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中）和兒子習近平（右）。
我們《夜話中南海》的上篇文章《人民日報白紙黑字：習仲勳堅決擁護六四鎮壓》向聽眾和讀者們回顧了，當年習近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準備接掌中共政權的中共十八大召開之前，和他上台之後的頭兩年裏
，海內外一直在傳播的“習近平之父習仲勳在中共黨內反對六四鎮壓”的說法，本來僅僅是個找不出事實根據的“民間故事”，好多年來一直被一炒再炒，就被炒成了寄希望於習近平主導平反“六四”的依據。
但事實的真相，其實就存留在中共《人民日報》1989年6月14日和6月15日第一版的白紙黑字裏。本來因為身體原因已經處在居家休養狀態的習仲勳，“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以全國人大第一副委員長身份率領其他十幾位副委員長和人大黨委會的其他組成人員走上北京街頭，“親切慰問執行戒嚴任務的解放軍、武警官兵和公安幹警，並去３０５醫院看望了傷員”。
在慰問現場，習仲勳還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講話，高度表彰戒嚴部隊“堅決執行中央的英明決策，采取果斷措施，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重大勝利；為保衛社會主義製度，保衛人民政權，保衛首都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立下豐功偉績”。
三十二年之後，由習近平親身審定的《中國共產黨簡史》為那場“政治風波”的定性，基本上就是在重複習仲勳當年在天安門廣場，麵對戒嚴部隊官兵的講話內容：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堅決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於
6 月 4
日采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了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北京和其他大中城市很快恢複正常秩序。這場鬥爭的勝利，捍衛了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政權，維護了社會正常秩序和人民根本利益。”
習仲勳。（Public Domain）
“六四”鎮壓已經過去三十二年了，參與決策的當事人，包括其中最年輕的李鵬也都已經陸續去了另一個世界，去接受先他們而去的那場鎮壓冤死者們的靈魂審判了。不過雖然鎮壓決策的許多內幕，鄧小平等人至死都未能允許接班人們留下文字或者影音記錄，但我們外界僅憑已經得以公開的信息，加之合乎邏輯的判斷，至少應該相信當年開槍鎮壓之前的習仲勳，應該是沒有可能參與鄧小平等黨內決策層對學潮處理的討論。正如我們本專欄上篇文章中已經提及的，“六四”鎮壓之前的習仲勳因為身體原因，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去人大上班，“常務副委員長”的角色是由彭衝扮演的。習仲勳他老人家隻是在“六四”一聲槍響之後才從病床上爬起來，精神矍鑠地走上街頭慰問戒嚴部隊。
至於在鎮壓成功，“取得了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偉大勝利”之後，特別需要習仲勳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副委員長身份出麵，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到天安門廣場慰問戒嚴部隊官的形式表態堅決擁護“平暴”，並在現場講話中聲稱，戒嚴部隊鎮壓“反革命暴亂”的行動是“堅決維護憲法”，蓋是因為在鄧小平決定采取武力鎮壓行動之前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曾一度存在一股“中共黨內民主健康力量”
。
