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傑評論文章：5月26日，白宮發表聲明稱，總統要求情報機關“加大力度”調查病毒源頭，並在90天內向他報告。
拜登指出，各情報機關人員目前分成了兩派，但兩派均認為對方沒有足夠信息來評估哪一派理論的可能性更高。因此拜登下令情報機關加緊搜集更多信息，在90日內向他報告。拜登說，美國將“持續與世界各地誌同道合的夥伴一道，敦促中國參與全麵、透明、以證據為基礎的國際調查，並提供一切相關數據和證據”。
2019年底，新冠病毒疫情最先在中國武漢爆發，迄今全球已錄得確診病例1.68億，至少350萬人不治身亡。
第一，為什麽拜登突然要求情報機關調查新冠病毒源頭？
我認為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新發現了新冠病毒源頭的重要信息。
一是，5月3日，辛克萊廣播集團曾發布獨家新聞，報道美國能源部下屬的生物防衛研究所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的情報部門“Z分部”在2020年5月27日發布了一份對新冠病毒起源開展研究的“機密”報告。該部門的研究人員最後得出結論認為，新冠病毒可能起源於中國的實驗室。
二是，5月23日，《華爾街日報》援引一份此前未披露的美國情報報告報道，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的3名研究人員於2019年11月到醫院尋求治療，這個舉動比中國官方披露新冠病毒傳播的時間早了一個多月。
該報道稱，這份報告內容包含受影響的研究人員數量丶他們患病的時間以及他們在醫院就診的細節，而報告細節可能會增加外界呼籲對新冠病毒是否可能從實驗室被泄漏出來進行更廣泛的調查。
世界衛生組織之前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報告”稱，新冠病毒“非常可能”是通過另一種中間動物宿主從蝙蝠傳播給人類的。專家團隊認定病毒“極不可能”是從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之類的實驗室外泄。
美國羅格斯大學化學暨生物學教授埃布賴特認為，正如人們預期和擔心的那樣，由於中國政府對世衛組織團隊的控製和指示，團隊的職權範圍受限，而且其團隊成員受到利益衝突壓力。“世衛工作組沒有能夠提出可信的報告，反而是進行了粗暴的粉飾。因此，這份評估報告，存在嚴重的缺陷。”澳大利亞弗林德斯大學的疫苗專家尼古拉·彼得羅夫斯基教授認為，不能排除武漢實驗室泄露的可能性，世衛調查組排除武漢病毒研究所泄露的可能性過於草率。
針對《華爾街日報》的上述報道，我認為，它提供了新冠病毒可能來自武漢病毒實驗室的證據線索，還不是證據。不能說武漢病毒研究室有人生病就一定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既然《華爾街日報》提出了證據線索，世界衛生組織就應該調查，中國政府應該公開這些人員的病曆資料。在年初世衛專家赴武漢對新冠病毒溯源調查時，中國政府拒絕讓世衛專家接觸2019年12月早期疫情當中的174個病例資料的事。
三是，中共高官向美國情報機構披露病毒源頭信息。
據博聞社紐約華盛頓聯合報道：一位中國駐美大使館的知情者，在接受暗訪時，對博聞社記者獨家透露：“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完善的情報係統，拜登的聲明當然非同小可，更絕非’空穴來風’。“至於疫情到底何時在中國發生，中南海最高層當然心知肚明，采納了核心智囊和禦用團隊避免與美方正麵交鋒的建議，而是仍然由中國外交部貌似強硬地進行一貫的被動回應。”“武漢畢竟是最早的疫情發源地，這一點無可否認，這也是中國’心虛’的最重要原因；”
知情者披露：“美方情報部門的情報，確實是最高機密級別，但到底是如何’出口’的，這令中南海最高層十分惱火”。“與以前暗查間諜不同，級別越高的機密，級別越高的體製內高官常常手段也格外高明；因為擔憂’被出賣’或’靠不住’，他們會精心設計和選擇與美歐情報部門，而非選擇通常意義的向國際主流媒體’放風’和’爆料’。這對中方調查和抓捕工作，也同時增加了巨大難度。”“中國所有駐外使領館已經接獲命令，必須與中方海外情報部門密切協作，追查內奸和間諜；尤其是加大以美國為首的歐美等西方大國的情報戰力度，將是中國駐外使領館的重要日常工作。”
