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和顧城共度的青年時光

詩人顧城離開這個世界已經28 年了。

1993 年10 月9
日，清晨，我正忙於洗漱，廣播裏傳來一條新聞，令手部動作驟然停頓：“……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中國大陸詩人顧城，於昨日在新西蘭激流島自縊身亡……”

真是晴天霹靂。我不敢相信這條新聞，準確地說，是不願相信。顧城平素看上去溫和，甚至有些懦弱，像個女孩子，怎麽會如此結局？他的詩歌天賦、詩歌理念和詩歌表達，讓他的詩作獲得了世界性讚譽。20
世紀70
年代末，我和顧城相繼開始在報刊發表詩作，那時詩界活動很多，我們得以頻頻見麵。再加上我的父親晏明和顧城的父親顧工都是詩人，且熟絡，我與顧城的關係就格外親近。

關於愛情

1979 年11
月，我與顧城在詩會上又相遇了。他急不可耐地告訴我有“女朋友”了，隨即從懷裏掏出一張謝燁的照片，有幾分炫耀和得意。我端詳了片刻：麵目清秀，一雙眼睛很大，水靈靈；她的臉型方方的，與顧城頗為相似，這就是所謂的夫妻相吧？隨後我得知，他們是在上海到北京的火車上相識，恰巧鄰座，熱聊了一個通宵。不過謝燁並不知道顧城是何許人，平日也不讀詩。這是萍水相逢啊，我有點不放心，就問他看上謝燁哪裏了？顧城興奮地說：“她就是我要找的人，能夠相互直接抵達心靈的人。那種感覺用語言說不清楚，隻有我們兩個人能夠感應到。”他說話時態度很堅定，我為他由衷地高興。

當得知我馬上要到青海出差時，他說：“你幫我買一把刀吧，聽說那裏的刀很漂亮、很鋒利。”“幹嗎要買刀呢？”“我把這把刀交給謝燁，如果我變心了，就讓她用這把刀把我殺了。”我當時心裏一震，這個文弱的小夥子，怎麽會突然說出如此血腥的話呢？

平時與顧城見麵，他總是一副天真無邪的樣子。詩壇的嶄露頭角讓他對未來充滿希望。但是有了謝燁後，熱戀的興奮並沒有持續很久，居然漸漸變得有些沉默了。顧城告訴我，謝燁的父母極力反對，擺出三個條件，缺一不可：顧城必須把戶口遷到上海，必須在上海有工作，而且要有房子。80
年代初，進上海比北京還難，這三條哪條都令人望而生畏。父母的擔憂不無道理，詩人的桂冠固然美妙，但代替不了柴米油鹽。不要說上海，顧城在北京地無一壟，身無分文，連工作都沒有，組織家庭有如空中樓閣。

我們見麵時，他的話越來越少，很不願意談到與謝燁的話題。1984年10 月17
日在給我的信中，顧城隻說了一句相關的內容：“……我在沉浮中。願你一切順利，幸福。”苦澀的心境不言自明，屈指算來這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已經持續了5
年。

兩個人終於如願以償，謝燁來到北京。沒有自己的房子，雙雙都沒有工作，他們隻能與父母住在一起。盡管如膠似漆，靈魂重疊為一，現實生活的尷尬讓顧城很不開心。無力讓謝燁過上幸福生活，他深感自責。每次見麵，我都看到他的表情又陰鬱了一重。顧城告訴我，每個月爸爸給200
元，作為兩個人的生活費，但這個錢拿著很不是滋味，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擺脫困境。

顧城的詩歌，特別是童話詩贏得了不少女孩子的芳心，對此他沒有絲毫得意。我曾問過他，是否有許多女孩給你寫信？他微微笑了一下：“我從來都不看。”凡有詩界活動，顧城都要大大方方帶著謝燁出席。如果舉辦方不同意兩個人同時參加，他常常索性就不去。在當時，沒有第二個詩人能夠如此高調宣示自己的愛情。對於陌生女性，他從不主動搭訕，與異性交流起來顯得拘謹而略帶羞澀。顧城當時對愛情的專一和忠貞，給我留下深刻記憶。

關於激流島

1988
年顧城受邀赴新西蘭講學，隨後被聘為奧克蘭大學亞語係研究員，穩定的工作和收入讓他在異國落下了腳。兩年後他辭去大學工作，來到人煙稀少的激流島定居。由於獲得了新西蘭的“綠卡”，兩個人可以拿到失業補助金，在房前屋後還可以“重操舊業”，種點蔬菜、養養雞，有如他憧憬的童話世界。

之所以選擇新西蘭“永居”，我是理解的。他在北京始終找不到工作，我曾多處托人想幫這個忙，但未能如願。按說當個編輯，水平綽綽有餘。但他隻讀了小學，就隨父親到山東部隊農場喂豬去了，回來時已將近20
歲了。“文憑”是文化部門沒法邁過去的門檻，我曾為他找到個收發室的工作，顧城立刻緊張地問：“這個工作怎麽幹呀？”我介紹了幾句常規性內容，“這麽複雜呀！我能幹好嗎?”他很惶惑。

應該承認，顧城在詩歌領域有天賦，對中西方詩歌的領悟獨到而新穎。他曾在德國、法國、美國、新西蘭等諸多國家的大學或文學社團講授中國古典詩詞，也曾與西方主流社會學術大咖進行哲學對話，他的老莊說、道家說，令人耳目一新。顧城的詩歌創作也是獨樹一幟。有的詩隻有兩三行，竟成為口口相傳的金句。有人甚至預言：顧城是那個有可能賦予漢語言新生命的人……但在生活上，特別是需要程序性和邏輯性的事情，他顯得格外蹩腳。他的父親顧工就說，顧城連洗衣服和下麵條都不會。有一階段，顧城常常抱著《辭海》啃讀，目的之一就是學習與別人交流的用詞，但收效甚微。

