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我國將出台重大政策舉措。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開會議，會議指出，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於改善我國人口結構、落實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保持我國人力資源稟賦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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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養娃高成本痛點 多措並舉讓教育回歸校園本位
養娃教育成本幾何
編者按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出生增長率在放緩。其中，家庭生育、養育、教育孩子的成本過高是影響生育率的一大原因。為此，中國經濟時報推出本組調查報道，聚焦養娃成本之中的教育成本，探尋當下困擾家長的養娃難題，並探尋解決之道，敬請關注！
本報記者 胡畔 王麗娟
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出生增長率在放緩。其中，家庭生育、養育、教育孩子的成本過高是影響生育率的一大原因。為此，中國經濟時報自2021年5月14日起至5月21日，開展了為期一周的《養娃教育成本網絡問卷調查》。
此次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1205份，來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慶、四川、河北、遼寧、江蘇、廣東、廣西等25個省區市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受訪者參與了此次調查，共涉及國內64個城市，涵蓋多個年齡段人群。其中，19-24歲受訪者24人（占1.99%），25-29歲受訪者70人（占5.81%），30-40歲受訪者858人（占71.20%），40歲以上受訪者253人（占21.00%）。
調查結果顯示，近半數受訪者生育意願不積極。相較於生育和養育成本，教育成本在“養娃成本”中占較大比例。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要提高生育意願，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等多方力量支持。在降低教育成本方麵，要把教育放在國家戰略的高度上加大投入，使教育回歸校園本位，同時讓教育資源更加均衡化發展。
育兒成本高致生育意願不強
參與此次調查的1205名受訪者，有1166人已婚，39人未婚；1158人育有子女，47人未育子女。值得注意的是，在47名未育子女的受訪者中，有22人在“是否願意生育小孩”選項中選擇“不願意”，占比高達46.81%。同時，在1158名育有子女的受訪者中，有593人在“是否有生育二胎的打算（或已生育二胎）”的選項中選擇“沒有”，占比達51.21%。AD
事實上，隨著我國老齡化的加快和人口紅利的逐漸減少，國家早已慢慢放開生育政策，鼓勵生育。2015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決定，全麵放開二孩政策。至此，實施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終結。但從此次調查數據來看，為何仍有近半數受訪者生育意願不積極？
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人力資源研究所副所長初浩楠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生育意願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成本太高。生育成本包括三大部分，一是養育成本，二是教育成本，三是時間成本，即孩子出生之後父母花在陪伴和教育上的時間。
“如果一個家庭認為目前的經濟條件不足以養育一個孩子，或者生育後會使生活質量大幅降低，甚至會影響到職業發展，就會選擇不生育。同時，如果對未來國家政策、社會福利等缺少定性預期時，會產生對生育的畏懼心理，也會影響生育意願。”初浩楠分析道。
此次問卷調查結果也印證了專家的觀點。調查結果顯示，上述615名不願生育小孩或不願生育二胎的受訪者，在“不願意生育孩子（或二胎）的原因”選項中，選擇“生、養、育孩子的經濟成本太高”的占80.65%，選擇“缺少養育、照顧孩子的時間”的占56.59%。還有32.68%的受訪者認為“相關的社會保障力度不夠”，22.93%的受訪者則是有個人客觀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對於未育子女的受訪者而言，在不願生育的原因中，有45.45%的人選擇“會影響個人職業的發展”；而對已育有子女但不願生育二胎的受訪者而言，僅有12.48%的人選擇了這一原因。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1年-2020年，我國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53%，較2000年-2010年的0.57%下降0.04個百分點，人口增速進一步放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一級調研員、研究員佘宇告訴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這既有育齡婦女減少、生育意願降低等原因，也反映出“生不起、養不起”、育幼壓力大等問題。
