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孫女和她的”中國佬”情人
19世紀中葉，一位廣東籍的商人在曼哈頓下城，開設了第一家中國商鋪，之後，這裏便漸漸成為海外華人的聚居地。他們大多以華工的身份來到美國西海岸，之後再逐漸東移，最後來到紐約謀生。
（1884年，舊金山的一家中餐館）
這些海外華人的行業首選，自然是滿足移民剛性需求的飲食行業，之後再轉行為洗衣店、雜貨店，以及更需資本和勢力的鴉片館和賭場。而這些中式餐館，同樣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當地人，化身成了東方文明的誘惑圖騰。
從19世紀末，全美便刮起了一股”雜燴熱潮”，美式中餐館也被代稱為”雜燴館”。雜燴（英文Chop
Suey）又被稱為”李鴻章雜燴”，盡管跟李中堂一點關係也沒有，它其實就是一道把碎肉和各種蔬菜一起燒熟後，再搭配米飯食用的中式菜。
（愛德華·霍普的名畫《雜燴館》）
埃爾西·西格爾案就發生在第八大道782號的一家”雜燴館”樓上。
第八大道是曼哈頓最長的街道之一，而第八大道782號，是一座風格粗陋的複興主義獨棟樓房。盡管按照現在的區域劃分，這裏並不屬於”中國城”，但在1909年的時候，782號無疑地處於一個華裔聚居的街區。因此，案件發生以後，警方和媒體都將這起案件稱為”唐人街謀殺案”。
（案發現場——第八大道782號）
小樓一層，是家華人開設的照相館，二、三層屬於一家”梁家雜燴館”，頂層是一套公寓，住著兩名華裔男子，鍾新（他的名字有Chung
Sin/Chun Sin/Chong Sin好幾種版本）和淩萊昂（Leon Ling）。
淩萊昂30歲左右，是一個穿著光鮮的西式服裝、梳著鋥亮頭發、說一口流利英語的華人。
（淩萊昂）
距離案發大約四年之前，淩萊昂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第十大道59街以北段）上，開著一家挺大的雜燴館。當時的阿姆斯特丹大道，是紐約最昂貴的住宅區之一，這裏同樣遠離大部分華人的”舒適區”，可見這位淩萊昂，屬於那種野心勃勃、想要令自己更加”美國化”的移民。因此，他不僅為自己起了”威廉·萊昂”這個完全”去東方化”的別名，還經常去附近的聖安德魯教堂的華人主日學校學習。
在那裏，他結識了安娜·西格爾夫人，以及她的女兒——本案的受害者埃爾西·西格爾（Elsie Sigel）。
（埃爾西•西格爾）
埃爾西·西格爾出生於1889年，遇害時年僅20歲。從照片上看，這位姑娘算不得天香國色，但身材勻稱有致，擁有明媚的笑容，以及潔白無瑕的貝齒（這是日後辨認她身份的主要依據）。
埃爾西·西格爾來自一個上流社會家庭，她的祖父弗朗茨·西格爾（Franz
Sigel），是南北戰爭中名聲鵲起的英雄，在全美家喻戶曉，退伍之後，他舉家遷居紐約，成為紐約德裔美國人中的領軍人物。
（弗朗茨•西格爾將軍）
1902年8月，弗朗茨·西格爾去世，紐約為他送葬的人，就有超過2.5萬人，警方不得不動用全紐約的預備警力來對付洶湧的人潮。即使在老將軍去世之後，西格爾一家仍然是紐約當之無愧的名門望族，不過老將軍的幾個兒子，結局都不算很好，一個因挪用公款罪鋃鐺入獄，一個被送進了華盛頓的一家精神病院，另一個兒子就是死者埃爾西的父親——保羅·西格爾。
保羅·西格爾是曼哈頓衛生部的一名官員，他的妻子安娜比他小9歲，兩人育有兩子一女。這位安娜夫人，是個虔誠的教徒，熱衷於向亞裔移民傳教（這在當時的上流貴婦中，算是一種”時尚”），經常到聖安德魯教堂的華人主日學校授課，還每每將女兒帶在身邊，培養她對傳教的興趣。
安娜夫人的學生中，最勤勉好學的一位就是淩萊昂。這位風度翩翩的雜燴館老板，不久便成了西格爾家的常客，還經常以護花使者+翻譯的身份，陪同這對母女前往唐人街。私下裏，淩萊昂更是與埃爾西發展成了情侶關係。