他生在軍人家庭，長於部隊大院和部隊農場，生長環境過於單一，人世的五味雜陳很少嚐到，誠如顧城所說自己是個“玻璃人”。果然，步入社會後很不順利，例如：長時間找不到工作；談戀愛、成立家庭處處舉步維艱；他在詩壇雖然聲名鵲起，卻時不時遭受批判……若是他人，會及時調整自己的人生步伐，而顧城在繁雜的現實中，總是茫然無措，深陷自設的窠臼不能自拔。不過父親顧工的詩歌基因此時顯得異常強大，那束靈異之光在兒子心靈的土壤上“野蠻生長”。

顧城生性懦弱、膽小，這與外界塑造的“暴力男”的形象大相徑庭。有文章是這樣描述他的：“在他的世界裏，永遠隻有他人妥協，他是絕不肯為任何人任何事退讓任何的。”

1979
年初，已經小獲聲名的顧城向一詩歌雜誌投稿，還要姐姐顧鄉帶著，他怯生生地站在後麵一言不發。參加詩會，顧城常常情不自禁跟隨著我。特別是預感到要批判朦朧詩時，更是與我寸步不離。在我的記憶裏，沒有看到過顧城針鋒相對地執言為朦朧詩辯護，他總是默默坐在角落裏，聽任別人的唇槍舌劍。

跟在別人身後，是社會生活領域顧城的自我定位。與謝燁初戀時就有過這樣明確的表達：“我想還是應該由你在前邊，我跟著，跟著挺好，我從來是遠遠地跟著別人。”

有一次，顧城問我：“你怎麽老是那麽有精神、那麽有勇氣？我就不能。你應該當個街頭詩人，站在街頭大聲朗誦自己的詩！”事實上我也屬於氣質偏弱的那種，但在顧城心目中卻是難以比肩的楷模。

在激流島歲月，顧城經常戴著一頂自製的筒形帽子，他說這是城堡，可以保護自己；還說是出氣筒，自己生氣了可以從這裏出出氣。他內心的意向，總體而言都是防禦性的，很難找到攻擊性元素。

顧城一直對成年男人的暴力傾向持批判態度，他認為男人真正的強大在於靈魂，而不是拳頭。他在詩中設計的“女人國”，正是對“暴力男”或“強勢社會”的一種對峙，他憧憬溫和與柔情的世界。有的人由此引申為顧城“沉溺於女色”的佐證，在我看來，謬之千裏。

關於生命的終點

在聊天中，顧城多次與我談及“死亡”的話題。他非常欣賞莊子“樂死重生”的生命哲學。

1984 年11 月的一次答問中，是顧城日後選擇激流島的自我詮釋：

“我習慣了農村，習慣了拿黏土做成的小村子……我是在那裏成型的。我習慣了一個人向東方走、向東南方向走、向西方走，我習慣了一個人隨意走向任何方向。在城裏就不能這樣。城裏的路是規定好的，城裏的一切都是規定好的……有時一麵麵牆不可避免地擠進我的詩裏，使我變得沉重起來……我相信在我的詩中，城市將消失，最後出現的是一片牧場。”

其實，沒有城市的一麵麵牆，就沒有顧城的一首首詩作，那都是在沉重而痛苦的擠壓中誕生的。譬如，他的成名作《一代人》：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盡管在激流島可以隨意走向任何方向，但沒有“牆”的撞擊，詩的靈感就會枯萎，他“生命裏總有的鋒利的劍”，“變幻的長披風”，“黑鴿子和聖女崇拜”都會漸漸消失。

據說，在激流島上隻有一個人不會說英語，那就是顧城。他閱讀並研究中國文學、中國古代哲學如饑似渴，卻對刻板的英文字母如讀天書。沒有交流，沒有社會往來，更聞不到人世的煙火氣，他生活在自閉的真空中，精神世界漸漸崩塌，卻找不到自救的鑰匙。

在激流島的幾年，他寫了總題為《城》的組詩，52
首。每一首都以北京的一個地標為題——如此不厭其煩的書寫，足以證明他太思念家鄉了！他用報紙疊了一頂高筒帽，對別人說：“這就是長城。”由此可見，思念北京是顧城激流島歲月無法替代的精神支點。他說：“我常常做夢回到了北京，但路都不認識了，不知道如何走。”夢境的迂回轉折，似乎在告訴人們，他沒有勇氣回去。

在顧城的生命中，除了城市那堵牆，還有謝燁這麵牆。她有極強的生活能力，事事處處都為丈夫遮擋風雨，屏蔽社會的各種紛雜與煩惱，像保姆一樣嗬護有加。顧城給我的信，一般都是由謝燁寫信封和投寄。本來就不擅梳理生活的顧城，變成了一個巨嬰。正如顧城在《簡曆》一詩中所寫：“我是一個悲哀的孩子/
始終沒有長大。”

顧工對兒媳婦一直很滿意，認為她是最適合兒子的女人。但謝燁對兒子無底線的縱容，又令公公頗為頭疼。悲劇就這樣人人都已預見，卻誰也無力拯救。

在激流島的最後歲月，顧城的精神世界徹底崩潰了，謝燁也同樣被焦灼與渾噩煎熬著。在那種境況下，兩個人的所說所做，也許不能作為判定他們之間是與非的砝碼，更不能由此對一個人一生蓋棺定論。

也許，我們應該把更多目光投向顧城留下的大量詩歌、散文、小說、繪畫，以及哲學筆記上。那是中國當代文學難以忽略的一頁，其間珍藏著一個年輕人昔日的真誠與追尋。

文/郭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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