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與紀念，似乎是這個五月難以避開的主題。明天（5月25日）是美國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遇害的一周年紀念日。去年5月25日，美國前白人警察肖萬與3名同事在拘捕弗洛伊德的過程中，用膝蓋跪壓弗洛伊德頸部長達9分29秒致其死亡，這一事件在美國引發全國性的示威活動。
遇害人喬治·弗洛伊德（左）與犯案警察肖萬（右兩圖）在新聞報道中的照片。
一年以來，弗洛伊德案對美國的政治係統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今年4月20日，陪審團裁決肖萬二級謀殺罪、三級謀殺罪，以及二級過失殺人罪3項罪名全部成立，並將於6月16日被宣布量刑。明尼阿波利斯市在司法和解中，向弗洛伊德家人賠償2700萬美元。與此同時，今年3月以來，美國眾議院正在推進《弗洛伊德警察執法公正法案》，該法案旨在針對警察執法過程中的歧視性行為。白宮也高度重視這一周年紀念日，據美聯社消息，美國總統拜登將於紀念日當天在白宮接待其家人。
但是，這些表層的舉措能否促進美國社會根本性的變化？弗洛伊德遇害一周年之際，各家媒體進行了回顧和盤點，《紐約時報》和《經濟學人》做了係列專題進行分析，《芝加哥日報》發表文章細剖去年當地警局的製度改革。BBC、《衛報》等英國主流媒體也相繼發出回顧文章。這些外部觀察給出的看法卻不容樂觀。
個體正義似乎在法律和輿論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伸張，但弗洛伊德之死已然成為一個象征符號，連接起警察職權濫用、種族歧視、殖民曆史等現代暴力史的記憶。弗洛伊德逝世一年之後，民權運動的訴求得到回應了嗎？美國的種族歧視、警察暴力和社會撕裂是否有所改善？本期“讀刊”帶大家看看外媒怎麽說。
撰文 丨馮塬雅
01
聚焦警察暴力
曆史矛盾的集中爆發
在諸多回顧的文章中，各種統計數據占很大部分。過去一年的憤怒與積極爭取尚未實質上改變美國的種族關係——且不論疫情所引發的亞裔仇恨問題。
《經濟學人》文章《弗洛伊德去世一年後，美國人依然對種族關係態度悲觀》（A year since the death of George
Floyd, Americans remain gloomy about race
relations）中對比了2020年和2021年的民意調查結果，得到了矛盾尚未緩和的結論。美國的社會裂痕，似乎在回光返照一般的愈合趨勢後再次被拉開。
BBC則就犯罪、刑法相關數據，證明非裔美國人在刑罰體係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未攜帶武器的非裔受致命性槍擊的可能性比白人高出三倍；
斯坦福大學2020年的調查顯示黑人司機被警察叫停搜查的可能性比白人高20%；
因藥物濫用被捕的黑人遠多於白人即使雙方使用藥物程度相同……
Newsweek則引用獨立調查項目“警察暴力地圖”（Mapping Police
Violence）的數據：弗洛伊德遇害至今，記錄在冊的又有181名黑人被警方在執法中致死，也就是說占據美國人口13%的黑人在去年所有的執法致死者中占18.7%。
這些數據都指向了體係性的警察暴力和種族壓迫。誠然，這可追溯至18世紀的美國南方各殖民地的治安隊。這些白人組成的地方警察力量，最主要的職能便是抓捕和鎮壓黑奴。而在重建時期之後的美國，奴隸製的陰影在現代警察製度中得到了依然強勢的延續。
耶魯大學法學院教師Elizabeth Hinton受《紐約時報》邀約，為弗洛伊德紀念係列撰寫了《我們能否避免下一場交火？》（Will
We Ever Get Beyond the ‘Fire Next
Time’?）一文，梳理種族歧視與警察暴力的半世紀糾葛。她指出，在民權運動風生水起的六十年代，尼克鬆和裏根總統的“犯罪與毒品戰爭”（War
on Crime, War on
Drug）也強勢展開。美國政府向監獄係統注入大量資金，也以貧困人口——多為移民、非白人——為罪行主要滋生團體為邏輯，開始增加對這些社會底層群體的警方管控。
在HInton看來，這種由白人至上視角提出的對法律和秩序的訴求，導致了種族矛盾在1963年的惡化——二十五萬學生參與了“向華盛頓進軍”的人權政治集會，過程中有暴力手段。約翰遜總統時期為維護秩序而臨時頒發的《1968年綜合犯罪控製和街道治安法案》（Omnibus
Crime Control and Safe Street Act of
1968）卻被長期保留，使得以加強警力以暴製暴的潛在邏輯根深蒂固。加上越南戰爭時期，聯邦政治家借勢為鎮壓國內暴動取得了更多的資金和人力，針對黑人和移民的監視和非法搜查越發成為常態。弗洛伊德案件之後，這些被忽視的曆史政策變化成為了研究和討論對象，半個世紀以來的警察暴力發展史被更為清晰地了解和麵對。
弗洛伊德遇害前說出的“我不能呼吸了”，他被鉗製在膝下的九分二十九秒——這些細節在過去一年的遊行和抗議文章中被反複引用，幾乎成為民權運動符號。而符號背後，是被不斷重新敘述的眾多相似的前受害者。輿論壓力下，各地政府表示會督促警察製度改革、減少此類開支，譬如紐約市政府宣布將部分警力資金轉用於社會福利工作。
可正如經濟學人的調查表明，真正的改變還未發生。紐約時報同時發布的《去年，對“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支持突增，但持續了嗎？》（Support
for Black Lives Matter Surged Last Year. Did It
