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垃圾堆，養活了多少貧苦人？

酷玩實驗室作品

首發於微信號 酷玩實驗室

微信ID：coollabs

侮辱性極強…

當”無房無存款”的年輕人正在想方設法躺平的時候，上海坐擁多套房產，月收入近2萬的58歲董阿姨，卻在堅持每天撿垃圾。

“在別人眼裏看著是垃圾，在我眼裏看著都是錢啊，一天能賣2百多。”

因癡迷於撿廢品，兩套相連的房子堆放不下，董阿姨就將垃圾鋪到了走廊。

結果，搞得樓道臭味撲鼻、蚊蟲肆虐，去年12月，董阿姨被鄰居告上法庭。麵對法官，董阿姨的態度很好，表示願意配合清理。

然而，時過半年，因為董阿姨賣出廢品的速度遠遠比不上她拾取廢品的速度，垃圾數量不減反增…

5月28日，法院隻能派出11名幹警、加上10名環衛工作者及12名清潔工人”強製執行”。

曆經9個小時，廢品裝滿了整整15輛大卡車，終於幫董阿姨清理幹淨。

看見一堆堆廢品垃圾被搬出房屋堆放在屋外空地上，又一鏟車一鏟車地被環衛工人裝上大卡車，董阿姨在一旁悲痛不已，不斷念叨著：

“這都是我的寶貝啊！”

事件刷屏之後，有人說董阿姨心理有疾病，也有人說她是”守財奴”……

而如果我們暫時放下批判，關注一下董阿姨撿廢品的收入”一天能賣2百多”。

一個月，就能收入六七千。

而不論是上海，還是北京，中國高收入人群最高的城市，人均可支配月收入不到6000。

全國的平均值，隻有3000多。

再者“全國有6億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

撿廢品真的這麽掙錢嗎？

答案是，真的。

因為實在太掙錢，那些年，”拾荒者江湖幫派”為搶奪地盤而發生火並的事件，時有發生。

那麽，在哪個城市撿廢品最掙錢？一般又能掙多少錢呢？

董阿姨這個水平，算高還是低？

01

撿廢品行當，最成熟的恐怕還是北京。

北京的規矩也最多，什麽人能撿，能在哪些地方撿，都是有規矩的。

與董阿姨經曆相似的，還有北京的祁大媽。

祁大媽是老北京人，國企退休，自己在二環有一套房對外出租，每月退休金和租金收入小兩萬。

很多人會認為，董阿姨、祁大媽這樣有著較為優越生活條件的老人，參與拾荒是源自於某種叫做“拾荒癖”的心理疾病，要看醫生的。

祁大媽的女兒其實也曾想方設法想帶祁大媽去醫院檢查。

因為祁大媽在小區撿廢品，一是不衛生，二是讓街坊鄰居、親戚朋友誤會、瞧不起。

而祁大媽認為，她就是想賺錢，跟病不病的，條件好壞沒有關係。

“有錢不賺，不是那個麽？”

