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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生後,他和妻子都抑鬱了

一直以來,「偶爾治愈」對生育話題給予很多關注。

我們展示過女性對「生育自主權」的抗爭;記錄過她們求助於輔助生殖技術時,如何被身體創傷與生殖焦慮反複拉扯;也呈現過她們掙紮在產後抑鬱中,卻被社會忽視的無奈。

實際上,孩子降生後,不止女性會遭遇心理風暴。

研究顯示,大約每 10
個新手爸爸中,就有一個經曆過產後抑鬱。他們的病症不僅關乎個人,還會增加妻子出現心理問題的風險,對孩子也有著長遠影響。

今天是父親節,「偶爾治愈」發布這篇文章,希望傳達一個觀點:無論哪一方遭遇這場風暴,都需要夫妻共同麵對。

能幫助他們度過風暴的,是一種針對整個家庭的生育支持體係。

男性不會「免疫」

馬克·威廉姆斯越發感覺周圍的牆正向自己逼近,他無處可逃。

2005
年,這位來自英國西南部小鎮的推銷員剛剛成為父親幾個月。在他回歸職場的第一天,曾經的遊刃有餘消失殆盡,麵對客戶,他緊張得難以開口,認定糟糕就寫在自己臉上。

窒息感越來越強。會議結束,馬克拒絕了家人接他下班的提議,關掉手機,跑去酒吧,喝得酩酊大醉。

一切變化是從妻子米歇爾分娩那天開始的,那是 2004 年 12 月 1 日。

整個過程持續了 20 個小時,馬克一度以為,自己的妻兒就要死了。最終,米歇爾接受了緊急剖宮產手術。

14
年後,馬克在《奶爸抗鬱記》一書中回憶起那個冬日,見到兒子的第一麵,自己並沒有預想中的幸福感。嬰兒的第一聲啼哭,讓他「脖子後麵的汗毛倒豎」。

此後的幾個星期,馬克一閉上眼,就能看見托盤裏的手術刀,「看見它們切割米歇爾的身體,血彌漫開來」。他甚至能清晰地「聽到、聞到那個場景裏的一切」。

他想盡力做個稱職的父親、丈夫,在妻子懷孕時去上產前課程,並戒掉了十幾年的喝酒愛好。兒子出生後,他每天和髒尿布打交道,半夜爬起來喂奶,小心翼翼地關照妻子的情緒。

但無力感如影隨形,就像「有座高山要爬,每前進一步都會後退三步」。同時,由於無法及時返工,家裏的經濟壓力劇增,甚至背上負債。

馬克逐漸失控,開始重新尋求酒精帶來的快感,並出現了自傷行為。有一次,他一拳打在沙發的木框上,手骨骨折,以此讓自己「短暫地忘記痛苦」。

有時,見到別人玩得開心,馬克的內心充滿仇恨。他篤定,自己的生活「永遠不會變好了」。

那時的馬克還未意識到,自己患上了產後抑鬱症。

1968 年,「產後抑鬱症」被首次提出。它一度被認為是女性獨有的病症。

近 20 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證實,男性也會遭受產後抑鬱的困擾。

2018 年的數據顯示,馬克所在的英國,有 21% 的新手爸爸經曆過產後抑鬱。

而在中國,綜合 2015、2018、2020 年的研究,男性產後抑鬱的發生率約在 7.39%-11.95% 的範圍。

提到產後抑鬱,人們或許會想到孕期和產後的雌激素變化、分娩並發症以及母乳喂養時出現的挫折,這些帶有女性特色的因素,令一些人誤認為男性會對產後抑鬱「免疫」。

實際上,男性的多項激素水平也會在配偶分娩後發生變化,像睾酮的下降和催乳素的上升,都會對情緒產生消極影響。

更多時候,他們的痛苦與社會心理因素相關:

一位中國的軟件工程師為了支持處在事業上升期的妻子,在孩子出生的第 9
個月開始居家辦公,時間表被塞得滿滿當當。瀕臨崩潰的他曾在電話裏大吼,「我也想出去工作」,之後又強迫自己冷靜,去給孩子做輔食;