埃爾西·西格爾案發生後，保羅·西格爾堅稱，自己對女兒與萊昂的關係一無所知。這種說法頗不可信，因為這位華人男子，不僅四年間頻繁出入西格爾家，甚至還曾短期寄宿在那裏。保羅·西格爾作為一家之主若真的”從未覺察任何蛛絲馬跡”，那要麽是對妻女極度漠不關心，要麽就是某種微妙的撇清之辭了。
埃爾西長大後，也真像她母親所希望的那樣，成了傳教的積極分子，經常到勿街（Mott
Street，是曼哈頓華埠非正式的”主街”）10號的”中國布道所”裏做義工。而在這期間，淩萊昂的事業跌入低穀，失去了阿姆斯特丹大道上的店鋪，隻得搬到第八大道782號這棟小樓的頂樓，在樓下的”梁家雜燴館”做侍者維持生計。
埃爾西工作的”中國布道所”斜對麵，有一家名為”旅順樓”（ Port Arthur
Restaurant）的豪華中餐館，餐館經理名叫朱家仁（Chu
Gain），不久便和埃爾西熟絡起來——至此人世間最不穩定的三角戀情，便具備了所有危險的條件。
（從旅順樓陽台拍攝的”中國布道所”）
案發之後，警方在兩個男人家中，都發現了埃爾西的情書，內容也一視同仁地情意綿綿。所以這位白人姑娘芳心歸誰所屬，最終都是個謎團，也許她隻是周旋於兩個東方男人之間，沉醉於一場禁忌的愛情遊戲，又或許真相是另一種情形：
淩萊昂家中，情書數以百計，埃爾西的隻是其中35封。顯然有不少女性，都為這個東方男子癡狂不已，埃爾西在一封信中，也嗔怨著萊昂的疏遠：
你似乎對我變得冷淡了——可要想一想，我為你做了怎樣的犧牲：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拋棄我！
也許這位少女又去找朱家仁，隻是依循著古老的愛情兵法，希冀以”吃醋”這招險棋，贏回情人遠離的心。可惜妒嫉之火，雖然會隨愛之生而生，卻不一定會隨愛之逝而逝。愛情的美酒一旦含酸，便能輕易成了鴆毒，貪飲一口，便賠上了卿卿性命。
（埃爾西·西格爾）
1909年6月9日，埃爾西離開家，聲稱前往華盛頓看望祖母（埃爾西的名字就源自於她），從此一去不返。三天之後，她父親收到一封發自華盛頓的電報，上麵寫道：
我周日（13日）晚上回去。別擔心。
埃爾西
從此之後，埃爾西杳無音信。
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從埃爾西失蹤到發現屍體，這整整10天裏，她的家人沒有采取任何行動。直到6月19日下午，一個名叫梁鑫（Sun
Leung）的中國人來到西47街警局報案，這件發生在十天前的謀殺案，才終於浮出水麵。
雜燴館樓上的白人女屍
梁鑫就是第八大道782號”梁家雜燴館”的店主。他不僅是淩萊昂的雇主，還是他的表兄（也有人說是舅舅）。因為淩萊昂連日不見蹤影，梁鑫數次上樓敲門都無人應聲，更詭異的是，萊昂的室友鍾新，也一道沒了音訊。不僅如此，一片沉寂的門裏，漸漸散發出一種微甜的、令人作嘔的惡臭——梁鑫意識到，那是屬於死亡的氣息。
梁鑫的第一反應，是表弟萊昂遭遇了不測，急忙奔向離家最近的西47街警局。一個名叫約翰·萊爾頓（John
Riordan）警官，跟著他來到萊昂住處，和屬下一起撞開了房門。
屋中空無一人，臥室中央，放著一隻黑色的大旅行箱，旅行箱外麵，牢牢捆綁著幾圈天幕索（一般是牽拉船帆或者船棚用的繩子）。警察們割斷繩頭，掀開箱蓋和包裹的床單，一具屍體躍入眼簾。
死者為年輕女性，幾乎一絲不掛，一根結實的繩索（後來證實，繩索來自屋中的百葉窗），深深嵌入頸部。死亡時間大約在十天前，屍體腐爛得相當厲害，麵部腫脹變形，唯一可以辨認的特征，是一口光潔雪白、近乎完美的牙齒。
屍身上掛著一條綴有字母”P. C. S.”（ 保羅·西格爾的全名縮寫）的金項鏈，還有一隻嵌著”E. L.