Last?）一文中，衛斯理女子學院政治學教授Jennifer Chudy 和Hakeem
Jefferson基於過去一年的民意追蹤調查指出，在短期的積極響應之後，以白人為主的共和黨派人對黑人民權運動的支持意願又回落到了以前的水平。係統性暴力的問題，依然任重道遠。
據《紐約時報》提供的數據顯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支持率自去年夏天達到頂峰之後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02
哀痛的凝聚力量
民權運動緊密相連
弗洛伊德案件與以往的警察暴力事件相比，影響力更大且持久。去年夏天，BBC就以樂觀的口吻列舉過案件為全世界帶來的十大變化，包括全球範圍內的遊行抗議、殖民時期留下的公共雕塑被推翻、大公司為“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站台、相關捐款數量增加等等。無論這些社會活動的影響最終能持續多久又是否可根除社會問題，過去一年的民權運動確實帶來了六七十年代西方社會的激進風氣。弗洛伊德之前，歐美都出現過相似的案例，被害人卻被迅速遺忘，直到此次風波再起。這種態度變化背後，有諸多政治、社會時事的影響。而一個之前常被忽視的原因，是年輕一代民權運動參與者的成長。
非營利組織“彌補裂痕”（Repair the Breach）和“窮人的運動”（Poor People’s
Campaign）的主理人William Barber II聯合《價值觀的演進：為社會利益重拾公共信心》（Revolution of
Values: Reclaiming Public Faith for the Common Good）的作者Jonathan
Wilson-Hartgrove，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富有號召性的文章。他們追溯了美國在上世紀中期的第二次社會重建，指出上一波民權運動推動者都是在以前的社會不公中成長起來的。近二十年的見證，最終會在他們進入社會時通過更為積極的行動、對道德和正義更為強烈的訴求，爆發出來。
在文章《那一聲“我不能呼吸了”號召起一代人尋求正義》（A Cry of ‘I can’t breathe’ United a
Generation in a Gasp for
Justice）中，兩名作者總結了弗洛伊德之後的民權運動的訴求，並將歸納為美國的第三次社會重建。他們列舉的目標結合了過去一年的社會動蕩，其中包括疫情中所體現出來的福利社會的不平等——“第三次重建，是為了保證美國黑人在一場疫情中的死亡數量不再是白人的兩倍。”他們對民權運動的未來抱有信心，因為他們相信，現在的年輕社會運動者在兒時見證了黑人少年Trayvon
Martin在密西西比的遇害，見證了太多相似的案件，並會在弗洛伊德案件這個導火索下堅持伸張正義。美國四百年的種族歧視史既見證了社會問題的不斷固化，卻也為Barber和Wilson-Hartgrove找到了樂觀的理由。
與此同時，其他西方社會也在用各自的方式響應著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在衛報的紀念文章《一年已逝，弗洛伊德遇害如何改變了世界》（One
year on, how George Floyd’s murder has changed the
world）中，衛報的三名記者采訪了英美的民權運動參與者。他們認為弗洛伊德的慘案讓人們重新回憶起在此之前的相似案件，譬如在英國被害的Mark
Duggan和同樣無辜受害的法國黑人少年Adama
Traore：“這起案件折射的是各國針對黑人的暴力史——從奴隸製到殖民主義——並由此以一場死灰複燃的全球運動聯結起了各國抗議者，一同對抗帝國主義遺存及其所象征的種族歧視。”在這樣的大曆史背景下，其他西方國家並不能獨善其身。
過去的一年中，“英國黑人全體”（All Black Lives
UK）等黑人民權組織在曼徹斯特、布裏斯托等城市集結、遊行，成功地推翻了30座公共雕塑，並撤銷了39個具有殖民帝國主義色彩的街道名。在法國，弗洛伊德事件一發生，公眾就展開了激烈的關於法國殖民曆史的討論，並伴隨著相似的雕塑、街道名撤銷行為。法國是第一個在律法中將奴隸製度定義為“反人類罪行”的國家，但在過去一年裏，關於種族歧視、殖民問題的討論依舊熱火朝天——即便法國總統馬克龍反對推翻那些富有爭議性的城市雕塑。民權運動的焦點變成了阿拉伯和非洲移民，但對體係性種族歧視與暴力的抗議卻相似。
弗洛伊德已經遇害一周年，現在判斷其後續的民權運動到底成功與否還為時尚早。他的名字，包括他生命最後的九分二十九秒和最後一句求救變成了不同社會邊緣群體用以實現政治理想的象征符號，就像波士頓傾茶事件的那聲槍響一樣，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浪潮。即便數據顯示警察暴力事件在過去一年中並未減少，但曆史的陰暗麵確實在過去一年中得到了梳理和傳播，社會活動者之間的聯合也越來越緊密和多樣化。
03
抗爭與訴求之後
社會重建遠未完成
這場對“第三次重建”的呼籲雖然已經推動了部分政策的改變和社會輿論轉向，但運動本身也並非無可指摘，最大的爭議在其過程中涉及的暴力、破壞公物和趁機劫掠的行為。由於“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本身就質疑警察體係將暴動與種族相掛鉤的潛在邏輯，公眾對這些暴力事件的回應顯得模棱兩可。
曆史學家Robin D.G.
