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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狂歡的背後:作為亞文化符號的“張獻忠”

張獻忠火了,火的莫名其妙。連平時老實巴交,雞都不敢殺的同學都對我玩梗:“殺殺殺殺,都給你殺了……”

01 獻忠是誰?

張獻忠在中國曆史並不是什麽重要的人物,稍微有曆史常識的人可能知道他是明末的農民起義軍首領。檢索百度“張獻忠吧”,會發現喜歡他的吧友將其尊稱為“張聖人”;在我國的梓潼縣,當地人民甚至修建了“張獻忠家廟”祭祀,三百年來香火不斷。

張獻忠是誰?他幹了什麽?這一切還要從距離地球1.5億公裏以外的太陽說起。1610年伽利略用望遠鏡觀測太陽時,發現了一種叫做太陽黑子的天文現象。從此,人類開始按周期觀察太陽並記錄數據,到19世紀中葉積累了大量觀測資料。1843年,德國有個叫玻勒的天文學家整理材料時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在1645~1715年的七十年間,幾乎沒有黑子記錄。眾所周知,黑子越活躍,太陽也就越活躍。也就是說這70年間,太陽處於一種“慵懶”的狀態——反正就是不活躍了。

在太陽不活躍的同一時間段,地球進入“小冰河期”——全球氣溫驟降,糧食產量銳減。北歐一帶饑荒肆虐,英國泰晤士河常年冰凍,非洲的埃塞俄比亞都成為雪國。

泰晤士河的冰凍市集

明朝末年,正是“小冰河期”的高峰。氣溫驟降使降雨向南方轉移,北方一片大旱,山西汾水、漳河斷絕;河北九河俱幹;河南洛水不盈尺,禾草皆枯,人民相食,華夏大地一幅末日圖景。

在陝西,災難有過之而無不及。天啟七年(1627)“陝西北境,連年大旱,赤地千裏”;崇禎元年(1628)“一年無雨,草木枯焦。民掘山中石塊而食。”崇禎三年(1630)“鬥栗六錢,人民相食。死者遍城野。”;相關史料俯拾皆是,不忍卒讀,**

人民已經到了“等死,死國可乎”的絕望地步。

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人民“相聚而盜”,邊軍“缺餉嘩變”。一場遍及全國的農民起義轟然展開,張獻忠也順勢成為了曆史洪流裏的弄潮兒**。

崇禎元年,關中大饑,時陝西巡撫喬應甲非但沒有開倉賑災,反而橫征苛役,增派“新餉”“均輸”。人民苦不堪言,唯有揭竿而起,邊兵王嘉胤與農民王二率先舉起武裝反抗明王朝的義旗。張獻忠,高迎祥,李自成等紛紛起兵響應,一時間,陝西境內賊兵四起,大有火燒燎原之勢。由於張獻忠讀過兵書,善於作戰,很快就在義軍脫穎而出,所率部隊也成為起義軍三十六部中最強的一支。

張獻忠身長麵黃,下把像虎,因此被稱為“黃虎”。

在官軍鎮壓下,起義軍或分或合,東西奔突,先後轉戰陝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日漸強勢。崇禎八年(1635年)義軍匯聚於滎陽,決定“分兵定向、四路攻戰”以打亂官軍的圍剿計劃。張獻忠便引兵東進,連破河南、江北諸縣,劍鋒直指明朝中都鳳陽。

同年正月,張獻忠一舉拿下鳳陽,縱兵屠城。“士民被殺者數萬,焚公私廬舍兩萬餘間”。事罷他還嫌不過癮,就下令火燒皇陵,並搗毀了朱元璋出家的皇覺寺。消息傳到北京,崇禎立即穿上喪服,跑到太廟放聲大哭,“張獻忠”也成了他一生難以忘卻的名字。