S.”（埃爾西）的手鐲，被丟在梳妝台抽屜的深處。
（案發現場和埃爾西的手鐲）
萊爾頓警官連忙通知了凶殺組的凱裏（Carey）警長，又抓來淩萊昂的堂兄喬·萊昂詢問，喬·萊昂表示，屍體估計是淩萊昂的”女朋友”，他曾見到兩人一起出入劇院。
一名警官於是前往西格爾府上，通報這件悲劇。一開始這家人極力否認埃爾西失蹤，一口咬定她不在紐約，最後在警官百般懇求下，保羅·西格爾才勉強同意前去認屍。
據這位警官描述，保羅表現得無動於衷，聲稱既不知曉死者是誰，也從未見過那兩件首飾。不過，安娜·西格爾卻立即認出了女兒，一見到手鐲，更是撕心裂肺地痛哭：”我的上帝！埃爾西！”，隨即便昏厥過去，她被火速送往醫院，從此再沒有出現在公眾眼前。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警方當晚逮捕了三名嫌疑人，並發布了對淩萊昂的搜捕令。
（藏屍旅行箱和嫌疑人淩萊昂）
這三位”嫌疑人”是誰，警方從未言明，大約是喬·萊昂等倒黴的相關人士。另一方麵，全美的警察（和義憤的公眾）都在尋找淩萊昂，每一小時，都有華裔男子在餐館、洗衣店、街頭或者船港被”火眼金睛”的警察發現，不由分說便被扭送警局。然而，大多數人都很快被釋放了，因為他們根本不符合淩萊昂的長相。
淩萊昂那個失蹤的室友鍾新，倒是很快有了消息。
鍾新被發現的經過，還頗有點戲劇性：6月19日，一個名叫哈維·肯尼迪的餐館老板，通過西29街的職業介紹所，雇傭了一名自稱”阿辛”的中國廚師。第二天，肯尼迪先生翻看報紙的時候，立即從警方的搜查令上”認出”了自己的新雇工。肯尼迪先生”認定”，自己這位新廚師，就是嫌疑人”淩萊昂”，連忙興奮地向警方報告。
所以6月22日，鍾新被押回總部時，警方起初也弄錯了他的身份，數日裏被媒體圍攻得焦頭爛額的凱裏警長，見了他便不顧形象地厲聲高喝：”是你殺了那個姑娘！”
鍾新則恭恭敬敬地用中式英語反駁道：”我不（是）凶手。你（去）找淩，他做的。”
（鍾新（左二）和凱裏警長（左三））
從鍾新的行為看，他顯然沒做什麽亡命天涯的準備，從案發那天離開公寓，到十天後出現在職業介紹所，他的坐標隻沿著百老匯大街南移了1.3公裏。不過，雖然這位”嫌疑人”近在咫尺，警方卻不知為什麽，花了整整兩天時間，才將他”緝拿歸案”。
抵達總部後，另外兩位警探，對鍾新開始了”長達十數小時、疾風驟雨般的嚴肅審問”（大約就是刑訊逼供的官方說辭），鍾新堅決否認自己是凶手，但到了第二天，他也終於承認，6月9日早上，自己在公寓裏，目睹了埃爾西被殺害的全過程，以下是他的證詞：
10點30分左右，埃爾西·西格爾來找萊昂，指責他在昨晚派對上的行為，還告訴他，今後不準他再登她家的門。
她走進房間的時候，我人還在樓下。過了一會兒，我上了樓，剛進屋就聽見另一側屋裏有響動。我透過門頂窗，看到萊昂和埃爾西正撕扯在一起，她臉上有血跡，然後她的嘴上，就被（淩萊昂）捂上了一塊手帕。
