突期間的以色列反戰示威，牌子上寫著 ” 和平 ” / 世界說
不過與政壇相反，近年來，以色列民間一股反對兵役、敵視軍隊的左派暗流正在年輕人中湧動。軍隊在以色列民眾眼中作為立國之本和安全支柱的正麵形象，慢慢出現了裂痕。
” 參軍就是支持犯罪 “
2020 年，年滿 18 歲的以色列姑娘 Hallel
做了一個並不輕鬆的決定：拒服兵役。她清楚，這樣做的後果大概率是會把自己送進牢房。
作為全球為數不多的全民服兵役的國家，每一個以色列人都需要在 18 歲進入以色列國防軍（IDF）受訓，女性服役 2 年，男性 3
年是規定動作。按照以色列軍事法第 94 條的規定，未經允許未按時服兵役的應判處 3 年監禁。而拒服兵役，則要判處 15
年監禁。
不過，Hallel 在親眼目睹了自己村中的阿拉伯鄰居被以色列國防軍剝奪自由後，就再也沒法說服自己去服役。
● 拒服兵役的 Hallel / 世界說
Hallel 是東歐猶太移民的後代，從小生活在以色列北部一個叫 Harduf 的基布茲農莊，與周圍的阿拉伯人 ” 是很好的鄰居
“。但後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時，國防軍為了防止巴人發動襲擊，開始設路障，去城裏務工的阿拉伯人上下班要接受一係列檢查；宗教節日的時候，以軍出於安全考慮，也會阻止阿拉伯鄰居去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祈禱。
” 慢慢地，整個村子都在國防軍的控製下了，士兵甚至可以隨意闖入阿拉伯家庭進行搜查。”Hallel 回憶道。
據她介紹，國防軍對左翼猶太人也毫不客氣。”
有一次我們在海法組織遊行，抗議猶太人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繼續建立定居點，警察居然對我們用了特種彈藥。但另一邊一群右翼猶太青少年也在遊行，他們的標語上寫著
< 阿拉伯人去死 >，卻沒有警察去管。我是個反戰主義者，但當時我真想把手裏的瓶子朝警察扔過去。”
在她看來，服役就是支持這些暴力行為。
在以色列，逃兵役案件不歸民事法庭處理，而是交給軍事委員會。以色列也成了當今世界上，唯二將此類案件交給軍方相關機構裁決的國家——另一個是厄瓜多爾。不過，按照規定，如果軍事委員會判定拒服兵役者是
” 反戰主義者 “，也可依法免除兵役。當然，在她之前，沒人用這一點打贏過官司。
軍事委員會上，檢控官針對 Hallel 是不是真的 ” 反戰主義者 ” 提出各種假設性問題。而這些問題在 Hallel
看來，與其說是在檢驗她是否 ” 反戰 “，不如說她是否 ” 佛係不抵抗 “。比如，其中一個問題是，”
如果有人攻擊你的家人，你會反抗嗎？”
” 我回答會，他們就裁定我不是反戰主義。但這些問題根本和我是不是反戰無關。”
不出所料，一審的結果是 Hallel 敗訴，法庭要求她 3 天後去軍事基地報到。
3 天後，她確實去了軍事基地，卻隻是告訴軍官她沒準備好，也不準備去當個軍人。至此，她開始了 4 進 4 出牢房的兩個月。
起初她被判 7 天監禁，期滿釋放後被勒令繼續服役，她自然拒絕，緊接著又是 14 天的監禁， Hallel
的生活成為監禁——釋放——拒服兵役——監禁的循環。
第二次刑滿釋放後，她開始尋找媒體聲援，她的故事被大量報道。與此同時，隨著以色列境內新冠爆發，以及總理內塔尼亞胡貪腐案開審在即，右翼陣營出現輿論危機。
律師判斷這些輿論會給軍事委員會施加壓力，並由此認為上訴良機已到。他建議 Hallel 不再用 ” 反戰主義者 ”
標簽，而改用心理健康出現問題為由，提出上訴。按照規定，除正統猶太教徒和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外，有特殊健康問題的以色列猶太人也無需入伍。
● 2018 年，正統猶太教徒在耶路撒冷封路抗議征兵 / 東方 IC
但 Hallel 拒絕了律師的提議。她認為，那些在加沙遭受戰爭創傷的人更需要心理醫生。
