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真正免於饑荒的原因是什麽？
就中國社會的案例，在這樣特殊的日子裏，大多數人的答案肯定是袁隆平。
袁隆平院士當然了不起。
他所研究育種的雜交水稻，將畝產從300公斤提到到900公斤，實現了科學育種上的突破，為人們所讚譽。
袁隆平院士最突出的科研貢獻，更早可以體現在1966年他所發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論文。他在文中指出：
「要想利用水稻的雜種優勢，首先必須解決大量生產雜種的製種技術, 從晚近作物雜種優勢育種的研究趨勢和實際成果來看,
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途徑, 首推利用雄性不孕性。」
◆ 袁隆平院士1966年發表於中文版《科學通報》上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雄性不孕性指明了三係水稻雜交的可行性，為後來育種雜交水稻做出了科學貢獻。
技術誠然是解決糧食問題的重要手段。
但是，真正讓中國人開始吃飽肚子的，不僅是技術，更重要的是製度的改變。
還記得1978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嗎？
安徽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冒死簽下「生死狀」，以家庭（農戶）為單位，承包村裏的田地。
◆1978年，小崗村農民簽下的生死狀與按下的手印。圖片來源：China Daily
按照規定，他們上繳一定比例的稅給國家和集體，剩餘的生產所得歸自己所有。
結果呢？
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小崗村獲得糧食大豐收。全村的糧食產量達到7萬公斤，是過去五年的總和；人均收入更是從22元上升到400元，一年之間，漲了近20倍。
這個故事，中國人耳熟能詳，但道理，未必人人都能體會。
農民還是同一批農民，隻是因為農民的權利發生了改變，產出結果就發生了天壤之別。
提高糧食產量的因素，固然有技術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製度，尤其是能激勵個人的私人產權的製度。
原因很簡單。
人是主動資產，而且人天生有惰性。
如果一種製度安排，使得人幹多幹少一個樣時，人這種主動資產就會趨於關閉主動能力，偷懶、搭便車行為，隨之而來。
小崗村農民的實踐，便證明了這個道理。
◆土地製度變遷對糧食產量的影響。圖片來源：《農村土地製度變遷對糧食生產影響的實證分析》，國家統計局陝西調查總隊課題組，2015年
上表為國家統計局2015年發布的《農村土地製度變遷對糧食生產影響的實證分析》調查，可見，不同產權製度安排下，對糧食產量有不同的影響。
在人民公社化時期，人民公社化製度對糧食的產量影響為負。
這是因為，這個時期的土地所有權歸集體所有，農民按照生產隊的安排進行集體勞動，生產所得也歸生產隊所有。
而勞動成果，則實行平均主義，統一分配。
在土地所有權和生產所得都不歸農民所有的情況下，農民自然失去了生產積極性——反正幹多幹少都一樣，不如隨波逐流，吃大鍋飯。
當大鍋飯吃久了，沒有人願意生產時，所有人都會吃不飽飯。
相反，當小崗村包產到戶後，農民能獲得部分生產所得，產權安排對糧食產量便有立竿見影的影響。
尊重個體的私人產權，讓人能保有勞動成果的全部或哪怕隻是一部分，人的生產積極性也會大大提高。
這就是人類社會財富的最基本的奧秘。
經濟學家巴澤爾（Yoram Barzel）在1977所寫的經典論文《奴隸製的經濟分析》(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的注釋中，曾提到一個聰明的奴隸主與聰明的奴隸的故事。
◆美國經濟學家約拉姆·巴澤爾（Yoram
Barzel）。關於產權問題的討論，可以閱讀他所著的《產權的經濟分析》一書。圖片來源：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在西印度群島，一位奴隸主認為，他那聰明的奴隸理應每年掙150美元，但他實際上卻隻掙了18美元，而奴隸主卻需要為這位奴隸花費45美元的醫療費用。
的確，奴隸掙了錢又沒有地方花，那他為啥要多幹活呢？
為了提高奴隸的生產積極性，奴隸主便告訴奴隸，隻要他每年掙到400美元（遠比150美元要高），超出的部分就歸奴隸所有。隻要攢到足夠的錢，奴隸主就會讓奴隸自己贖身，還他自由，讓他到費城和兄弟團聚。
結果，這個聰明的奴隸在煙草公司完成超額工作，最終攢到足夠的錢，為自己贖身。
由此可見，隻要改變產權的安排，結果立馬就大不一樣。
也因如此，當人們能為自己勞動並享受成果時，人類社會便不會有饑荒。
因為，隻要某個地方出現糧食短缺，商人出於牟利，積極性就會馬上調動起來，在糧食豐裕的地方低價購買，轉運到糧食短缺的地方，以相對更高的價格售賣，在賺取利益的同時，解決地方的糧食需求。
而且，就算由於商人高價出售，短期內仍有部分人買不起糧食。但是在利潤的驅使下，會有更多的商人轉運糧食到需求旺盛的地方。當這樣的商人越來越多，糧食供給也越來越多，糧食價格就會降下來。
在市場的自由運作與財富的激勵之下，饑荒問題就會自發被抹平。
如今，我們正處在一個高速城市化的時代。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一日三餐，能享受到花樣美食，都得利於那些覺察到市場短缺機會的商人，他們聞風而至，從別處將食物運送過來。
