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國全麵建成小康社會，意味著後小康、後現代社會的來臨。麵對這樣一種全新的社會形態，中國人的價值觀會發生什麽變化？又會麵臨哪些挑戰？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在《房寧:
一場潛在劇變,
將中國社會卷入兩大衝擊》一文中指出，“小康”是用於概括中國社會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概念，而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其實是一個“時空壓縮”的過程，其中混雜了前現代問題、現代問題和後現代問題。隨著物質財富的進一步豐裕，後現代問題開始集中出現。後現代社會意味著價值觀的曆史性轉變，人們更加重視“選擇自由”與自主性，並產生了“去監管、去中心與去權威”的訴求。
“小康社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題目的兩個關鍵主題詞。2020年是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小康社會”是關於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中國表述。實現小康則意味著中國後小康、後現代社會的來臨。從世界經驗看，從現代社會向後現代社會過渡的過程中，將會發生一場改變主流價值觀的觀念革命，價值觀變革將對社會結構、社會治理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小康社會的內涵及其認識
“小康”和“小康社會”概念的提出經曆了一個不斷深化發展的過程，它開始是領導改革開放的中共領導人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一種思考，後來逐漸上升為國家戰略。“小康”概念由鄧小平在1979年12月6日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第一次正式提出，他將“小康”作為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發展目標，“小康”從此也成為檢驗衡量中國共產黨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效的重要指標。
“小康社會”作為一個中國式概念，其基本價值取向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和“追求美好生活”，但作為衡量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指標標誌，又與綜合國力相關聯。因此“小康”更多的是一個國家性概念。從橫向比較意義上來說，小康就是用於概括中國社會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概念。
小康作為工業化、現代化的中國式代名詞，也確有其中國特色和必要性。這就是中國工業化、現代化或曰建設小康社會的中國特殊性。關於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的中國特殊性，中國學術界有一個非常好的概括，即所謂“時空壓縮”現象。中國自1979年以來經過新一波工業化、現代化的努力，在短短40年內，完成了西方工業化國家曆經百年甚至更長時間完成的進程，這一過程既有空間的交叉也有時間的壓縮。
所謂“時空壓縮”，簡而言之，中國麵臨的問題，既有所謂的前現代問題，也有現代問題，甚至後現代問題也露出端倪。空間、時間的壓縮，具體體現在中國社會麵貌上。中國麵臨的前現代問題：如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關鍵之年、決勝之年，這意味著中國廣大的農村人口，依然存在著傳統農業的貧困問題。
與此同時，中國也有“現代”問題，如中國的工業化取得了迅速發展，當前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業製造業基地，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世界進入了“Made
in China”時代。與此同時，中國還存在許多新問題，即西方所謂的後現代問題，而且“後現代”問題越來越引發人們的關注和思考。
價值觀的曆史性轉變
後現代並非一個簡單的時間概念，它是工業化、現代化社會中物質財富大幅增加，以及生活品質和生活條件大幅提升和改善後，逐漸出現的一種社會價值觀改變的曆史性社會現象，是一種前現代社會、現代社會中物質性價值觀被非物質性價值觀逐漸取代的社會進程。
發達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入後現代社會以後，追求極限運動、體驗生命極限成為一種社會現象，包括馬拉鬆運動在內的各類極限運動獲得廣泛發展。極限運動業已成為當下中國的一種社會現象。從一定意義上而言，極限運動是後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馬拉鬆運動是極限運動的典型代表，因為馬拉鬆是最易普及、門檻最低以及參與人數最多的極限運動。馬拉鬆運動屬於社會進程中的一種“後現代”現象，僅以中國為例，2014年大陸僅有50場包括半程馬拉鬆在內的馬拉鬆賽事，而當年僅有2,200萬人口的台灣地區舉辦了超過300場馬拉鬆。2015年，大陸開放了馬拉鬆賽事的審批權，當年大陸馬拉鬆賽事數量翻了兩番。開放4年後的2018年大陸舉辦了1,581場馬拉鬆，全中國馬拉鬆累計參賽達到583萬人次，有285個地級市舉辦了馬拉鬆賽事。
參與馬拉鬆運動的本質含義是探試生命的極限，是一種極限性的生理體驗。因此，在社會意義上，廣泛開展的以馬拉鬆為代表的極限運動，意味著追求個性化極限體驗成為人們的一種價值追求。在即將實現小康社會這一時間節點前後，中國社會出現這一現象並非偶然。自2008年以來，中國進行了工業化時代政治發展比較研究。通過這項課題的多國調研，中國發現：西方社會甚至像菲律賓這樣的亞洲發展中國家都存在大量的“路跑族”。隨著調研的展開和深入，逐漸意識到，工業化社會到來後，極限運動逐漸成為各國普遍的社會現象。通過進一步與傳統社會相比較就會發現，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一種價值觀革命。