當時在中共決策層外圍出現的，被及時傳達至外界，自然也及時傳到鄧小平耳朵的反對戒嚴、反對鎮壓的聲音主要有兩股：一股是張愛萍等七位老將軍反對“人民的軍隊向人民開槍”的聲音，以“致戒嚴部隊的公開信”形式公之於眾；另一股是當時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委中以胡績偉先生為代表，副委員長中以同時兼任秘書長、當時代習仲勳主持人大常委會日常工作的彭衝和也名列七位老將軍之內的葉飛副委員長為代表，一度企圖利用憲法賦予人大常委會的權力，否決李鵬以國務院名義發布的戒嚴令。招致的後果是，鄧小平下令將計劃回國主持人大常委會“非常會議”的萬裏委員長軟禁在上海。日後萬裏身邊人士的回憶材料中，已經有所透露：當時的鄧小平通過楊尚昆，將萬裏專機在上海著陸的命令傳達給空軍專機師，並立刻轉達給執行運送萬裏任務的機組。包括萬裏本人在內的所有代表團成員都是在回國的專機起飛之後，才被專機組長傳達了不飛北京，在上海著陸的“軍委命令”。所以當時“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大的常委會的委員長萬裏，事實上是被鄧小平和楊尚昆下令用空軍專機劫持到上海，交到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手上的。
至此，當時人大常委會中的民主健康力量，意欲利用法製的力量左右政局的努力宣告失敗。而這個努力的過程，自始至終都沒有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副委員長習仲勳的參與。
前年李鵬去世之前，曾有海外有媒體以《趙紫陽、吳學謙、彭衝互相推諉
胡啟立成替罪羊》為題，摘要了《李鵬六四日記》中的一段，內容是：李鵬在其所著《李鵬六四日記》中寫道，在會上，就發電報讓萬裏回國一事，吳學謙、彭衝、趙紫陽三人互相推卸責任。但胡啟立對彭衝、趙紫陽揭發他的事，一時不知所措、沉默不語，未作任何解釋。
習仲勳。（Public Domain）
這也從側麵證明了，當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主持日常工作的並不是第一副委員長習仲勳，而是兼任秘書長的第二副委員長彭衝。
當然，我們外界完全可以認為，在慰問戒嚴部隊的場合露麵甚至發表支持鎮壓舉措的講話，
並不代表著習仲勳內心已經信服鄧小平的鎮壓決策是必要的也是正確的。但是在鎮壓之前，一直被視為和胡耀邦一樣開明的習仲勳，在自己有資格、有權利有所作為的人大常委會的場合，並沒有及時發出自己的聲音。包括李鵬本人日後，主動以“日記”形式披露給外界的相關內容，也證明當時代表人大常委會向中央遞交通知，萬裏提前結束訪問回國主持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人大常委會黨組動議的人，不是時任第一副委員長、依照慣例應該是在委員長出訪期間主持人大常委會日常工作的習仲勳，而是排名在他習仲勳之後的兼任秘書長職務的副委員長彭衝。六四鎮壓之後，彭衝因此而向政治局呈遞了他在人大常委會黨組內部宣讀過的書麵檢查。而習仲勳則是無功無過。
當然，假如當時的習仲勳敢於為天安門廣場的和平請願發聲，充其量也隻能扮演當時彭衝所扮演的角色，從人大常委會層麵提出召開“非常會議”的動議，甚至質疑李鵬的“戒嚴令”之合法性問題。至於通過人大常委會之外的渠道表達對鄧小平鎮壓決策的不滿，對當時的習仲勳來說幾乎沒有可能。從一九八七年趙紫陽正式當選總書記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開始，他習仲勳先是在黨內、黨外都沒有任何職務，直到次年三月出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四、五個月時間裏，他的全部政務活動就是被邀請列席了一次政治局會議。這在習仲勳網上紀念館裏，是有年譜內容可以證明的。而到六四鎮壓前夜，本來就已經對人大常委會的所作所為憤怒到了極點的黨內大家長鄧小平，怎麽可能會聽取在政治局和書記處內都已經沒有位置的區區一個黨內副委員長的意見？當時的宋時輪和張愛萍老將軍都是在位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按照當時的內部規定，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是和黨內一線崗位的政治局委員同等待遇的。但即使如此，張愛萍、宋時輪等人也還是苦於其“真正的愛黨愛軍之情”無法上達，情急之下，才采取了公開信的形式表達“人民軍隊絕不能向人民開槍”的緊急呼籲。
總之，八九學潮過程中，習仲勳在黨內反對鄧小平鎮壓決策的說法，真的是找不到事實依據。而最早傳播這則故事的人士，很可能是基於對習仲勳早在一九八五年十月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召開之前，趁自己還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內有發言權的時候，鮮明反對過對學潮采取強硬措施的事實基礎上，主觀判斷他在八九鎮壓決策過程中，肯定會投鄧小平的反對票。殊不知，八九學潮時期的習仲勳除了已經沒有了就黨內決策發表意見的資格和權利而外，自己也許對前台政治的興趣也和自己的健康狀況一樣嚴重退化了。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習仲勳當時率領的那十幾位參與慰問戒嚴部隊的副委員長中，也包括了在戒嚴前夜還公開表示支持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但在“致戒嚴部隊的公開信”上簽名落款的七位老將軍之一葉飛，卻沒有跟隨習仲勳露麵。