一名長期從事中美研究的資深專家，在紐約對博聞社獨家表示：“盡管在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所有黨員都必須’效忠’；但是對那些中共體製內高官而言，也不是個個都’聽話’。” “尤其是因為習近平的獨斷專行，黨內一直存在不同聲音，極少數高官拋開對習近平的私人恩怨，出於’良知’，鋌而走險甚至’冒死’，選擇與美國情報部門合作，勇敢揭露病毒源頭的關鍵情資，也在情理之中。
中國駐美大使館知情者，最後對博聞社記者表達了“擔憂”：“無論中國還是美國，’諜報戰’的’新花樣’，已經層出不窮，也必將愈演愈烈。“ 病毒源頭，到底“源自何方”？美國總統拜登嚴令美國情報部門，90天內必須“水落石出”。 但90天內，針對拜登的聲明，習近平會親自上陣，至少也“吭聲氣”嗎？亦或繼續“躲在幕後”，任憑中國外交部的那幫“戰狼”們，“紙老虎”般“咆哮”？
第二，披露新冠疫情源頭的中共高管是誰？
博聞社報道並沒有披露中共高管的身份，但我認為在當前中國“官不聊生”形勢下，背叛中共和習近平的官員大有人在。其原因在於：
習近平為管住官員設計了五道繩索：一是黨內申報財產及婚姻情況。要官員講清楚個人擁有的房產、債券、現金等，包括配偶有沒有股票、有多少都要攤在桌麵上。有幾段婚姻都要說明原因。這樣一旦發現不實就抓住了官員的小辮子。二是副部級三人以上聚會就要報告，否則就是搞團團夥夥。目前，這個規定的範圍正在擴大，不僅是副部級，有的地方已經蔓延到科級幹部。三是中組部選任幹部采用毛澤東的黑厚兵法，將有矛盾的幹部放在一起，相互防範、爭鬥和告發，從而都不敢謀反。四是，修訂《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製定詳細的違紀規定，僅開除黨籍就列有45項，如重大原則問題不同中央保持一致；公開發表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做兩麵人；製造傳播政治謠言；信仰宗教等，條例可謂上管靈魂，下管肉體。五是嚴刑峻法，官員一旦被拿下就絕不寬恕，刑訊逼供和加重處罰，殺雞儆猴。
習近平收拾官員的五條繩索的確起到了效果。官員們不敢聚會了，不敢發牢騷了，精神高度緊張，天天有官員被抓，天天有官員跳樓自殺。目前，中共官員的情緒就像一個巨大的堰塞湖，堵在那裏，水越積越多，說不定哪天就會呼嘯而下，掀起驚濤駭浪。
在習近平以反腐敗的高壓下，沒有一個官員是安全的，他們長期處於恐懼之中。官員有“五怕”：“一怕上班，怕路上被帶走；二怕開會，怕在會場被帶走；三怕辦公室敲門，怕進來的是紀檢監察幹部；四怕電話鈴響，怕通知‘到紀委來一趟’；五怕回家，怕進小區門迎到紀檢監察幹部。”習近平對待官員冷酷無情、你死我活，一人落馬，全家遭殃，讓官員感到心寒，離心離德。由於當官成本和風險太高，所以，官員一旦坐上高位就要大貪。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下，官員們為生存就會訂生死同盟，官官相護、官官相保。一旦東窗事發就會集體魚死網破。曆史經驗說明嚴刑峻法不可能消除腐敗，相反會製造更多腐敗。官員表麵的唯唯諾諾，不代表潛在反抗不存在，這是習近平無法消除的隱憂。對官員的非法虐待，對其親屬的大量株連，也為習近平製造了一個如影隨形永遠的潛在反對群體，其能量之大，其對習近平的痛恨程度之深，將會是習近平越來越難以回避的夢魘。保留證據和機密文件為自己留條生路已成為中共官場的潛規則，這樣人人都成了潛伏在中共的臥底。
綜上所述，我認為，拜登總統要求美國情報機構調查新冠病毒源頭並非空穴來風。中共高官為了自保或處於良知和對習近平的痛恨，而將新冠疫情源頭的材料披露給美國情報機構具有較大的可能性。無論習近平的權力表麵上看去如何穩固，都無法克服其本質上的脆弱性。潰敗和自救中的社會難以掌控、官場廉價吹捧背後是強烈的不滿、二者的結合，將使習近平的處境變得更為艱險。習近平生逢紅朝末世，雖想力挽狂瀾，但誌大才疏，囿守一黨之私，沒有勇氣開創新局。他對官員殘酷打擊，四麵出擊，八麵樹敵，幾乎得罪了所有的官員，官員人心思變。習近平不想做亡黨之君，但他的折騰，明顯逆曆史潮流而動，把上台時的一盤好棋硬生生下成了死局。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拜登為何突然讓情報機關新冠溯源？中美情報戰硝煙彌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