麵對這種情況，應如何提高生育意願？初浩楠認為，一方麵要提高國內產品生產標準，嚴格市場準入製度和質量把關，讓真正符合標準的產品進入到市場。“使用國內產品可以降低育兒成本，比如讓中國父母給孩子喝放心的中國奶粉。”他解釋道。另一方麵是讓教育回歸校園本位，減輕家長報課外班的高成本負擔。同時，通過嬰幼兒的社保兜底來降低生育成本。總的看來，要從國家層麵、社會層麵同時入手，把育兒成本降下來。
佘宇也認為，加強家庭養育能力、鞏固家庭育幼基礎地位，有賴於政府、市場和社會力量等多方麵支持。“政府要為家庭提供科學養育指導，營造良好社會氛圍，完善產假、育兒假、生育津貼、個稅扣除以及彈性工作安排等相關政策，並為困難家庭提供兜底保障服務。”
不過，佘宇表示，當下城市地區雙職工家庭的托育服務需求非常迫切，必須綜合考慮托育服務在充分調動女性就業和參與經濟社會發展、鼓勵生育、帶動家政服務行業發展形成新的增長點等方麵的積極作用。
他建議，通過財政補貼、購買服務等形式，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做好示範引領，探索符合城市家庭需求的托育服務，尋求政府與市場、供給與需求之間的動態平衡。AD
降低教育成本須加快教育資源均衡化發展
調查數據顯示，生、養、育孩子的經濟成本太高，是目前影響生育意願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相較於生育和養育成本，教育成本才是“養娃成本”中的重頭戲。
在上述1158名育有子女（含育有二胎）的受訪者中，有952名受訪者子女年齡在6-12歲，占82.21%；135名受訪者子女年齡在3-6歲，占11.66%；102名受訪者子女年齡在0-3歲，占8.81%；231名受訪者子女年齡在12歲以上，占19.95%。在對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渠道上，九年義務教育、家庭教育、興趣愛好培訓班名列前三，分別占86.53%、76.94%、71.76%，幼兒園或學前班教育、課外輔導機構分別占55.61%和67.27%。
對此，佘宇表示，近年來，教育領域綜合改革不斷深化，很多領域都取得明顯進展。但受多方麵因素影響，教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較為突出，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壓力仍然較大。在他看來，由於義務教育資源配置仍不夠均衡，家長對子女“學習成績”和“升學”充滿焦慮，參加課業課外輔導、培訓班或請家教成為部分家庭無奈之舉，進一步加劇其教育支出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資金方麵，不同地區還存在一些差異。以北京市和湖北荊門市為例，來自北京的受訪者數據顯示，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資金，在1萬元以內的占4.42%，在1-3（含）萬元的占23.01%，在3-5（含）萬元的占23.01%，在5-10（含）萬元的占33.63%，在10萬元以上的占15.93%。總體來看，北京的受訪者對孩子的教育投資主要位於5-10（含）萬元區間。而來自湖北荊門的受訪者數據顯示，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資金，在1-3（含）萬元的占56.45%，是主要區間。
對此，初浩楠認為，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當地的收入水平，也使家庭教育投資比例不同。同時，一個地區的經濟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影響著整個地區的教育資源質量。“北京是一線城市，教育資源豐富、質量高，家長願意投入較多的教育成本。湖北荊門屬於四線城市，居民收入相對較低，優質教育資源也相對缺乏，因此對教育的投入也相對較低。”他分析道。
不過，盡管因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教育資源不同，導致各個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投入資金數額有所差異，但從整體來看，不同地區的家庭對孩子教育投資的比重大體一致。
在“對孩子的教育投資約占家庭收入百分比”的選擇題中，來自北京的受訪者數據顯示，有48.67%的受訪者選擇“10%-30%（含）”這一項；來自湖北荊門的受訪者數據中，選擇這一項的人數占比為47.85%。整體來看，在1158名育有子女的受訪者中，對孩子的教育投資占家庭收入百分比在10%以內的有239人（占20.64%），在10%-30%（含）的有558人（占48.19%），在30%-50%（含）的有256人（占22.11%），在50%以上的有105人（占9.07%）。
“二者結合來看，一線城市家長的視野更廣闊，願意給孩子創造更好的平台，投入更多。而四五線城市受教育資源的限製，難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資源，即便家長有心也無力。”初浩楠表示，如今的優質教育資源幾乎都集中在一線城市。越需要教育的地方，教育資源越匱乏。因此，需要通過政策機製和政府宏觀調控，讓教育資源更加均衡化發展，實現教育公平化。
佘宇也建議，除了要嚴格落實“就近入學”、校長教師交流輪崗、學校標準化建設等既有政策外，也要通過教育信息化等手段，采取針對性幫扶措施，擴大優質資源供給和覆蓋，真正辦好每一所義務教育學校。在非義務教育階段，則需要進一步提高學生資助精準化水平，采取更為合理的資助方式，有效減輕低收入家庭子女教育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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