價值是客觀對主觀的有用性，由此形成的社會認知就是價值觀。價值觀是社會實踐、社會生活的結晶，是人們在追求生活目標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主觀結果。以往社會曆史中，發展生產、追求增長是居於主導地位的傳統價值標準。無限製地追求物質財富是人類工業化、現代化進程中的生存狀態。盡管如此，無限追求物質財富依然是生產力落後狀態對人類基本行為限製的表現。
在生產力落後、物質財富匱乏的狀態下，傳統社會——無論是農業社會還是工業社會——都是以物質生產和生活為核心價值的社會。當然，它也有一些精神活動，有琴棋書畫、詩詞歌賦，但它的核心問題都是圍繞著物質生產生活展開的。從一定意義上而言，物質生產、生活是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的核心價值，人類社會相應地也形成了前現代以及現代社會持續數千年的傳統價值觀，被具有悠久文明史的中國人概括為——福、祿、壽、禧、財“五字箴言”。中國古代社會的耕讀人家、小康之家，大多會在中堂上掛“福祿壽禧”匾額，而“五字箴言”最後的“財”字才是核心。作為傳統社會價值觀的五字箴言“福、祿、壽、禧、財”，是大多數人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價值之所在，也是傳統社會圍繞追逐物質財富展開一切活動的鮮明例證。
當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後，社會價值觀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社會以物質財富作為價值追求的核心，其根本原因是物質條件、生產能力的限製，所謂“物以稀為貴”。當工業化、現代化帶來物質財富的極大豐裕後，同樣的原理導致物質財富價值的下降，這就使人們在盡可能多地占有物質財富之外獲得了其他追求和選擇。由此帶來的革命性變革的意義在於：在人類社會迄今為止的曆史上，物質財富第一次不再是衡量人生價值的唯一標誌物。
在不把獲取物質財富及與此相關的社會地位作為人生的根本追求後，社會價值觀開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多元化發展趨勢。人們有了追求物質財富及相應社會地位以外的其他價值目標後，就相應獲得了非物質性的人生內容和意義，因而許多人選擇了挑戰自身能力、超越自我的極限運動，從中享受的是超越自我的快樂和滿足。以個性化高峰體驗為主要特征的後現代價值觀，是物質豐裕時代人們精神活動的方向與趨勢。
後現代的價值觀在當下中國社會已經初露端倪。中國社會中的青年群體，由於獲取基本物質需求的簡易性，獲得了更大的選擇性自由，年青一代更喜歡做他們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從一定意義上來說，能夠擁有這種“選擇自由”就成了真正的人生價值。一位年輕女教師一句話的辭職信“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與共鳴。這反映出，至少對於青年群體而言，可以換算成經濟收入的職業約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了，而對自由和另類生活的向往，正在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
後現代社會出現的標誌與前現代、現代社會不同，它的標誌不再是以某種生產技術、生產力水平或某種物質產品為標誌，而是以一種新的價值觀出現為特征，以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從注重物質轉向注重精神為標誌。後現代價值觀主要表現為追求個性化的高峰體驗。根據觀察和體會，後現代價值觀具有多元化取向，而多元化價值取向也透露出了共同特征，這就是絕對的自由偏好，尤其是將自主選擇作為最高價值。在社會現象上，後現代價值觀表現為去監管、去中心、去權威的訴求。
後現代價值觀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城市化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後，中國的社會結構、群體關係、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將發生巨大變化。
如果這種現象一旦普遍發生，它將會對現實社會關係、社會結構乃至社會治理體係產生怎樣的影響？根據已經發生在西方發達國家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初步經驗來看，作者認為將會出現兩種趨勢性變化。
（一）從滿足需求到改變需求，通過改變需求來滿足需求
通過改變需求來滿足需求，可以解決當下社會麵臨的一些現代性的基本問題。現代性問題在當前人類社會麵臨的主要問題中依然占據重要位置。現代社會可以概括為19世紀以來的工業化社會。回溯既往，從19世紀到20世紀，人類社會總體上進入了工業化、現代化的階段。在這一階段，形成了兩大基本思想體係和意識形態，也相應地建構起兩大製度體係，這就是大眾所熟悉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到了20世紀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社會主義陣營出現，進而出現了東西方兩大政治陣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出現了“冷戰”。20世紀末，蘇東陣營瓦解，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走上了改革之路，整個世界格局發生了深刻變化。