接著，埃爾西被扔到了床上，躺在那裏一動不動，萊昂扒光了她的衣服，將床單蓋在她身上。然後他走向壁櫥，拉出一隻旅行箱。這時我進了屋，摸了摸那姑娘的手，萊昂告訴我，她咬舌自盡了。我說這事麻煩大了，我要跑路。我給了他200美元（折合現價約5,712美元——作者注），然後又從朱家仁那弄來260美元，也一起給了他。我看見他把屍體放進了旅行箱，在這之後，我一直住在表兄家……
這段證詞詳實生動，充滿活色生香的細節，雖然目睹如此驚心動魄的場麵，還能閑情逸致地偷窺，這點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但警方對此相當滿意——直到他們將鍾新帶回案發現場，這才猛然驚覺，慘案發生的那間屋子，根本就沒有門頂窗！
鍾新於是又將偷窺渠道改成了”鑰匙孔”，在給陪審團的最終證詞裏，又”更正”成了”門開了一條縫”。
鍾新（右一）
即便如此，警方還是根據鍾新的一麵之詞，判定失蹤的淩萊昂，就是殺人凶手。
自相矛盾的證人與不見蹤影的”真凶”
23日的《晚間獨立報》（The Evening
Independent），就以頭條赫然宣判：《淩萊昂有罪》。此外，它還援引一位地區助理檢察官，挖掘出如下爆料：
“淩萊昂於11年前，隨一個戲班來到美國，曾在班中擔任旦角，還隸屬於一個名叫”Gee Cong
Tong”的秘密反清團體……”
這位助理檢察官接著推測，作為男扮女裝的”專家”，萊昂化妝成了女性，在團體內”革命同誌”的幫助下，逃到了華裔移民聚居的太平洋海岸或者新奧爾良。
這個所謂的”秘密反清團體”，大概是慈公堂(Chee Kung
Tong)的誤寫，是一個總部位於夏威夷的華裔男性互助組織（其實也根本不是革命黨）。不過，警方對於這個高論，倒似乎是深以為然，當晚紐約警局便向各州發出通告：
尋找淩萊昂，或偽裝成女性，密切注意華埠各個秘密聚點，天朝人（這是媒體根據古代周邊國家對中國稱謂的”直譯”，顯然，他們並不知道這個詞匯中的臣屬意味——作者注）經常在那裏窩藏女性。
所謂”窩藏女性的秘密聚點”，大約就是地下風化場所了。於是接下來的幾天裏，全美的警察，都在地毯式搜尋著淩萊昂，然而這位”革命黨女裝大佬”，依舊無影無蹤。
（淩萊昂、案發現場和埃爾西）
在此期間，警方的偵查工作，也有了一些新的進展：比如，淩萊昂的表哥、報案人梁鑫也被逮捕訊問（屍體發現那天晚上，他也神秘失蹤了，過了幾天又來警局報到）；接著，警方又拘留了埃爾西的另一位情人朱家仁，朱家仁也在審問中承認，淩萊昂經常恐嚇他，甚至曾在公共場合對他大打出手，威脅他若不與埃爾西了斷關係，便會將二人”一起宰掉”。
與此同時，保羅·西格爾也發表了如下聲明：
我知道威廉·萊昂和‘旅順樓’的朱家仁，都愛上了我的女兒，並且萊昂嫉妒心極強。6月8日晚上，我家舉行了一個派對（我當時不在家），有幾個中國人在場。萊昂醉醺醺地不請自來，把埃爾西叫到一邊，警告她如果再和朱家仁有任何瓜葛，便要了兩人的性命……
當然，他還不忘再一次強調：
直到埃爾西的屍體被發現，我對自己家裏發生的事全不知情。我妻子和女兒，都是對華傳教士，我一直反對她們做這種事，我妻子對我隱瞞了所有的真相……
