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山大學發布通報，稱本校學生趙某晨，在朋友圈捏造事實誹謗他人，並給當事人造成了名譽損害；被珠海警方處於行政拘留三日處罰。中大決定對趙某晨給予開除學籍處分。
圖源：微博@中山大學
雖然高校的“開除”是個合適的做法，但是相對於他的罪行來說，僅拘留三天，太不合理了。
真正等待他的，應該是牢房，和天價民事賠價，才能罪罰相當。
而且，除了趙銘晨，另外三位參與的造謠者呢？那些積極參與傳謠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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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當“我們”作為“母狗”出現在朋友圈》的文章，引起了很多關注。有同學把自己的血淚經曆詳細寫了下來。在今年6月7日晚，一個朋友發給A同學一個朋友圈截圖，圖片顯示，A在朋友圈裏招募“小母狗”參加“淫亂派對”，用的就是自己A的微信頭像。A有點慌，發了條朋友圈澄清，結果發現，與A有同樣遭遇的女生居然一共有17人。
圖源來源：公眾號雜思回收站《當“我們”作為“母狗”出現在朋友圈》
憤怒的女生們進行了調查，發現大家共同認識的隻有一個叫趙銘晨的學生。報警之後，經過調查，最後真相就是：趙銘晨，中山大學國關係學生會主席，在長達半年的時間裏偽造了大量他人約炮的聊天記錄和虛假裸照，用的是這些同學的照片和頭像，並將這些肮髒的東西發給了他的女朋友、好朋友、同學、舍友。這些人在微信群、qq群、聚會上傳閱和分享，聲稱這些女生橫跨多院係賣淫、約炮。
在這些文字內容裏，多個同學被指名道姓稱為“母狗”，甚至被合成裸照；多個院係被稱是“雞院”和“淫窩”。
圖源來源：公眾號雜思回收站《當“我們”作為“母狗”出現在朋友圈》
其實，半年前，這些汙言穢語已經在網絡世界上傳得沸沸揚揚了，現在終於傳回這些被指名道姓、身份真實的女生身邊。受害者們短短三天的搜證，就存下了上百張、上千條汙言穢語的聊天記錄。
而這些受害女生大多數並不認識，橫跨5個院係、三個年級。其中部分女孩子（尤其是被惡意ps照片的受害者），都有被他追求或騷擾的經曆，拒絕了他，遭到報複。
圖源來源：公眾號雜思回收站《當“我們”作為“母狗”出現在朋友圈》
另外，還有一位受害男性，是趙銘晨在校車時碰到的，素不相識，就被說成是“海王”，與多位女生有性關係，他還因為這個事反複被公安機關傳喚當證人，精神狀況受到極大刺激。
具體的情況是這樣：
6月10日，15名受害女生向警方報案，警方帶走5名學生調查。當天中午兩名傳謠者被釋放。15日，趙某晨行拘三日期滿，學院和警方安排了一次他向受害者的非公開道歉會。然而，這個道歉僅一分半鍾，而且態度極不誠懇，趙銘晨躲到廁所，被學生包圍。道歉會改為案情通報會。
圖源來源：公眾號雜思回收站《當“我們”作為“母狗”出現在朋友圈》
直到事件進一步發酵，中山大學才發布了開除趙銘晨學籍的決定。
但關鍵問題在於，行政拘留3天，是絕對不夠的。
就在前幾天的北京公交車上，一位大媽罵另一位乘客：“臭外地的，來北京要飯了！我是正黃旗！二環內戶口！”被行政拘留。
而這次，長達半年，偽造了大量他人約炮的聊天記錄和虛假裸照，傳播淫穢物品，傷害十幾人，多人重度抑鬱症，敗壞了十多位同學的名譽，學校無端端被罵成“雞窩”“妓院”，而肇事者僅行政拘留三天。這麽多犯罪事實，惡劣傷害，還不及大媽那一句話重？
這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
圖源來源：公眾號雜思回收站《當“我們”作為“母狗”出現在朋友圈》
不過，這件事還沒有完。期望學校和社會各方不要包庇，受害者後續發起刑事訴訟，至少也要在民事訴訟上讓作惡者賠個傾家蕩產。
這件事，讓人想起了去年吳女士的造謠起訴案。
去年，浙江杭州28歲的吳女士取快遞時，被偷拍，編造成“勾引快遞小哥的出軌少婦”。圖片被處理後到網絡上廣為傳播，甚至吳女士國外的朋友都拿這個消息來詢問她。她被公司辭退，名譽受到極大的侵害，造成社會性死亡。據統計：僅在微博其中一個話題閱讀量就達4.7億、討論5.8萬人次。
開始吳女士隻想讓編造者道歉，卻沒有得到結果；10月26日，吳女士決定拿起法律武器和造謠者抗爭到底，提出刑事自訴。在檢察院建議下，警方對郎某、何某以涉嫌誹謗刑事立案偵查。至此，該案性質發生了重大轉變——由自訴案件轉為了公訴案件。之後，檢察機關也立即對該案啟動追訴程序。
今年5月，判決下來了，被告人郎某、何某犯誹謗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兩年。