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上述一係列重大變化，在意識形態及思想體係意義上給人類提出了重大而嚴峻的問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圍繞著社會生產、分配和消費以及平等、公正、自由的社會關係、社會生活問題展開的，是19世紀以來形成的解決人類社會問題的兩大方案，並且對19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動產生了巨大影響，但20世紀末的重大變化則意味著這兩大思想體係以及方案都麵臨著巨大問題。
從理論上概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追根究底還是現代社會的核心問題，即物質生產與生活問題：生產和分配。解決物質生產與分配則又可以歸結為對效率和公平關係的處理與權衡。然而，近百年的實踐結果是：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麵臨的源自初衷的原始性問題——社會分化、收入差距擴大、社會的結構性對立——並未得到真正解決。這一社會現實背後的實質性問題是，在物化價值觀的前提下，無論怎樣提高生產力和增加物質財富都無法填平人的需求“欲壑”。
經典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曾被認為是解決社會結構性對立的優選方案。曆史地看，無論資本主義抑或社會主義，特別是市場化改革後的社會主義，在現代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方麵都取得了曆史性成就和進步，換言之，它們在發展物質生產上都具有一定的效率。在這一方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疑代表了改革後社會主義所具有的效率。然而，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解決另一基本社會問題——財富分配上卻都遇到了尚未逾越的障礙。
中國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物質成就，實現了工業化的曆史性跨越。盡管中國正在向著物質豐裕的社會發展，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中共十九大提出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任務，第一大“攻堅”就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行百裏路者半九十”，越是接近全麵建成小康社會，越是接近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社會麵臨的問題就越多、困難就越大、風險就越高。當前中國社會存在著大量問題，其核心依然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盡管中國社會曆經40多年巨大發展，國民生產總值當前已經穩居世界第二，中國人均GDP已達到1萬美元，超越了中等發達國家人均水平，但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共同麵臨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結構性分化問題卻依然沒有解決。
這一問題背後更深層次的理論問題在於，到底是滿足需求還是改變需求？這裏存在著一個“需求陷阱”問題。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者存在一個共識，即社會主義能夠比資本主義更好地發展生產力。中國更好地發展了生產力，創造了人類曆史上工業化前所未有的奇跡。然而，盡管中國在極短時間內，在14億人口規模的龐大國家裏，實現了工業化和現代化，但是仍未能充分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人的價值觀是在工業化社會乃至前期工業化社會長期形成的。由於物質匱乏，導致了人們不加限製的物質需求，正所謂“欲壑難填”。物質財富越豐富，就會進一步激發人們更大的需求，造成相對的短缺。這就是所謂的“需求陷阱”。
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被設定為實現物質極大豐富，然而，如果人們的需求和欲望比經濟發展速度更快，則水漲而船高。此外，經濟發展規律是邊際遞減，經濟發展速度到達一定程度後會下降，當前中國進入了經濟發展收縮期的“新常態”，人的需求和欲望繼續增加則會帶來更多的社會問題。
麵對這樣的問題，近一百年來，從馬克思（Karl Marx）到科斯（Ronald
Coase）都在尋求解決之道。從當前的發展趨勢來看，後現代價值觀的出現和發展或許會提供一種新的思路——極簡主義的解決辦法。伴隨後現代價值觀的出現，物質財富的價值性逐步降低，精神生活、個性化的高峰體驗將逐漸上升為人類的價值觀和滿足需求的重要手段，這有可能會使人類跳出人為物役的“需求陷阱”。
發達國家正在出現的社會新趨向值得關注。國際觀察表明，越是發達富裕國家，如日本、北歐國家，人民生活樸素，甚至出現“斷舍離”的社會時尚。這是一種返璞歸真的趨勢。
如果這一趨勢繼續發展，將使人的需求模式發生深刻改變。需求模式的新變化意味著物質生活資料、物質財富的占有欲望降低。從社會整體來看，由於人們需求的改變、價值觀的變化，精神性需求逐步超越物質性需求，這就使得在不需要付出更多自然資源、物質財富的情況下，社會價值得到了增強放大——分母減小了，分數就增大了。後現代社會通過價值觀和需求的改變，來實現社會的富裕、物質的豐富，進而增加幸福感。這可以看作是現代社會問題的一種解決方案。
（二）從一元到多元，社會治理將麵臨自由化挑戰
後現代價值觀，或曰個性化高峰體驗、多元化價值觀，對於推進人類社會的公平與和諧，解決人類社會衝突的效率與公平矛盾具有積極意義，具有“正能量”。然而，後現代價值觀也會對傳統的社會治理體係和治理模式產生巨大挑戰。