此後,張獻忠走一路殺一路,多有屠城。崇禎十四年(1641)攻克襄陽,燒死襄王朱翊銘。崇禎十六年(1643年),又克武昌,將楚王朱華奎丟進長江。十七年,張獻忠西進四川,砍了瑞王朱常浩,攻破成都後又殺蜀王朱至澍。1644年,崇禎在煤山自縊,同一年,雙手沾滿鮮血的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國號大西。累累白骨,屍山血海鑄成了他的皇位。

張獻忠在武昌盡殺楚宗室後。將除15~20歲男子外的所有武昌民眾盡皆殺死。長江屍體堆積累寸,魚鱉不可食。

事情本該告一段落,可曆史偏偏讓一個掌握強權的屠夫失控,變得更加暴虐。

相傳張獻忠自覺統一天下無望後,便將所有財寶沉入江中,大肆屠害百姓。民國時,連魯迅讀完《蜀碧》後也對此事深信不疑,呼籲中國人都要知道張獻忠禍蜀。建國以來,受階級史觀影響,對農民起義多有美化,政治曲筆為曆史蒙上了一層陰影,以致爭議至今。張獻忠屠蜀也成了一個懸案。

02 有沒有屠蜀?

明末的四川,“千裏如煙,空如大漠”。清初為填補這裏的人口真空,甚至發動了“湖廣填四川”的移民運動。以至於現在的四川話都是湖南話的變體。無論事情起因如何,17世紀四川人口銳減都是事實。

根據清人的史料,這都是張獻忠屠殺的後果。《明史紀年本末》記載,(張)大殺蜀民,全蜀數千裏蕭條絕無人跡。《明史》記載,(張)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6億)有奇。類似的還有《後鑒錄》《蜀碧》《蜀難敘略》等,不勝枚舉。

由於這些數字過於誇張,記載又多有自相矛盾。因此很多人認為:屠蜀實際是清軍幹的,“野豬皮”為了塑造“明亡於流寇→大清為明報仇→救民於危難”的合法性建構,為此栽贓張獻忠

持“栽贓論”人觀點如下:

1.張獻忠死了十三年後,清廷才平定四川,如果四川真的沒有人,是亡靈在和清軍打麽?

2.張獻忠的大西政權隻控製川西一隅,四川其餘地區主要由南明,搖黃,土司等勢力控製,張獻忠如何越境屠殺?

3.滿清大興文字獄,史料被大規模篡改。以清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尿性,入川焉能不屠?而這些暴行恰恰可以嫁禍給張獻忠。

4.張獻忠的養子李定國是民族英雄,如果張真的是殺人惡魔,怎麽培養出李定國這樣的兒子呢?

這種說法有一定合理性,張獻忠的確沒有能力將川人全部殺光。但是,張獻忠屠沒屠殺,和清軍幹了什麽並不衝突。不能因為清人屠殺了,所以就推測張獻忠什麽都沒幹;更不能認為李定國是英雄,就斷定張獻忠不是惡魔,這種非黑即白的二極管思維並不可取。

實際上,張獻忠在川的嗜殺行為。並不完全出自滿清文人之手,部分明末遺民也多有記述。南明王夫之的《永曆實錄》記載“獻忠之在蜀也,殺掠尤慘,城邑村野,至數百裏無人跡。”溫睿臨《南疆逸史》也有記錄:”賊性喜殺,亂蜀時,立賞格:凡部卒日得男壯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童稚不計。”

此外,還有一些傳教士也記錄了在四川的所見所聞,清人斷無篡改可能。《聖教入川記》是教士安文思和利類思寫給上級的葡萄牙文匯報,其上赫然寫到“(張獻忠)驅全城居民於…橋邊,大肆屠戮。”“屍積如山,血流成河,逐處皆屍,河為之塞,不能行船。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一片荒涼慘象,非筆舌所能形容”

除此之外,安文思還在其著作《中國新史》記載:“他(張獻忠)到處殺人放火,他想自封為中國皇帝。大量的民眾為了躲避其暴虐遁入深山,神父亦隨之而逃”“他以各種刑法處死了不計其數的人,或被斬首,或被剝皮淩遲。”

