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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此人是拜登政府製定對華戰略的關鍵人物

美國副國務卿溫迪·R·謝爾曼上周在雅加達與印尼副外長馬亨德拉·西裏加見了麵。 INDONE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VIA REUTERS

華盛頓——六年前，美國外交官溫迪·R·謝爾曼(Wendy R.
Sherman)通過與伊朗談判達成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核協議，在世界舞台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在特朗普政府幾乎徹底毀壞了這項協議之後，恢複伊核協議是拜登總統的首要任務之一。

然而，就在新的伊朗談判在維也納繼續之際，被拜登任命為美國首位女副國務卿的謝爾曼，已在很大程度上將她的注意力轉移到另一個複雜而艱巨的挑戰上：幫助處理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

這一轉向讓謝爾曼再次處在了那種高風險、低收獲的外交活動的中心。這種外交活動已成為她的特征，自20世紀90年代起，她在國務院擔任過四個不同職位，建立起了既精明又強硬的名聲。

這也是在另一個場合檢驗謝爾曼從與伊朗進行的多年艱難談判中學到的東西的機會：對潛在對手在情感上誠實，可能比麵無表情更難應對。

這些“不是關於信任的關係”，現年71歲的謝爾曼最近在接受采訪時被問及拜登正在形成的對華戰略時說。“這些是關於尊重的關係。你可以獲得對彼此利益的尊重，並確保你的利益得到滿足。”

這在與北京的關係上是可能的嗎？“我覺得我們將找到答案，”謝爾曼說。她已在上周五回到華盛頓，之前她在亞洲和歐洲花了11天時間與官員會晤，主要討論中國問題。

對身居要職的女性來說，在保持堅定立場與平易近人之間找到平衡並非易事，人們常把她們顯示出的任何脆弱跡象視為軟弱。

但謝爾曼說，她發現即使是在最微妙的外交時刻，展現自己的私人一麵是一種力量。

2015年的伊朗談判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時，艱難談判的進展是以技術細節上的微小進步來衡量的。世界大國之間的妥協經常難以敲定，而且，當其他所有談判代表都覺得協議即將達成時，伊朗官員往往會等到最後一刻才提出反對意見。

但在氣氛緊張的會談期間，謝爾曼與伊朗官員們交換了各自孫輩的故事。他們互寄節日賀卡，多次一起吃飯，用幾個月時間的談判解決了限製德黑蘭鈾濃縮、以換取解除經濟製裁的複雜問題。

而且，照謝爾曼的描述，在與伊朗外交官討論一個關鍵分歧點時，她因為沮喪而流淚，使他們驚愕不已，從而接受了達成最終協議的一個必要部分。

謝爾曼在采訪中說，眼淚是真實的，盡管有點意外，她也不建議把眼淚作為一種談判手段。但她說，眼淚向伊朗人證明，她已經沒有可以給他們的東西了，而他們正在危及整個協議的達成。

在其他參與談判的人眼裏，謝爾曼一點也不軟弱。

“她與其他人建立了牢固的關係，”曾任歐盟外交政策負責人、伊朗核談判歐盟首席代表的凱瑟琳·阿什頓(Catherine
Ashton)說。“伊朗團隊意識到她有多聰明，知道她決意得到一個好的結果，不準備勉強接受次好。”

 必要時，她也保持著自己難以捉摸的氣氛。

“根本不可能從她那裏得到信息，”科學與國際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所長戴維·奧爾布賴特(David
Albright)說。他曾擔任武器核查員，批評過2015年的伊核協議。“除非信息得到了可公開的批準，她不會公開。”
 

謝爾曼（右二）與國務卿約翰·克裏2015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談判期間，收聽貝拉克·奧巴馬總統發表的關於伊朗核項目的講話。 POOL
PHOTO BY BRENDAN SMIALOWSKI

雖然謝爾曼正在從遠處觀察當前的伊朗談判（“作為副手，我關注一切，”她說），但她不再參與日常談判——美國正在尋求重新加入該協議。2018年，前總統唐納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退出了該協議。來自英國、中國、法國、德國、俄羅斯、美國和伊朗的外交官預計將於下周晚些時候返回維也納舉行的會談，一些官員預測這次會議可能是一個突破。