再說了，這個小區可不止自己一個拾荒老人，其他老人家的生活條件也不差。

別人的兒女都不攔著，你憑什麽攔著我？

祁大媽生活的小區，共有22棟樓，3000餘戶業主。

據祁大媽自己的不完全統計，這一個小區，總共有大約15名拾荒老人。

但祁大媽認為，這15名拾荒老人，在”經營規模”上，都比不上她。

所以她自認為是小區“拾荒一姐”，自己最”專業”，也最”體麵”。

比如，在大部分人看起來最多隻是個形狀和顏色有差異的塑料瓶，祁大媽能分出十幾種，而且能分辨哪種更值錢。

瓶蓋、瓶身、包裝紙的材質都是不同的。

絕大部分塑料瓶瓶身是PET材質的，專業名詞叫聚酯，這個材料是製作滌綸的重要原料。

瓶蓋則是PP材質，又叫聚丙烯，可用於汽車、電子電器、紡織、建築等多種領域。

拿到一個透明塑料儲物箱，要把彩色的把手從箱體上掰下來，兩者材質不同，透明箱體更值錢些。

再比如，各行各業都”潛規則”。撿垃圾的一個潛規則叫”加雜”，目的是增重。

因為賣廢品的時候，要稱重，把不怎麽值錢的東西夾在值錢的東西裏麵，或者給塑料瓶灌水、給廢紙殼噴水，都可以增重。

這同樣是一門手藝，既要做到增重，還不能讓人一眼看出來。

當然，隻要不是太過分，廢品站通常會默認這種”加雜”的行為。

但是這麽多年來，祁大媽從來不”加雜”，丁是丁，卯是卯。

因為她覺得靠”專業”分類出不同價格的廢品，比混著賣更賺錢，也更體麵。

但祁大媽也有讓人覺得不體麵的地方，就是“占地盤”太霸道。

在小區中拾荒，各拾荒老人之間其實有個不成文的規矩。

就是你住哪個樓，你就撿你這個樓的廢品，如果旁邊的樓沒有拾荒者，那你可以拓展地盤。

但祁大媽不認同這個”地盤法則”。

她覺得，“法無禁止即自由”，先到先得，隻要物業不禁止，全小區都是她的”疆域”。

所以，她不僅承包了自己樓下的8個垃圾桶，還”染指”了全小區另外10棟樓的62個垃圾桶。

甚至還有小區車庫的垃圾桶，也是她的”勢力範圍”。

至於另外12棟樓的垃圾桶，倒不是祁大媽”大發慈悲”，而是因為路太遠，一個人實在顧不過來。

除此之外，祁大媽在小區的自行車棚還有自己的“祁大媽垃圾分類存儲中轉中心”，風吹不到，雨淋不到。

每天，祁大媽都會在這裏分類處理自己的”勝利果實”，隔幾天賣給收廢品的。

祁大媽的霸道，自然惹到了其他拾荒老人的不滿。

比如，祁大媽整理好的廢品，常常”失蹤”。

比如，同行甚至聯合起來”降價”，用“傷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形式來讓祁大媽的廢品賣不上高價。

麵對這些”無奈”，祁大媽雖然表麵上不聲張，但都默默記在心裏，背地裏采取了果斷措施——”拉攏”小區保安，”幫忙照看著點”。

按照祁大媽的話說，自己是“下了本的”。

為了獲得保安和收廢品的人的支持，祁大媽先後請了兩頓飯，遞了幾包煙，並且提前向物業繳納了3年物業費，還承諾了給保安小趙介紹對象。

在與同行鬥智鬥勇中，老人們不亦樂乎。

其實，老頭老太太們也不是真的記仇。

比如，有時候祁大媽收集的廢品太多，他們也會幫祁大媽搭把手。

然後，他們還會趁機調侃：

“人是好人，就是看不慣她掉錢眼裏那個樣兒。”

“都閑著沒事兒，也不指望著靠撿廢品發家致富，就是圖個消遣。”

對於地盤的爭奪，小區一門之隔，完全是兩個江湖。

如果說，門內的江湖，多得是老人們之間”解悶兒”，那門外諾大的北京城，還藏著一個看不見的拾荒江湖，有地盤、有幫派，甚至還有“飛虎隊”。

早些年的時候，還上演過真刀真槍的械鬥。

02

江湖中曾經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軍火、毒品、破爛，誰做誰賺錢。”

軍火、毒品，毒三角的大佬們早已經被無數次搬上銀幕，讀者們耳熟能詳。

真正靠撿破爛發財的，恐怕很少人知道。

有一個叫”喬保峰”的人，就是其中一個。

喬保峰，生於1970年，河南固始縣人，兄弟三人，父親早亡，由母親拉扯長大，常常食不果腹。

在喬保峰十幾歲的時候，大哥因開船超載出了事故致多人死亡，被判入獄，讓本就貧寒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

為了生計，15歲的喬寶峰，跟著二哥，去了北京昌平區。

那時昌平還是縣，經濟比城區落後不少。

喬氏兄弟二人找到了一份工地篩沙的工作，就是用鐵鍬一鍬鍬把沙子揚到篩子上，每天無數次重複同一個工作，累得半死，勉強能吃口飽飯，想存錢，門兒都沒有。

窮則思變。二哥覺得，這份工作不是長久之計，準備到秦皇島投奔熟人，等穩定下來，再把喬保峰接過去。

二哥走後，喬保峰兜裏隻有不到三天的飯錢。

有一天，苦等二哥沒消息的他路過一個機關，一個幹部模樣的人對他說：”收破爛的，我們辦公樓裏有不少廢品，你拉走吧。”