2021年4月30日，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案宣判，兩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1年，緩刑二年，圖源：微博@新京報
自訴轉公訴這在全國沒有先例可循。但這開了一個好頭。因為在網絡社會裏，造謠一張嘴，辟謠跑斷腿。誹謗的成本較低，但是維權難度卻很高。
而這一次，比照杭州造謠案，犯罪時間長，犯罪的主觀惡意強，動用的傳播媒介多，侵害的人多，後果惡劣，還有P裸照等行為。學生會主席趙銘晨不僅是誹謗罪，還應該有非法傳播淫穢物品等刑事罪名，以及侵犯他人肖像權、隱私權等民事賠償。如果不能把趙銘晨入刑，會寒了中大學生的心，也寒了大家的心。
但這個案件之外，我看到另一個問題是：
除了一些主觀惡意極強的造謠犯罪者之外，公眾當中，有大量的隨口造謠、隨口傳謠者。他們就喜歡造一種謠：
這個女性是妓女，那個女性跟很多男人亂搞，這個女人肯定跟那個男人有一腿。
他們甚至不是因為討厭或記恨哪位女性，就是單純地厭女，憎惡所有女性。任意不認識的年輕或不年輕的女性，他們都想象著她們一定很“淫亂”。在網上各種女性受害者案件下，清一色會湧現出：“這個女人一定是綠了這個男人”，還會補充出一係列子虛烏有的對話截圖。
曾有個家長，在女兒被窮凶極惡的追求者砍死之後，看到網絡上對女兒的造謠，崩潰地在地上大哭：“我女兒沒有花他的錢！沒有跟他交往過！”
但是，受害人哪有這麽多精力起訴造謠者呢？何況多數情況下，極為充分的證據也隻能行拘三天。受害人討回公道哪有這麽容易。
這個案件當中，被造謠誹謗的主要是女大學生。而女大學生，就是被造謠最多的群體。想想看，是不是經常有各種傳言，不是說某校女大學生最容易“被包養”，就是某校女大學生很多賣淫的？上知乎或悟空問答，經常看得到類似的題目：
為什麽女大學生很容易“被包養”，到底是社會問題還是價值觀問題？
甚至還有很多繪聲繪色地編出，“小汽車頂上放一瓶水，出來賣的女大學生就自動跟你走了”這種都市神話。
“女大學生被包養”，這基本上就是胡說八道。沒有證據、沒有出處、沒有數據、違背常識和情理，僅僅是滿足一些不負責任的獵奇，迎合那些沒有思考能力的人的傳謠愛好。還有，“北大副校長說國內女博士都難逃潛規則”，“大城市的女大學生99%都不是處女”……這些，傳謠者是怎麽知道的？
這些謠言符合一種心理需求：比較高貴的年輕女孩、美好的事物（比如女大學生、女博士），私底下，一定都是很肮髒的（比如被包養、被潛規則、都是靠睡出來的）。因為喜歡傳謠的普通人，很難接觸到這些在傳統想象中美好的女性，他們便通過傳播謠言，把美好的東西撕碎，拉低到他們的高度，糟蹋一番，覺得她們也沒什麽了不起，就心理平衡了。但因為這些謠言並不是指名道姓，整個群體的名聲被他們敗壞了，卻很難起訴，很難討回清白。
我隻想說，造謠的惡人太不具備基本常識，太不與時俱進了。就算真有個別女大學生不想辛苦、想被人包養，願意包養女大學生的有錢人也很少了。錢賺得艱難，男性越來越精明、越來越吝嗇，現在怎麽還舍得花錢“包養”？他們更想用愛情的名義白嫖。
而造謠“女生像妓女，妓女像學生”，並不是今天才有的，民國時，已成一種風尚。無他，隻是下等人想象著剝光他們夠不著的女生、汙名化她們而已。魯迅就曾在《世故三味》裏寫道：
“（對於謠言）然而，有些人其實也並不真相信，隻是說著玩玩，有趣有趣的。即使有人為了謠言，弄得淩遲碎剮，像明末的鄭鄤那樣了，和自己也並不相幹，總不如有趣的緊要。這時你如果去辨正，那就是使大家掃興，結果還是你自己倒楣。我也有一個經驗。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裏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叫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著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著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別用。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
魯迅先生說得很明白了。造謠女人，是他們的樂趣，哪怕知道是假的也要過嘴癮；至於女人是死是活，他們不在乎，沒有他們的樂趣重要。
隻能期待我們這是一個法製社會。希望趙銘晨這種把別人“千刀萬剮”來換得自己“爽”的犯罪者，盡早被捉拿歸案；也希望以後的嘴賤者，都能公正地感受到法律的正道之光，被好好懲治。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學生會主席為什麽要造謠十幾位女生是“母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