在與盟友合作建立一個應對中國的統一戰線方麵挑戰巨大，風險極高。這個戰略可能會影響未來幾十年的全球常態。

北京幾乎在各個方麵都在與美國對抗，從南海和東海的軍事進犯到正在降溫的貿易戰，再到對人權的侵犯，該政府在全世界宣揚其威權價值觀。

隨著國務卿安東尼·J·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中東危機和美俄危機之間來回奔波，還要緩和被特朗普政府冷落的歐洲夥伴的關係，謝爾曼正在確保新興的對華政策仍然受到重視。

她說，美中之間工作層麵的溝通正在進行中，“我們將在涉及我們利益的時候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接觸。”

溝通的重點“不僅是告訴中國，而且是在告訴世界其他國家，我們將在這個領域處於領先地位”，謝爾曼說。“我們將與其他人競爭，並與其他任何人一樣強大，努力在競爭中取勝。”

這隻是她作為副國務卿的眾多角色之一。

今年回到國務院，她麵對的是一支在特朗普政府期間人員和士氣都受到重創的隊伍。她說，讓更多女性和有色人種擔任權力職位，重建隊伍需要時間。

盡管三位女性——瑪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康多莉紮·賴斯(Condoleezza
Rice)和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擔任過國務卿，但傳統上在國務院擔任最高職位的是白人男性。

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謝爾曼說。

“看看這個房間——我們有三名女性，其中一名是有色人種女性。隻有一個白人男性，”她坐在她的個人辦公室外的會議室裏不加掩飾地說，向一名記者和兩名工作人員示意。

她讚揚拜登和布林肯使美國以白人為主的外交使團多樣化的努力。雖然“所有機構都很難改變”，謝爾曼說，“但這一個尤其困難，因為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從來不是女性的地盤，更不用說有色人種了。”

“這不是世界應該有的樣子，”她說。

她的做法是既拒絕像特朗普第二任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那樣，試圖將趾高氣昂的做派強加在美國外交使團上（不過收效甚微），也拒絕他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嘲笑。

然而，謝爾曼也並非耳根軟的人，她不繞彎子的態度讓許多人感到緊張。

“她是一位完美的專業人士，行事風格有些尖銳，於是你知道你必須做好充分準備，否則很快就會讓你走人，”負責軍備控製和國際安全的前副國務卿羅絲·戈特莫勒(Rose
Gottemoeller)說道，她在奧巴馬政府時期與謝爾曼同在國務院工作。“她馬上會問你一些尖銳的問題。”

她還回憶說，謝爾曼為一名同事在一個棘手的健康問題上不遺餘力地提供建議和支持。“我真的有點驚訝她會如此認真，但對我來說，這表明了她的同理心，”戈特莫勒上一份職務是擔任了三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副秘書長。

謝爾曼在剖析自己的失望時，就像她在勸導他人的失望時一樣坦率。而且雖然她是第一位女副國務卿——鑒於該職位於1972年設立，這一事實“有點荒謬”——嚴格來講，這不是她第一次擔任該職位。

2014年，在伊朗談判期間，有人悄悄告訴她，她有望在現任中央情報局局長、時任國務院副國務卿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rns)當年退下之後獲得該職位的提名。

然而，這個職位給了布林肯——她的現任老板，她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就認識他，彼時她是負責立法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而他是白宮的演講稿撰稿人。

這種失望“令人極其難過”，她說。“真的很艱難。”

然而，她要求白宮任命她為代理副國務卿，直到布林肯於2015年1月接任。這當然是一種暫時的安慰，但也是在告訴其他女性“她們可以成為她們想要成為的人”，她說。

“我希望通過自己成為第一個這樣的人，為許多人打開大門——每個人都能看到自己可以成為任何人，”謝爾曼說。

當布林肯去年被提名為最高外交官時，“他打電話給我，他說，’我隻想讓一個人成為我的副手——你願意嗎？’”謝爾曼回憶道。

“我很榮幸，”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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