一位媒體人意外迎來了新生命,因為不想孩子一輩子待在小縣城,他和妻子掏空所有存款,賣掉汽車,還以 10%
的利息從親戚那裏借了筆錢,在南方的一座沿海城市買了「墳景房」。作為家裏那時唯一的收入來源,他感到壓力倍增。

還有新手爸爸在社交平台分享,因為全家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他感覺自己「每天活得像個機器」,隻有在需要人取包裹或購物的時候才被想起。他想過離家出走,甚至想過自殺,但害怕被貼上「沒擔當」的標簽……

共進退的夫妻

在關於男性產後抑鬱的文章下,時常會有這樣的聲音:當下,女性的產後抑鬱還未得到足夠的重視,為何關注起新手爸爸?

毋庸置疑,在懷孕和產育過程中,女性付出得更多。即使配偶的育兒參與度很高,十月懷胎的辛苦、分娩後的諸多後遺症以及更大可能停滯的職業發展,仍是對方難以分擔的。她們的確需要諸多關注。

但在為人父母、「打怪升級」的路上,夫妻永遠是共進退的。任何一方出現問題,都會加重另一方的負擔。

馬克並非家中唯一被產後抑鬱擊中的人。妻子米歇爾從醫院回到家後,馬克就察覺到了異樣。

「她的身體語言最讓我害怕:肩膀下垂,背部駝起,嘴角向下撇,像個提線木偶,有人剪斷了牽引她的線。」

親朋好友來祝賀新生命的到來,米歇爾總是避開。在例行的健康隨訪中,她被診斷出產後抑鬱症。

馬克主動承擔起更多的育兒任務,盡力陪伴妻子熬過發作。

盡管有專業人士的幫助,米歇爾卻不見好轉,甚至流露出「被車撞死反而更好」的想法。馬克長久地浸泡在挫敗感中,更致命的是,妻子不願別人知道自己患病的事,他隻能孤軍奮戰。重壓之下,馬克的心理問題也逐漸凸顯。

配偶的精神狀況是男性產後抑鬱的最強預測因素之一。澳大利亞和巴西的研究顯示,如果妻子患有產後抑鬱症,丈夫患病的風險將增加 2.5
倍,當妻子的病症達到中重度,丈夫的風險將增加 8 倍。

對於患有產後抑鬱症的新手媽媽,丈夫的支持是康複中至關重要的一環。

同時,他可以起到一種緩衝作用,使孩子盡可能免受負麵影響。一旦丈夫的狀態也出現問題,這個「緩衝區」就會消失。

馬克被抑鬱擊倒後,不得不請求嶽母從另一個城市搬過來,以免妻兒的生活陷入更大的混亂。為此,嶽母放棄了自己的工作。

孩子出生後,他和妻子都抑鬱了

上海的一位年輕媽媽通過「給欄杆織毛衣」,呼籲社會關注產後抑鬱。圖片來源:IC photo

另一方麵,男性在經曆產後抑鬱時可能出現的回避和敵意,甚至更為極端的暴力,會對夫妻間的有效溝通造成威脅,進而增加妻子患病的概率。

而負麵情緒對男性育兒行為的影響也是切實可見的。曾有美國學者以 1700 多名 1
歲孩子的父親為研究對象,發現相比心理健康者,抑鬱的父親給孩子講故事的概率低了一半,但打孩子屁股的概率高出 3 倍。