喬保峰為難的說：“我沒有錢。”

那人說：”算了，你趕緊給我們騰幹淨地方就行。”

這一筆，喬保峰賺了20塊錢，在80年代，這已經是一個工地小工半個多月的工資了。

喬保峰發現，工地的垃圾堆中，有很多廢鋼筋、蛇皮袋、廢鐵，北京人好麵子，沒人撿，外地人也不多，把這個行當忽略了。

嚐到甜頭的喬保峰，直接辭了工地上的工作，一門心思撿垃圾。

當時，北京到處都在搞建設，建築工地極多，空水泥袋賣廢品也不值錢，工地基本是攢一堆然後隨手就添給收廢品的了。

喬保峰很有經商頭腦，他覺得蛇皮袋子賣給廢品站不劃算，一定有更有價值的處理方法。

他四處打聽，聽說山東有個煙花爆竹基地，蛇皮袋子可以做煙花材料，就連夜坐火車去了山東。

結果，談判下來，三個月走一次貨他就可以淨賺一萬塊。當時，差點沒讓他笑出聲來。

但喬保峰非常狡黠，他知道商業秘密的重要性。

在山東，他不說自己的貨源是怎麽來的。在北京，他也從不說自己收那麽多”低價值”的蛇皮袋子銷往哪兒去。

短短幾個月，喬保峰便騎上了自行車，沒多久，自行車換成了三輪車，又過了一段時間，三輪車換成了平板三輪車……

喬保峰迫切感到自己的撿破爛事業要擴張，不能隻靠一個人，於是，從老家招來很多勞動力。

他知道，隻靠同鄉之誼是靠不住的，一旦這些人摸清了門道，肯定也會單幹，威脅自己。

所以，他製定了很多”規矩”，交份子、上供、劃地盤…

一旦出現逾矩行為，將以叛徒身份遭到驅逐，終生不得再踏入拾荒行業。

憑借原始積累，喬保鋒買了一輛二手貨車，租下一個大院子，業務延伸至周邊廠礦的所有廢品。他想靠規模和效率，形成壟斷，一家獨大。

生意越做越大，喬保峰不再滿足於廢紙、廢塑料，開始盯上了更大件、利潤更厚的廢舊鋼鐵。

井蓋兒、護欄、變壓器、電纜，都成了”回收對象”。

富裕起來的喬保峰，把母親也接到了自己身邊，與母親同來的，還有母親給他物色的未婚妻，同村姑娘李加敏。

此時的喬保峰，在北京混跡多年，對於母親給自己物色的鄉下妻子有些不以為意。

1992年，在一次酒會上，喬保峰結識第二個老婆張豔影，二人很快同居。

為了能跟張豔影順理成章在一起，喬保峰辦了一張假身份證，與張豔影成婚。

1995年，喬保峰又與同鄉粱中慧相愛，同樣辦假身份證結婚。

喬保峰一人遊走在3個妻子之間，好不自在。

他給三個女人在同一個小區買了三套房子，三人分別一輛桑塔納、本田和三菱跑車。

為了讓她們開心，給她們發零花錢，四個人經常湊在一起打麻將，誰贏了，錢就歸誰。

這3個妻子，也為他生了6個兒女。

熟悉喬保峰的人說，如果不是後來出事被抓進去，他很可能像古代皇帝一樣，來個三宮六院。

在那個年代，路子野了，自然就得嘯聚一批潑皮打手，以保障安全。

到30歲之時，喬保峰已是千萬富翁，坐擁十幾畝的回收站，手下最多時有上百人，成了昌平一帶赫赫有名的“破爛王”。

可他始終是收廢品起家，難以混跡上流社會，他想要當個真正的企業家。

喬保峰就開始轉行，承包了一家鑄造廠。

但可惜的是，接手鑄造廠後，喬保峰把自己靈巧的心思，用在了不該用的地方。

鍛造廠是用電大戶，為了節省成本，喬保峰開始偷電。

這樣的大動作肯定遮掩不住，供電局發現了他工廠的不正常用電，隨後給他下發了停電通知。

收到停電通知後，喬保峰氣急敗壞，有了錢就長脾氣的他竟然帶著打手闖進電力局局長辦公室，指著局長鼻子說：

“你要不給我送電，小心你的命。”