另有一名神父匡衛國所著《韃靼戰記》也寫到:“我認為隻有該死的家夥才能幹出如此傷天害理,慘無人道的勾當…這個惡魔(張獻忠)到處搶劫,殺人,放火和征戰,帶來不可想象的災難…暴君就是這樣使人口眾多的四川變成一片荒野。”

由此可見,張獻忠屠蜀被誇大不假,但絕非憑空捏造。主流曆史學家對此已形成共識。顧誠在《明末農民戰爭史》勸誡人們正視“大西政權的錯誤”:“我們也應當正視包括張獻忠在內的大西政權領導人的錯誤。…(不然)不利於從中總結曆史的教訓。”茅海建認為:“多數人認為張(獻忠)的確殺人較多,而且包括無辜民眾,但並沒有將四川人殺光。”

文物無言,曆史有聲。2016年年底,四川彭山縣江口鎮有村民在岷江邊撿到了一塊“銀錠”。這隨即引發四川省文物考古院的關注,因為這很有可能就是傳說中“大西王的寶藏”——江口沉銀。經過三個月的發掘,除了有不計其數的金銀器物出土,還發現很多粗糙的耳環,發簪。這些正是大西軍屠刀揮向尋常百姓家的鐵證。

張獻忠為什麽要在自己的領地濫殺無辜呢?

主要原因有五點,

第一是張成長在“人相食”最為嚴重的延安,這樣的童年經曆使其人格早已扭曲。

第二是張小時候隨父親去四川賣棗,被當地惡霸所欺辱,早就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第三是大西政權作為農民政權有其局限性,大西國沒有稅收製度,全靠四處劫掠的“打糧”維持,殺戒一開無法限製。

第四是張獻忠立足不穩,川蜀形勢複雜。南明,地方勢力多有反撲,張獻忠必須靠殺人以樹立威信。

第五是張獻忠為防止四川為他人占領,因此臨走實行焦土政策。至於張獻忠是否有精神疾病,反社會型人格,這裏暫且不論。

由於張獻忠的“祖先”文昌帝君張亞子托夢告訴他不要殺害梓潼百姓。梓潼人民才免遭屠戮,自發為張獻忠塑身修廟“以謝不殺之恩”。

在亂世的殺伐中,道德淪喪的人是多數,而堅守底線的人是少數,曆史的天空中總是“鳳少禿鷲多”。我們在研讀史料時,不得出於民族主義情節刻意美化個別人物,或出於主觀情感賦予其道德,不然得出的結論一定會背離事實。

總之,屠蜀是張獻忠、滿清、南明及各種流氓地方組織共同犯下的罪行,他們將共同被刻在曆史的恥辱柱上,永遠受人唾棄。

03 網絡符號的獻忠

去年,知名法學教授羅翔在演講中引用了《聖諭碑》,催生了網絡傳播的化學反應。這段視頻被斷章取義後,傳播至各個平台引發了一眾網民效仿與二次創作。

羅翔所引用聖諭碑並非原文——“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互聯網傳播中,除了多數盲目跟風的網民外,竟然還真出現了一小部分信奉“獻忠學”的無底線群體。他們叫囂著:“全網呼叫張獻忠”“早該圖圖了”“獻忠的欲望正在高漲”,肆意宣泄反人類情緒。更有甚者,還聯係“馬爾薩斯陷阱”,煞有介事。不知道是反串黑還是真有人格障礙。此情此景,實在令人瞠目結舌。

海豹並不是上綱上線,把一種玩梗上升到某種高度。我隻是想問:張獻忠等屠夫的所作所為,與上世紀日本侵華所犯下罪行有何區別?一場如此慘痛的曆史悲劇,是否可以被作為搞笑作品的創作題材?猶太人會拿希特勒的大屠殺玩梗嗎?

一個有前途的民族,是銘記曆史的民族;如果我們連逝者都不尊重,我們就更難懂得什麽是相互尊重;如果我們崇拜的都是屠夫,那我們就注定淪為任人宰割的牛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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