習仲勳（右二）和他的兩個兒子，右為習近平。（Public Domain）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鎮壓事件之後，直到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及一九九三年三月的中共第八屆全國人大和第八屆全國政協會議召開之前的那將近四年的時間裏，先後好幾位時任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被內部閑置，但其表麵職務仍還繼續保留。全國人大方麵是仍然掛名第一副委員長的習仲勳，國務院裏則是仍然掛名副總理的吳學謙。而當時的吳學謙與習仲勳之間的區別是，吳學謙是因為自己的兒子在中央電台國際台的直播新聞節目裏，披露了“六四”鎮壓真相受到李鵬和李先念的政治打擊和迫害，而被迫賦閑在家；而習仲勳在“六四”鎮壓之後，到底是因為徹底看破了共產黨的政治“紅塵”，還是健康原因而主動要求退休，可能連當時的總書記江澤民都揣摸不透。但肯定不是因為犯了政治錯誤，不然就無法解釋他習仲勳為何在副國級崗位上退休後，卻能夠被恩賜正國級的退休待遇。
關於習仲勳一九九零年曾經在人大會議場合，公開斥責鄧小平和楊尚昆導演的“六四”鎮壓事件之傳聞毫無可信度。事實上，恰恰是當時的攝政王楊尚昆分別向鄧小平和江澤民提議，應該給習仲勳黨和國家一級領導人的退休待遇。
當年鄧小平去世的時候，已經賦閑在家的楊尚昆正在海南休養。他的長子楊紹明的回憶文章裏，不經意地透露了當時的楊尚昆外出和回京都是專機接送的。這就是因為，從國家主席位置上退休的楊尚昆是要終生享受正國級待遇的。而在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位置上退休的習仲勳，不但有資格被特別安排在深圳定居，而且無論是在一九九九年回京參加建國六十周年慶典，還是病重被接回北京搶救，都是專機來、專機去。按照中共內部規定，無論是在位還是退位之後的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隻能享受民航機上頭等艙的“專區待遇”，而不是“專機待遇”。
自中共政權實行了幹部退休製度之後的這四十多年時間裏，但在黨和國家二級領導人崗位上退位之後，被內定在政治和生活待遇上被官升一級的絕對隻有習仲勳一人。與之相反的是，凡是在黨和國家領導人位置上犯了政治錯誤後被降級使用者，其政治和生活待遇都會被隨之下降。比如，已經去世的芮杏文先生曾經在中央書記處書記位置上追隨趙紫陽，不同意用鎮壓手段對付學潮，並因此而隨趙紫陽離開了權力核心層；日後複出工作，也隻是個部長級的職位。所以他去世時，官方刊登的訃文中特別強調他隻是享受正部長級待遇。這個例子也從反麵證明，習仲勳退休之前絕沒有犯過嚴重的政治錯誤。如果他當時“鮮明反對六四鎮壓”的話，當然是最嚴重的政治錯誤了。
習仲勳當年被批準提前退休並到深圳定居的兩個月之後，第一個前往探望的中共政要就是時任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一個月後，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委員長萬裏前往。萬裏到訪的兩個月之後，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前往探望，並特別說明是代表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和李鵬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們。此後的幾年時間裏，當時在位的政治局常委們凡是有到深圳的機會，都會前往拜會習仲勳。時任總書記江澤民先後兩次到深圳，都專門安排時間到習府請安，李鵬則是帶夫人一同前往請安。至於當時去過深圳的重要政治元老們，隻有鄧小平未親自到習府探望，但也委托楊尚昆到習府代他鄧小平問好。其他如時任中顧委副主任宋任窮、時任國家副主席王震等，隻要在那段時間到過深圳的，都曾經前往拜會習仲勳並留下親密合影為證。
綜上所述，習仲勳在“六四”問題上沒有血債是不爭的事實，但說習仲勳當年鮮明反對鎮壓決策，根本找不到事實根據。事實是，今年二月，習近平通過他親自審定的《中國共產黨簡史》裏對“六四”事件的定性，正是他父親三十二年前在天安門廣場慰問戒嚴部隊，堅定支持“平暴”決策講話內容的重申。
（文章隻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及時表態支持六四鎮壓 習仲勳力保晚年榮華富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