二審在她第四次被監禁時開始了。與一審不同，這次軍事委員會不再向她提假設性問題，而是針對她在媒體上的言論進行提問。比如，一次她在接受電視訪問時提到，如果生在她父母那個年代，她會選擇服兵役。委員會問她：這話是不是支持對阿拉伯國家宣戰？這次她有備而來，回答說
” 不，因為那個時候人們普遍覺得戰爭是改變現狀的唯一方式。但是現在 30
年過去了，情況沒怎麽得到改善，衝突還是不斷。或許以色列人不應該去服役，而應該在其它領域投入更多人力和財力。”
二審結束，在經曆了總計 56 天的監禁後，Hallel 等來了軍事委員會的點頭。
Hallel 的案件之所以在以色列引起廣泛關注，是因為她是第一個用 ” 反戰主義者 ”
這個理由獲得批準，免除兵役的以色列人。她告訴我，據她所知 2021 年以來以國先後有 5
名青少年因拒服兵役而入獄，其中又已有兩人以 ” 反戰主義者 ” 理由勝訴並獲釋。
值得注意的是，眼下以色列國內拒服兵役的年輕人並不都來自左翼。也有一些右翼年輕人，認為服兵役是在浪費時間，他們想利用這 2-3
年去找工作或者賺錢。
顯然，最近幾年以色列境內安全形勢的大幅改善，讓年輕人漸漸失去了危機感，也喪失了服兵役的動力。
從良心到意識形態站隊
翻看以色列 ” 拒服兵役 ” 的曆史，其實早在 2000 年就出現了一次小範圍的運動，那一年 170
人因不同理由拒服兵役，被送進監牢。
到了 2002 年，約有 500 名 IDF 官員和士兵聯名拒絕上級發出的越過綠線（1967
年前的巴以邊境線）去建立定居點的指令時，有 500 個適齡青少年加入抵抗運動，拒服兵役。他們聲稱 ”
出於對以色列的愛，我們選擇拒絕服兵役，拒絕侵占巴勒斯人的土地，拒絕支持這個國家道德的淪喪。”
這些千禧年的抵抗者是伴隨著猶太複國主義意識形態長大的，他們依然 ”
願意為了國家和以色列人民的利益，自我犧牲，願意為了以色列的國家安全而去前線 “。前《巴以期刊》執行主編 Dan Leon 分析說，”
他們是出於道德的抵抗，而並非政治傾向和意識形態上的抵抗。”
20 年後，如今鼓吹拒服兵役的人更多的是在炫耀自己的 ” 反猶太複國主義 ”
左翼意識形態立場。他們認為，猶太複國主義是建立在剝奪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公民權利的基礎上的。他們甚至在猶太大屠殺紀念日和以色列獨立日組織紀念儀式，邀請為爭取巴勒斯坦人權力做出貢獻的巴人和猶太人做演講，把猶太民族主義紀念日，變成了一個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紀念日。
● 巴以衝突期間街頭反戰的以色列人 / 世界說
不過，與 Hallel 的 ” 軍隊是萬惡之源 “、” 軍隊無法保護以色列 ”
的極端反軍隊立場不同，這些大多數在中右翼中產家庭成長起來的左翼人士也承認，能夠發起拒服兵役運動的前提，是確信整個以色列社會的主流是願意參軍服役的。在絕大多數以色列民眾願意服兵役確保國家安全的前提下，左翼人士才會用拒服兵役來反對軍隊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立更多定居點。
畢竟，以色列這個人口小國，發生任何戰爭都必須要全民動員才能確保國家生存。拿四次中東戰爭來說，第一次中東戰爭全國 87 萬人口，3
萬被調用參戰；第二次中東戰爭，全國 178 萬人口，17 萬被調用參戰；第三次中東戰爭，全國 260 萬人口，26
萬被調用參戰；第四次中東戰爭，全國 320 萬人口，41 萬被調用參戰。超過 10% 的人口被調去參戰，這是什麽概念？一戰時德國總人口
6700 萬，190 萬參戰，參戰比例不到 3%。
所以，這些抵抗兵役者雖然希望通過和平來解決所有衝突，喊著 ” 結束占領和侵略才能實現和平 ”
的口號，但也深知在強敵環伺的中東，以色列一旦真的無兵可用、戰力下滑，即使是現在已經跟以色列簽了和平協議的阿拉伯國家，也會毫不留情地對以色列發動戰爭。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深訪：那些對軍隊說不的以色列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