公安機關很快介入，經過調查和檢測，發現僅僅一年多時間，喬保峰就偷竊了900萬度電，折合人民幣400萬元左右。

不僅如此，還發現喬保峰同時犯有重婚罪、私刻公章罪等。

數罪並罰，喬保鋒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19年，財產如泡沫般灰飛煙滅。

昔日昌平”破爛王”喬保鋒，則成了嚴打下的典型反麵教材。

而與喬保峰同時期的另一位”京城垃圾王”杜茂洲，卻有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作為正麵案例，杜茂洲被邀請到了中央電視台，成為楷模人物。

03

杜茂洲跟喬保峰一樣，都是苦出身。

喬保峰是河南固始人，杜茂洲是四川巴中人。

28年前，杜茂洲為了擺脫貧困，曾經在老家四川當過小學代課教師，修理過無線電。

但微薄的收入終於逼著他不得不像很多老鄉一樣，選擇到北京打零工謀生。

與喬保峰一樣，杜茂洲也迅速發現了那被絕大多數人惟恐避之不及的城市垃圾埋藏著的巨大寶藏。

二人不同的是，喬保峰選擇從下到上”野蠻生長”，甚至帶人跟電力局長叫板。

而杜茂洲呢，選擇從上到下，請管理部門開條子，頗有點“奉旨拾荒”的意思。

1987年冬天，杜茂洲、杜茂獻兄弟倆和同鄉許際才三個人，敲開了市環衛局規劃基建處辦公室的門，說“想進垃圾場撿垃圾”。

當時的垃圾場是國營的，國家花錢養著專門的職工回收和分揀垃圾。這些人，是拿固定工資的。

算下來，收集、運輸、處理整個流程下來，清理一噸垃圾的成本需要157元，既費錢又費事。

碰到有人自願上門撿垃圾，主管垃圾場的王維平當即批條。”你們撿得越多越好，我們就省事兒了。”

讓王維平沒有想到的是，他這一批條，很快在國營的垃圾回收隊伍之外締造了一支拾荒大軍。

拾荒群體的優勢在於不怕丟人，背著一個破口袋，一個垃圾桶一個垃圾桶翻。

國營廢品回收公司的正式職工不會這麽做，出於麵子，也有體製上的原因——不管回收多少廢品，月薪都是固定的。

自從杜茂洲他們進入北京的垃圾市場以後，他們很快就取代了國營回收公司，成了廢品回收的”主力部隊”。

1997年，北京的拾荒隊伍已經擴大到了8.2萬人。

據統計，拾荒者每年可以為北京市回收處理700多萬噸垃圾，為財政節省37億元垃圾處理費。

不過，與拾荒隊伍一起膨脹起來的，還有行業內的惡性競爭。

來自全國各地的拾荒者，聚集在北京四環外的82個”營盤”，每個營盤2000多戶人。

並且，他們按照籍貫，分了13個大的幫派。

最大的為“川幫”，僅來自巴中一個市的就有4萬人，其次是擁有1.7萬人的“河南幫”，主要來自固始，還有約1萬人來自“河北幫”，約1700人來自江蘇……

北京就這麽大的地盤，四川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想多占點，互相擠壓。

打架、械鬥幾乎是家常便飯。

為此，每個幫派都抽調最能打的一批年輕人，設立”飛虎隊”。

當時為了搶首鋼附近的一片垃圾場，三個幫派，拉來了幾卡車人，持械火拚。

甚至有媒體報道稱，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北京市刑事案件，其中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

這個龐大的群體已經成為北京治安最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北京的境況並非個例，1998年初，山東也發生多起搶奪垃圾場，群毆致死的案件。

北京垃圾回收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幫派爭鬥進入白熱化，杜茂洲等人再次找到王維平，希望王維平出麵，給大家劃定地盤，維持秩序。