孩子的成長因此埋下苦種,等到問題破土而出,或許已是幾年之後。

已有的研究證實,男性的產後抑鬱會增加孩子在四五歲時出現行為問題的風險 —— 尤其在男孩的多動與女孩的社交能力不足等方麵。

而孩子在七八歲時出現的精神疾病也與父親的產後抑鬱有一定關聯。同時,父親患病也不利於孩子學習能力的發展。

這意味著,男性的產後抑鬱不僅關乎個人,更與妻子、孩子的福祉息息相關。

「用男人的方式堅持下去」

在抑鬱的泥潭掙紮了 6 年多,馬克才真正開始尋求醫療係統的幫助。

那段時間,他嚴重到反複出現自殺念頭。他停止了一切事情,無法回複郵件和短信,甚至不能坐下來看電視。徹底垮掉的那天,他到了辦公地點,卻連下車都做不到。

「我的麵具戴不住了」。止不住的哭泣中,他撥通了心理熱線。

很長一段時間裏,馬克一直在隱瞞自己的情緒。他出生在礦區,從小接受的是「硬漢教育」,認為男人不能輕易流露自己脆弱的一麵。那裏的人們會說,「抑鬱症?得了吧,總有比這更糟的人!」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想用比較男人的方式堅持下去。」馬克這樣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

幾年間,他先後嚐試過的「比較男人的方式」包括:用每天 5 品脫(約合 2.84
升)的酒忘記悲傷;沉溺垃圾食品,胡吃海塞後再去健身房發泄;帶妻兒去國外度假;為跆拳道黑帶努力訓練,期待冠軍獎杯能帶來情緒的上揚。

在傳統社會對男性角色的期望下,多數新手爸爸做出了和馬克一樣的選擇。

抑鬱之後,他們有的格外喜歡給妻子買東西,「這樣才能快樂一點」,有的半夜躲進廁所,連抽十幾根煙。

一位心理學出身的父親,堅稱「情況可控」,他的應對方法是報複性地吃宵夜,結果很快就胖了十幾斤。他說自己總想為家人硬撐,「這是一個男人應該做的」。

他們本能地回避真正的問題。

株洲的一位新手爸爸,在妻子產後的第 40 天,聽說上門訪視的醫護人員帶來了心理谘詢師,竟然落跑了。

研究顯示,相比女性,男性在遭遇心理問題時的求助意願更低,對治療抱有否定評價的概率更高,也更容易中途放棄治療。

他們時常背負著病恥感。

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受訪者中僅有的幾位正在服用抗抑鬱藥物的父親,都以中肯的態度提起配偶的產後抑鬱症,卻回避用這個詞語來描述自己。

孩子出生後,他和妻子都抑鬱了

2020 年,馬克公開分享自己的經曆,主題是「新生兒父親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圖片來源:Fathers Reaching Out
官網

一次嚴重的發作中,馬克差點收拾行李離開家鄉,認定自己「已經成了一個累贅」。他第一次走進成人心理健康中心,一心隻求住院,卻在看到熟人的刹那,轉身跑走,沒有一絲遲疑。

那天,他沒有再返回醫院,而是在酒吧的角落坐了 5 個小時。

除了社會性別範式的馴化,一些產後抑鬱的男性不曾表達痛苦的另一緣由,是擔心自己的求助會分散專業人士對妻兒的關注。

他們會質疑,自己是否有抑鬱的資格——

「妻子才是整日和孩子待在一起的人,我隻是在下班後幫 6 小時的忙,就處理不了了?」

「我沒有經曆懷孕和分娩的痛苦,我的感受沒有妻子的重要。」

馬克把妻子所受的痛苦全部歸咎於自己。

就醫前唯一一次和朋友談起產後抑鬱症,對方說,自己的妻子也抑鬱過,但一兩周就克服了。馬克深感挫敗,「所以沒有跟別人說我的事,我覺得自己不配擁有好的感受」。

習慣隱瞞痛苦的新手爸爸,多數時候需要被家人和朋友點醒。這依賴於人們對男性產後抑鬱的認知,然而,這種認知目前還比較有限。

英國的一項研究向 400 多位成年人展示了兩個不同性別的產後抑鬱案例,有 97% 的人察覺到女性案例的異樣,與男性案例相比高出 21%
;90% 的人將女性案例的異樣定義為產後抑鬱症,而識別出男性案例患病的,僅有 46% 。