傳統社會政治製度、治理模式是以社會主流價值觀和行為統一模式為條件的，因此社會需要建構與政治製度和治理體係相契合的主流價值觀。在中國曆史上，陽德陰法、德法相依，依法治國、以德治國的結合，是古代社會長治久安所依據的政治哲學和治理理念。這一整套國家哲學和國家治理理論體係形成於漢初，定型於漢武帝。從古至今，施行社會治理首先要建構社會敘事、社會論述，建構主流價值觀，進而形成民眾行為的規範。這一規律中外概莫能外，如果說西方國家是由宗教部分地承擔了主流價值觀的建構責任，而中國古代則是通過官方教育係統，包括運用科舉製度來固化這一治理體係。
現代社會治理也需遵循這一模式。價值認同、文化認同是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有效性的前提和保證。換而言之，任何一種國家治理體係都需要與主流價值觀、主流文化相契合。然而，未來社會將麵臨的問題是，如果後現代價值觀成為一種趨勢，人們日益追求個性化的高峰體驗，它必將形成對現代社會、現代國家統一的主流價值觀的解構。隨之而來的結果是：人群和社會也會因價值觀差異而分化，因個性化、多元價值而分離，進而整個社會和人群的道德觀、道德標準和行為規範都會發生相應變化。
道德標準、行為規範和行為模式，是建立在價值觀基礎之上的。韋伯（Max
Weber）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做出過論述。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則更直接地指出：宗教是一種政治設施。宗教為歐美社會的工業化提供了共同的價值觀。同樣地，中國古代社會的孔孟之道、當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則在不同的時代為社會道德提供了信念支撐。人之所以要遵守道德，即有所“敬畏”，是因為道德行為的形成本質上並非因道德律令的條框約束，而是人們遵循道德律令背後價值觀的結果。人們因價值觀、因敬畏終極價值而遵守道德規範，並約束自身行為。
然而，後現代價值觀是多元的，其核心是追求個性化高峰體驗。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在西方向工業化社會邁進之際發出“上帝死了”的呼喊，而後現代社會，人人皆可給自己創造一個自己喜歡的“上帝”。構成道德觀、道德標準以及行為規範的價值觀基礎一旦分崩離析，整個社會就從根本上失去共同的價值基礎，進而國家與社會治理體係也將失去精神與道德的支撐與維係。秉持不同價值觀和追求個性化高峰體驗的人們將變得難以相互理解和接受，甚至會變成陌路人。伴隨著後現代價值觀革命的發生，越來越多的人將不認同主流的價值觀體係，轉而生活在個性化的世界裏。
首先，價值觀體係分散化趨勢的出現，將對社會治理體係和社會結構乃至政治權威和社會權威形成挑戰。如果道德背後的價值觀發生了改變，成為一種個性化的、多元化的價值觀，那就會對社會權威產生消解，進而人們也就很難遵守或服從社會權威了。這種社會變化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民粹主義的泛起。瑞典的“環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法國的社會運動、香港的社會運動，都可以看作是後現代衝擊的先聲。後現代價值觀的特點概括起來，就是“別管我，我做主”，不遵守社會的行為規範，不服從道德律令，也不服從行為管製，每個人成為了自己世界的主宰：我有我的世界，我活在我的世界中。
其次，在後現代價值觀滋長的背景下，繼續維持社會主流價值觀，維持一個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的價值觀，將逐步成為中國小康社會麵臨的迫切現實問題。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建立在追求共同富裕的共同理想之上。換言之，追求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價值基礎。價值觀體係成為社會運轉的指揮棒，與之相適應的製度、體製、機製以及法律、政策等國家治理體係也逐步構建和完善起來。當人們認同共同價值觀，服從“指揮棒”時，便在自發自覺中加入了時代潮流。反之，人們的價值體係呈現出多元化、個性化，甚至不認同主流價值觀體係，拒絕進入主流階層，社會治理就會麵臨極大的挑戰。
當前中國工業化進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正處於關鍵時期，伴隨著小康社會的建成，中國的社會結構、社會關係和社會思想領域也將產生轉折效應。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產生出新的激勵機製，促進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流動。進入工業化轉折期和小康社會後，原來呈幾何級數增長的社會大流動所產生的巨大空間會趨向於飽和，高速發展的社會大流動則會進入平緩期。後現代社會將會出現利益多元化、價值多元化趨勢，社會群體的自我意識上升，並隨著後工業化時期社會流動機會的相對減少而導致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社會輿論和社會情緒也有從積極和正麵轉向消極和負麵的趨勢，這些變化都會對中國的社會穩定帶來現實挑戰與衝擊。在未來中國的國家與社會治理中，正確引導社會思想、社會輿論和社會情緒將發揮重要作用，這是中國未來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最為重要的保障條件之一。
當然，現在這一切尚在醞釀、發酵之中，還沒有成為普遍的社會現實與常態。但越來越多的現象和個案表明，這種趨勢正在形成，正在來臨。問題是中國有所準備嗎？中國準備怎樣看待、怎樣對待、怎樣迎接後現代社會的來臨？
（本文作者為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房寧和華北科技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豐俊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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