為什麽找王維平呢？

首先，王維平小時候家境貧窮,吃過野菜、草根，為人和氣謙遜，容易取得拾荒人群的認可，並且，王維平為人開明，各個幫派能發家，都得益於王維平向他們開放垃圾場。

其次，王維平主管垃圾場，有官方身份。手裏有執法隊、城管，是這些幫派的”直屬領導”。

王維平把北京的10多個拾荒幫派約到了北京飯店，召開”丐幫大會”，商討解決方案。

“會議”達成最大的共識，是分工：

“四川幫”負責撿垃圾；”河南幫”負責收廢品；

“河北幫”負責在四環外接應——城裏收來的廢品運到這裏進行分類回收，再賣給產業下遊的廢品加工商；

“江蘇幫”人數最少，隻有1700人，他們負責回收地溝油。

這場”會議”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格局。即便今天，一些”幫派”仍沿著當初劃分的老路繼續前行。

這次會議後，昔日的”把頭”杜茂洲創辦了廢品回收公司，統領著北京崇文、通州、平穀、昌平、密雲5個區垃圾填埋場的廢品資源。

2001年，昌平區政府為了解決白色汙染，出資三百萬，召集全區村民、市民都來撿垃圾。

杜茂洲找到區政府說，不要政府花錢，我們來承包，幫政府把白色汙染消除掉。

杜茂洲倒是沒有吹牛，他確實帶領團隊把昌平區的塑料袋撿幹淨了，但撿來的塑料袋垃圾銷不出去，在廢品廠堆積成山，成了難題。

沒辦法，別人不要，杜茂洲就自己投資辦廠，生產塑料顆粒。

不懂技術，就全國到處跑到處學，參觀了全國幾十個廠家的先進經驗。

前幾年確實賠了不少錢，第四年才開始盈利。

親自跑到台州參加展銷會，印明信片、打廣告。

把塑料顆粒樣品裝成幾千份免費送，慢慢地打開了銷路。

2005年，被譽為”京城破爛王”的杜茂洲登上央視，對著鏡頭意氣風發地說：“北京遍地是寶，隻要你肯彎腰。”

隨著垃圾分類回收日趨成熟，各地拾荒人數也在減少。

北京拾荒者人數在2014年、2015年到達最高峰，有17萬人，現在還剩不到10萬人。

隨著北京、上海、杭州等全國49個試點城市開始試行垃圾分類，小區拾荒者也越來越少。

祁大媽說，物業經理給她看過相關的條例，說有可能明年就不讓她撿了。

不久的將來，或許再也沒有了董阿姨、祁大媽。

尾聲

我國是從上世紀50年代初期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廢品收購。

1955年供銷合作總社專門成立了廢品管理局，統一管理全國的廢品物資回收工作。

後來，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入市場經濟。

計劃經濟時期以供銷、物資係統公有製為主體的回收行業壟斷格局被完全打破，個體戶成為回收行業的從業主體。

據統計，中國有三百多萬拾荒人，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回收了中國30%的鋁製品，60%-80%的電子廢棄物，90%以上的家庭廢品。

2001年-2011年間，拾荒人提供的金屬回收再利用為中國節省了1.1億噸煤炭資源，並減少了90億礦產資源的開采。

除此之外，每年都為財政節省幾十億垃圾處理開支。

過去的幾十年，我們一直沒有完善的廢品回收體係，但中國的廢品回收率仍遠高於一些發達國家。

這個成果，靠的就是貫穿整個發展曆史的拾荒者身影。

他們把我們手中的垃圾變廢為寶，讓我們免於”垃圾圍城”的窘境。

長久以來，拾荒者背負著”拾破爛”的汙名。但事實上，拾荒者們為循環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

不論是靠撿破爛”消遣”，還是以此為生，他們並沒有心理疾病，也不是守財奴。

他們心中或許沒有為國家廢品回收做貢獻的大局觀，但是他們從苦日子過來，更懂得每樣東西的價值，更明白財富要積少成多，也更想過好日子。

他們身上那些樸素的品質，值得當下每一個人學習。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中國的垃圾堆，養活了多少貧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