西格爾家的其他成員，則對此事緘默到底，一問三不知，隻有一個人例外，就是埃爾西的堂妹梅布爾·西格爾。梅布爾隻比埃爾西小一歲，埃爾西和萊昂兩人關係的許多爆料，都來自於這位十分健談、但說話漏洞百出的”褐發絕代佳人”（《紐約太陽報》）。梅布爾聲稱，她早就知道表姐和萊昂相戀，而自己也一直在警告她，要和”中國佬”保持距離：
“我和埃爾西沒有任何相似之處，我從來不和中國佬約會，你們要知道，我和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不過，警方在淩萊昂家中那數以百計的情書裏，也找到了梅布爾的芳名（總計5封），當然，梅布爾對此矢口否認，堅稱那些情書，都是堂姐冒用自己的名字寫的（但似乎埃爾西並沒這麽做的必要）。
（埃爾西、鍾新、梅布爾和保羅·西格爾）
然而，這個疑似的三角戀，並未引起警方的重視，他們正忙著向媒體公布一個”重要的證據”，那就是埃爾西分別寫給兩個男人的最後一封情書。寫給朱家仁的短柬，看起來似乎有點倉促：
親愛的朋友，
我不希望你因為今晚威利出現而不高興。你知道我愛你，隻愛你，永遠愛你。別介意威利的事，雖然他對我來說毫無意義，但我昨晚必須見他。不是我派人找他來的。
永遠愛你的，
埃爾西
淩萊昂收到的那封信，則一如既往地山盟海誓：
我親愛的威利（威廉的昵稱——作者注）：
我在媽媽不在家的時候給你寫信，她要是知道了，肯定是不會允許的！威利，不要以為，我會為任何人離你而去！我們之間的那些甜蜜時光，我會永遠銘記。告訴我，什麽時候能夠再見到你？
愛你的，
埃爾西
這兩封”最後的情書”，似乎也佐證了保羅·西格爾在聲明中提到的”派對事件”。
此外朱家仁還證實，案發那天中午，鍾新曾到”旅順樓”找他，還告訴他，萊昂願意退出他們的三角關係，永遠離開此地——隻要朱家仁，可以提供足夠的資金作路費。
身為一個精明生意人，朱家仁竟然對此信以為真，將店中所有的現款（共計260美元），全部交給了鍾新，鍾新則顯得”神色張皇”，拿了錢匆匆而去。
保羅·西格爾這時也”及時”想起，案發當天早晨，自己曾見到這位鍾新，在家門口”神色可疑地閑晃”。並進一步暗示說，是鍾新以”淩萊昂生病”為借口，將女兒誘騙到兩人的公寓。對此，鍾新堅決地予以否認，他說自己雖然偷窺了案件的全過程，還幫著萊昂搬屍+敲詐，但是和謀殺本身可絕沒有一丁點關係！
基於這些混亂的證詞，凱裏警長鄭重地宣布，他們已經找到了”符合邏輯的動機”，那就是男人永恒的妒火，並將”埃爾西·西格爾案”，正式定性為”激情犯罪”。
鍾新被警方作為”重要證人”繼續拘留，還標出10,000美元（大約相當於現價28.5萬美元——作者注）的巨額保釋金。對”富裕的、美國化”的朱家仁，他們倒是比較客氣，沒多久就將他釋放了。埃爾西的屍體，則在這期間，悄悄地埋葬於伍德勞恩公墓（Woodlawn
Cemetery）。
接下來的幾天裏，警方又試圖還原淩萊昂在案發後的一係列行動：
6月9日下午1點，他來到公寓附近一家快遞公司，將一隻旅行箱托運到西126街一家洗衣店，一個叫華美（Wah
Kee）的人簽收了”包裹”並付了賬。
