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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為什麽不該忽視新冠病毒“實驗室泄漏說”

“長遠賭局”(Long
Bets)網站是一個預言家通過真實賭注（或者至少是收益捐贈慈善機構）來測試其能力的網站，以擔憂世界末日著稱的英國天體物理學家馬丁·裏斯(Martin
Rees)和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以高度樂觀聞名的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上麵有一個公開的賭局。裏斯要想獲勝，必須證明以下預測是正確的：“在不遲於2020年12月31日開始的六個月內，生物恐怖或生物錯誤將在一次事件中導致100萬人傷亡。”

他們押注的時效是2017至2020年；你會注意到它的時間框架已經過期。然而，這個問題依然懸而未決，西方媒體最終決定嚴肅對待的一個問題尚未得到解決：新冠病毒是意外從武漢病毒學研究所逃逸，還是從蝙蝠或穿山甲身上傳到人類零號病人身上？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所謂的“實驗室泄漏假說”到底有多重要，以及到底被下了多大賭注，這裏有一個答案：裏斯與平克就人類的自我毀滅能力打了400美元的賭。

在我們回到這個賭注代表什麽之前，還有其他答案。上周，隨著拜登政府加大了對新冠病毒來源的調查力度，在媒體上，對實驗室泄漏理論最尖銳的評論來自馬修·伊格萊西亞斯(Matthew
Yglesias)和喬納森·查特(Jonathan
Chait)等總跟大眾唱反調的自由主義者。他們試圖解釋，為什麽一種間接證據總是成立的理論——疫情暴發地在發現類似病毒的蝙蝠棲息地的1000多英裏之外，但與研究冠狀病毒的重要實驗室近在咫尺——一直以來都被主流新聞媒體和Facebook內容警告提供者視為純粹的陰謀。

查特和伊格萊西亞斯的觀點是，這是媒體群體思維的一個案例研究，特別是被假定中立的機構是怎樣越來越多地報道有爭議的問題，正如查特所說，“完全基於他們認為政治行為者會如何使用這個答案。”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實驗室泄密理論很早就與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等共和黨中國問題鷹派人士聯係在一起，被保守派出版物重視（《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吉姆·傑拉吉[Jim
Geraghty]在這個問題上一直是一個重要而公正的聲音），並最終被特朗普政府所采納，因此在報道這個故事的記者和對其發表意見的Twitter專家中，存在自我強化的壓力，把這種可能性歸結為極右翼陰謀論，然後就不去管它了。

從2020-21年的謀殺案激增到最近反猶太主義暴力的上升，類似的壓力是如何在其他領域表現出來，我把這留給讀者自己去思考，記者們可能希望避免對現實的保守派解釋做出讓步。

但是讓我在媒體評論之外提供一個更狹義的補充。在特朗普時代，主流新聞的一個關鍵變化是衝動地告訴讀者應該怎麽想，以免留下任何模棱兩可的東西，令右翼的煽動趁虛而入。僅僅報道“共和黨政治人士X說了聽起來像陰謀論的事情Y”是不夠的，你還必須以一種曾經被認為是社論的方式，將陰謀論中的事情具體描述為虛假的、或者被揭穿的錯誤信息，以便在易受影響的讀者們腦海裏不留下任何疑問。

我很懷疑這種做法是否達到了預期目的。（有沒有哪個被陰謀論吸引的人，看到主流媒體對陰謀倫的描述之後就不再相信它了？）但即使有時達到了目的，它也造成了巨大的壓力，要求人們不帶任何含糊和陰影地去描述越來越多的事情，並對越來越多的右翼主張進行預判。隻有當你認為“湯姆·科頓說的話也會有道理”這種事永遠不會發生時，這種預判對一個尋求真理的職業來說才會是一個好的規則。

然而，引人注目的是，查特和伊格萊西亞斯都認為，這種媒體批評是我們從新冠病毒起源爭論中可以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我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否會被證明，”查特在談到實驗室泄漏理論時寫道，“我並不關心，”因為“沒有什麽重要的政策問題取決於答案”。

這似乎是錯誤的。是的，如果我們永遠無法弄清新冠病毒起源的真相，媒體群體思維的危險絕對是我們能汲取的唯一教訓。但如果我們能夠找出真相，事實證明，武漢病毒研究所真是這場百年一遇大流行的中心，這一發現本身將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和科學事件。

首先，就美國與北京在宣傳和軟實力方麵的衝突而言，在一個世界裏，中國政權可以說，我們對新冠病毒沒有責任，但我們粉碎了病毒，而西方沒有，因為我們很強大，他們在衰落；而在另外一個世界裏，這件事相當於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隻不過他們的無能和掩蓋不僅使他們自己的一個城市生病，也令整個世界生病。這兩個世界之間有著相當大的區別。

後一種情況還會引發一場辯論，即美國應該如何努力執行國際科學研究保障措施，或者我們應該如何在一個無法合理執行這些保障措施的世界中運作。也許這爭論最終會傾向於遠離對華鷹派，正如戴維·弗羅姆(David
Frum)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所說，實驗室泄漏的教訓是，我們實際上需要“將中國更多地納入國際秩序，製定更多跨境健康和安全標準，有更多的美國科學家在中國實驗室工作，同時有更多的中國科學家在美國實驗室工作”。又或者，你可能會嚐試進行科學和學術封鎖，停止從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流向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那種資金，試圖通過更強硬的邊境政策、更嚴格的旅行限製和去全球化來管理風險。

無論如何，這場辯論也會影響國內的科學政策，開啟自從切爾諾貝利和三裏島事件以來，我們從未見過的關於科學傲慢和尖端研究風險的辯論。如果新冠病毒有可能在所謂的功能獲得研究中被設計成更具傳染性和致命性——本報前科學作家尼古拉斯·韋德(Nicholas
Wade)等人提出了這種可能性，那麽就更是如此。但是，即使不是這樣，僅僅是這項研究的存在，以前隻是科學界內部晦澀難懂的爭論話題，也會成為受到公眾強烈關注和審視的問題。

這種審視可能不會導致明智的決定，就像對核能的恐慌有可能導致能源政策和環境保護主義誤入歧途一樣。回到文章開始的賭局上，對科學的監管必須位於馬丁·裏斯和史蒂芬·平克之間，要在對人類失誤的健康悲觀主義和對人類智慧成就的健康雄心之間保持平衡。如果大流行是由一個魯莽的錯誤引發的，那麽任何清算都很容易產生偏差，對安全的追求將會使我們更深地陷入技術停滯。

但是，如果我們發現，一個實驗室和幾個科學家要為幾代人以來最嚴重的人類災難之一負責，那就不可能指望清算這件事不了了之。Ross
Douthat自2009年起一直在時報擔任觀點版麵的專欄作者。他著有多本書，最近的一本是《頹廢社會》(The Decadent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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