即便在一個社會，人口增長太快，導致糧食供給跟不上，但在自由市場與私有產權之下，商人便有動力會開發短期替代產品，並且同時投資能帶來更快糧食增長的技術。
在一段時間之內，商人會再度讓糧食供給跟上糧食需求。
這些商人，並不是在做慈善，但他們為什麽會對市場短缺這麽敏銳？會及時跟上人們的需求？
因為他們是在為自己的財富幹活。
所以，隻要有私有產權+自由市場，人類社會就幾乎不可能鬧饑荒。
工業革命之後，通常而言，一個國家會鬧饑荒，不是因為技術出了問題，而是產權製度以及市場出問題了。
技術能幫助糧食增產，但並不意味著饑荒必然減少。
因為人類曆史上，許多大饑荒發生在糧食豐收時期。
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貧困與饑荒》中，深刻地分析了豐裕時的饑荒這個難題。
森出生於獨立前的印度孟加拉。他在9歲那年，也就是1943年，經曆了孟加拉大饑荒，當時有200萬-300萬人死於這次大饑荒。
◆1943年，加爾各答街頭飽受饑荒之苦的家庭。圖片來源：Wikipedia
一般的觀點認為，孟加拉大饑荒是因為糧食短缺造成。
但在《貧困與饑荒》中，森卻指出，這次大饑荒並不是糧食短缺造成的。
孟加拉在饑荒發生時，糧食產量並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遠遠低於往年平均水平。盡管1943年孟加拉的糧食供給比前五年平均低5%，但卻比1941年要高13%。
可是，糧食供給更少的1941年並沒有發生饑荒！
為什麽收成更好些的1943年卻發生了大饑荒？
導致饑荒的，並非天災，而是人禍。
森在書中指出，真正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戰爭期間印刷鈔票導致通貨膨脹；
（2）預期歉收引發投機性囤積行為；
（3）政府管理混亂，尤其是錯誤的糧食征購計劃，加劇了（2）中的囤積行為；
（4）孟加拉在1942年全麵禁止自由貿易；
（5）收入和購買力之間存在不對等的膨脹關係。在政府安排下得到補貼的人抵抗住了糧食價格上漲的壓力，而那些在政府計劃外的人，則隻能忍受。
（6）農村饑荒導致城市對「奢侈品」需求降低，使得從事其他職業的勞動力事業，陷入饑荒；
（7）孟加拉處於價格體係調整的轉折期，1942年後，工資上漲滯後於糧食價格。
按照森的觀點，孟加拉大饑荒並不是因為糧食供給量發生顯著變化，而是因為當時的製度安排無法滿足人的需求。
在孟加拉大饑荒中，不論是政府印刷貨幣、實行糧食征購計劃、不對等的補貼，還是禁止自由貿易，都壓製了個人的交換權利，使人無法自由交換。
所謂權利，是指在法律規則之下，一個人能夠通過交易、生產或者兩相結合的方式，將自己所擁有的商品轉換成另一種商品。
換句話說，孟加拉大饑荒，是由於人的交換權利惡化造成的。
正如森在書的開篇所總結的那樣：
「一個人避免饑餓的能力依賴於他的所有權，以及他所麵對的交換權利映射。一般來說，食物供給的減少，會通過食物價格上漲，對一個人的交換權利造成不利的影響，並使他麵臨饑餓的威脅。所以，即使饑餓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饑餓的直接原因也是個人交換權利下降。」
這個權利，本質上就是私有產權。
在個體私有產權受到侵害的社會，饑荒總是不可避免地發生。
比如蘇聯（包括蘇俄）的三次大饑荒。
第一次，1921-1922年大饑荒。
戰時共產主義時期，農民被迫交出所有餘糧和部分口糧。
對於農民來說，如果賣力幹活，生產的糧食隻會被征糧隊征收，自己無法留下來，他們便不願意多種糧食。
最後，在1921年，蘇俄爆發大饑荒，甚至出現人吃人的人間慘劇。
據學者估計，這次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範圍在100萬人-500萬人。
此後，蘇聯轉向施行新經濟政策，農業得以暫時複蘇。
第二次，1932-1933年大饑荒。
蘇聯開始「一五計劃」，強製農業集體化，以配合工業化的需求。
農民不僅要上繳生產工具和土地，還必須交出國家規定的糧食，否則以刑事罪論處。
蘇聯治下的農民，生產積極性再次遭到打擊。
1932年，蘇聯發生了比前一次更加嚴重的大饑荒。由於蘇聯當局一直對此保密，嚴禁人們談論大饑荒，具體死亡人數未知。按照估算，死亡人數從300萬到800多萬不等。
第三次，1946-1947年大饑荒。
二戰結束後，蘇聯在戰爭中的傷亡導致勞動力急劇下降，而複員軍人在戰後無心參與生產，蘇聯又過度征收農民糧食，加上過度開發引發幹旱等因素，使蘇聯遭遇糧食危機。
這次饑荒的死亡規模雖不及前兩次，但饑荒下，再小的悲劇也是悲劇。
一旦缺乏自由市場，縱使農業技術再好，糧食再豐收，也有可能麵臨饑荒。
而那些至今上演著饑荒的國家中，索馬裏、敘利亞，包括此前的委內瑞拉危機（參見《委內瑞拉已成人間煉獄》）……都缺乏自由市場。
在這些國家，政治動蕩、腐敗橫行，缺少民主製度對權力的製約，權力不僅無法在製度上保障產權和自由市場，反而惡化個人權利。
既然產權的破壞和不自由的市場是導致饑荒的直接原因，那人類應如何免於饑荒呢？
按照森的觀點，政府在製度上可以做到兩件事：
（1）保護私人產權，讓個體能利用自己的稟賦獲取收入；
（2）保護自由市場，讓個體能進行自由交易；
有了自由市場，人類才能逐步消滅饑荒問題。
技術進步誠然重要，製度的力量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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