午夜時分，萊昂雇傭司機馬丁·勞裏亞，將他送到這家洗衣店，又和司機一起，將旅行箱抬到車裏。接著，勞裏亞在萊昂的指示下，前往新澤西州紐瓦克的市場街，將車停在一個名叫李勝（Li
Sing）的人經營的中餐館門口。
此時已經是10日淩晨1點，萊昂請求李勝，讓他無限期地寄存這隻旅行箱，遭到嚴詞拒絕。於是，6月10日下午，另一位出租車司機詹姆斯·霍爾斯特德，又將那隻旅行箱（以及萊昂），從紐瓦克載回了案發現場。
嘩然的媒體與埋葬的真相
雖然這段”旅行箱驚魂記”相當精彩，公眾卻越來越不滿，因為那位”窮凶極惡的中國佬”，依舊逍遙法外。雖然警方信誓旦旦地擔保，他們已布下天羅地網，淩萊昂一定插翅難逃，媒體卻早已喪失了信心：
26日的《克林頓鏡像報》（Clinton
Mirror）就以《智勝警察》這樣的標題，提早裁定了勝負；同一天的《非裔美國人》（The Afro
American），則以《白人小姐與兩華人做愛》這樣的狗血標題奪人眼球，此外，它還不忘安撫自己那些心驚膽戰的非裔讀者：
“通常來說，中國佬從不殺害白種女人，因為他們害怕白人，隻會自相殘殺……”
也就是說，無需恐懼”中國佬”會進行跨種族（對黑人）的謀殺。可寫到此處，這位記者這才驚覺，自己大有不能自圓其說的尷尬，連忙機智地筆鋒一轉：
“警方一致認為，因為和女孩相識日久，又彼此相知甚深，淩萊昂一定，在某種程度上，將她視作了自己的本族人（所以才敢痛下殺手）……”
(歧視華人的”黃禍漫畫”)
27日的《洛杉磯先驅報》（Los Angeles Herald），則將矛頭對準了對華傳教組織：
這個姑娘，一步步落入這個凶殘的中國人，以宗教粉飾的罪惡陷阱之中。紐約警察局正威脅要關閉唐人街所有的傳教場所，除非它們的承辦人同意，讓女性離開，隻雇傭男性傳教士……
這樣的論調絕非標新立異，在”埃爾西·西格爾案”發生的數年以前，報紙上就充斥著《女傳教士向中餐館的致命誘惑屈服》這樣的報道，許多”專家”也頻頻督促社會，應該”阻止年輕女孩試圖教化東方人，以免她們毀掉自己”。而埃爾西·西格爾一案，無疑為已然甚囂塵上的”黃禍論”，提供了最完美的證據。
接下來的幾天裏，又不斷湧現出數以百計的”目擊者”，以及各種百家爭鳴的”理論”：
有人認為，萊昂先是和埃爾西私奔去了華盛頓，然後在那裏實施了謀殺，之後又將藏屍的旅行箱帶回紐約；有人猜測，是這個為愛心碎的姑娘，在心上人的房間殉情自殺，淩萊昂害怕自己無法逃脫幹係，才決定藏屍逃亡；有人懷疑，淩萊昂其實是個人口販子，埃爾西此刻，一定正被囚禁於某個亞洲妓院，叫天天不應；到了八月間，一位”犯罪心理專家”提出，旅行箱中的女屍，隻是一個長相相似的替身，用此移花接木之計，埃爾西與萊昂逃往中國，在那裏雙飛雙宿（但是這替身從何而來，這位專家卻懶得解釋）……
（《華盛頓時報》相關報道）
在各種”假說”論戰得不亦樂乎的同時，東西海岸的警察們，也加班加點地進行搜捕，仔細篩查每一艘離岸的客船。北美所有的主流報紙，連日登載著大幅懸賞照片，可是這位淩萊昂，還是將這出人間蒸發的大戲，完美地一演到底。
1909年9月24日，埃爾西死亡三個半月後，陪審團做出了如下裁決：