Kelley在第一時間寫文稱，媒體對財務損失的過分關注是在別有用心地轉移注意力。財務與人命，哪個關天？這個輿論形勢下難以避免的選擇題，其實並沒有為事件相關者提供選擇餘地。以Marc
Jacob和Coach等時尚品牌為例，他們在店麵損毀的情況下隻能表示接受和支持。洛杉磯遊行中，Marc
Jacobs的店麵被毀壞，Jacobs依然在Instagram簡單表示：“生命不可替代，黑人的命也是命。”
除了知識分子聲援外，社科調查結果也為抗議者撐腰。去年九月起，“武裝衝突地點與事件數據項目”(The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ACLED)和哈佛拉德克利夫高等研究院(Harvard
Radcliffe
Institute)等權威調查機構便相繼發表報告，指出93%以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都以和平方式進行，暴力常常來自政府的鎮壓。時代周刊在引用數據時稱，大多數人對民權運動的負麵印象源自“政治導向和帶偏見的媒體呈現，譬如對暴力事件的過度報道。”與此同時，新聞記者Michael
Tracey在去年夏天進行了將近兩個月的走訪，發表了他對暴亂發生地區的商戶的第一手采訪資料。在亞特蘭大、韋恩堡、格林貝等城市，民權運動確實使得商業停滯、商戶人人自危。但這些，並沒有在主流西方媒體最近的回顧性文章中被提及。
民權運動與暴力的聯係在馬丁路德金的時代就已經奠定了基礎。這名黑人民權運動先驅曾說：“暴動者被社會排除在外，也甚至珍視這個社會的財產超過於人命，因此他要踐踏財產所屬權來撼動這個社會……暴動的真正源頭，是白人至上主義。”黑人所遭受的暴力實為可怖，但暴力與不公並不能用簡單的加減法相抵。但受害者自己在尋求公正時有過失，人們不願意、也不感冒著大不韙去加以指責。在義憤和政治正確趨勢下，當陷入危機的是律法和執法係統本身，整個事件的是非就越發混沌了。
此外，呼籲改變現實的民權運動參與者，很難以相同的精力與熱情參與具體的社會體係重構。他們與執法人員之間的矛盾很難破鏡重圓，但正如BBC最近對美國警察的采訪中所指出的那樣，體係性的暴力也無法由執法個體無差別地承擔，社會治安維護依然必要但重新建立社會對執法機關的信任不僅需要警察製度的改革和警察的主動改變，也需要民權運動者的冷靜合作。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全球網絡中，也存在關於領導者、財務體係不透明和群體間差異性難以調和的問題。
在US
Today最近的采訪中，受訪者明確表示：“‘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原本可以做得更多。”組織領導人則表示，正如六十年代的民權運動，“黑人的命也是命”是一場自發自覺的運動，不可能麵麵俱到，也無法把捐款用在所有人身上。但生活逐漸複歸常態的眾多黑人家庭，此時需要的不僅是呼籲和聲援，而是使他們維持生活的實質性措施。然而，除了US
Today的短小引用之外，“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組織者目前並沒有發出太多聲音。組織的運行似乎被各大平台默契回避了。
喬治·弗洛伊德是一個普通人，但他的死亡出人意料地點燃了跨越國界的反種族歧視怒火。或許正因為他的簡單背景和去年的特定時勢，他得以成為一個在各國被廣泛借用的鬥爭符號。可一年之後，最初的熱情不足以支撐更長久而縝密的社會重建計劃。這個臨時一呼百應的民權運動及其組織，是否隻是轉瞬即逝的煙火？涉事警察被正式判刑之後，這場運動是否也離平息不遠了？而過去一年裏被開啟的表達群眾憤怒的窗口，在沒有大選、疫情等情勢推波助瀾的將來，是否會事與願違地僵化成政治正確的言行模式，導致更多的社會隔閡？
弗洛伊德之死一周年紀念，各家西方媒體歎息，爭取來的成果遠沒有達到預期，美國社會可能會麵臨更加艱難的處境。與此同時，他們也在自我安慰：社會抗爭終歸是有效的，從長遠來說，所付出的努力一定會有回報。他們並沒有太多發揮空間。再過一年之後，曆史記憶又會被怎麽書寫、那些社會理想又是否在如願轉化成現實？沒人說得清楚。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弗洛伊德遇害一年後，美國社會變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