驗屍結果顯示，1909年6月9日，埃爾西·J·西格爾死於第八大道782號，死因為淩萊昂（別名威廉·萊昂）以手扼殺而造成的窒息。
因為沒有足夠的理由繼續拘留鍾新，裁決宣判後，他也被釋放出獄。
可以說，這是一個在輿論和偏見的合力之下，基於眾意做出的”正確”判決，至於其他的疑點和漏洞，警方則主動或被動地選擇了無視：
首先，作為定罪的唯一”直接證據”，鍾新的證詞其實有太多的矛盾：除了前文中提到的”門頂窗”這點外，他的證詞中聲稱，埃爾西前來，是為了”指責萊昂在昨晚派對上的行為”，這也與情書中的甜言蜜語甚不相符；另外，自稱近距離觀察過死者的鍾新，卻從未提及埃爾西頸部的繩索和項鏈——鍾新的這份證詞，更像是在警方的”點撥”之下，由部分真相、想象力與利害權衡打造的”傑作”，並不足以采信。
另外，警方先入為主，就斷定萊昂為凶手，其他可能的動機和嫌疑人，則一概沒有予以考慮：比如，埃爾西的母親安娜夫人，曾經向萊昂借過一筆不小的債務，雙方還為此發生了齟齬；朱家仁也許發覺，自己被玩弄了感情，想要殺人栽贓給情敵，他給鍾新那260美元，並非是給萊昂的跑路費，而是鍾新的封口費；”之前毫不知情”的保羅·西格爾，身上同樣疑點重重，他可能尾隨女兒到了情人住所，憤怒於她的”無恥行徑”，失手將其掐死……
西格爾一家的態度，則同樣令人疑惑：埃爾西失蹤10天，如果說因為顧慮醜聞而不願報警，這尚且有情可原，但他們既沒有私下尋找女兒，也從未向埃爾西的兩個追求者，詢問過女兒的行蹤。即使在案發之後，埃爾西的母親安娜夫人——這個最了解淩萊昂、也最有可能了解事件真相的人，一直因為”深受打擊”，拒絕接受警方詢問，出麵提供證據的，始終是那位”一無所知”的父親。諷刺的是，正是在這家人微妙的沉默裏，淩萊昂才獲得了寶貴的逃亡時間，等到警方追捕時，早就為時晚矣。
裁決結束後，”西格爾案”依然風頭不減，占據公眾視野長達整整兩年，這期間，不斷有萊昂在古巴或德州被捕的消息，到頭來都不過是假新聞。
（萊昂在德州被捕的假新聞）
當然，公眾矚目的不僅僅是懸疑本身，這起謀殺案，更令之前醞釀已久的反華情緒，達到了頂點：
埃爾西·西格爾帶給我們的警示是：無辜、賢惠的年輕白人女性麵臨著危險！各州都應通過一項法律，禁止白人女孩越過華人的界線……
正如《華盛頓時報》所倡導的那樣，不久之後，美國各州就紛紛以”保護年輕婦女”為名，掀起新一輪的種族監管。在這些反華政策的影響下，到1920年代末，在美華人的數量，減少了幾乎一半。
當然，對西格爾一家而言，這一切都已不再重要。案發後第四年，保羅·西格爾死於心髒病，安娜夫人寡居了三十年，死於1944年，享年77歲。
兩人都長眠於西格爾的家族墓園，埃爾西卻沒有和他們安葬在一起，她的墓碑上沒有碑文，孤零零地立在伍德勞恩高地上，俯視著紐約的滄桑變幻，和她那消失的中國情人一起，湮沒進百年的瀟瀟風雨裏。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紐約名媛裸死中餐館樓上，凶手是她的華裔情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