專業人士認為男性的產後抑鬱「模糊且難以察覺」。

針對瑞典兒童健康中心護士的研究顯示,除了男性不願談論自己的情緒的原因外,他們遇到的困難還有:識別男性產後抑鬱的經驗匱乏,與新生兒父親接觸的機會較少,以及缺乏權威的評估工具(通常使用的愛丁堡量表,是在
1987 年為評估女性的產後抑鬱而設計的)。

針對整個家庭的支持體係

當新手爸爸終於開始正視自己的心理問題,卻發現能尋求支持的途徑並不多。

接受治療的第二年,馬克在健身房偶遇了一位同樣經曆過產後抑鬱的男性,他意識到這個現象或許並不少見。回家後,他立刻搜索了相應的支持小組,但一無所獲。

許多父親有著相似的體驗。他們在書籍和網絡上尋找應對產後抑鬱的信息,卻隻習得了「如果妻子患上產後抑鬱症,要如何幫助她們」的知識。

他們感覺自己被排除在產後服務體係之外。

在產後隨訪中,米歇爾的問題很快被捕捉到。她被轉介給心理小組,不論何時有需要,小組的人都會出現。指導米歇爾服藥的醫生,在她病情加重時,推薦了一家日托中心。

在那裏,米歇爾試著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患者交友,一起玩棋盤遊戲,參加互助回憶活動,學習如何調整情緒。當她出現自殺念頭時,危機小組做了及時的幹預。

對於這些提供產後服務的專業人士而言,丈夫馬克更像是一同將米歇爾拉出泥潭的盟友。人們沒有意識到,他也可能是那個需要幫助的人。

孩子出生後,他和妻子都抑鬱了

2021年6月19日,河北一家婦幼保健院的醫護人員教授新手爸爸換紙尿褲。圖片來源:IC photo

在英國,大多數新手媽媽會在產後 4-6 周和 3-4 個月的隨訪中,填寫篩查抑鬱的愛丁堡量表,這是基於國家健康與臨床卓越研究所在
2007 年的倡議。

量表給出了 10
項表述,比如「很多事情衝著我來,使我透不過氣」,或者「我一直不快樂,以至於無法入睡」,填寫者需要評估,與從前相比,自己在最近一周中是否更加符合這些表述。

一位父親曾對研究者說,閱讀量表之後,自己在一旁尷尬地笑了。「我意識到,裏麵的每一道問題,也該來問問我。」

2018 年,英國出台政策,如果新手媽媽被診斷出精神疾病,她的配偶也將接受心理健康篩查。

2020 年 9 月,抑鬱症篩查被納入中國女性的常規孕檢和產後訪視。但新手爸爸仍在視野之外。

如今,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呼籲,以整個家庭為服務對象建立生育支持體係。將父親納入常規的產前教育中,讓他們像妻子一樣,逐步適應即將到來的角色。產後隨訪時,對於夫妻雙方,都要進行心理健康篩查。

父母共享的帶薪育兒假也是體係中的一環。它不僅能緩解男性的親職壓力和經濟壓力,降低產後抑鬱的風險,也可以減少女性因生育而遭受的就業歧視。

當下,至少 45 個國家正在為男性提供育兒假。

最常被提及的瑞典,在上世紀 70 年代以共享模式取代了女性獨休的產假,但囿於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男性休假的比例很低。

1995 年,瑞典設置了不可轉讓的父親育兒假,目前的「底線」是 3 個月。後來還設立了專項獎勵,如果夫妻對半分,每人休 240
天,將得到最高的津貼。

國內的男性陪產假為 7-30 天,多數地區為
15天。不久前,隨著「三孩」政策的到來,國務院提出,將鼓勵有條件的地區探索開展共同育兒假的試點。

針對整個家庭的生育支持體係,也是馬克所期待的。

過去的 10
年間,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努力。他建立了名為「爸爸的援手」的組織,在各地開展互助小組;到許多國家演講,呼籲對新手父母給予支持;他還發起了一個全民意識日,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迎接新生命後,夫妻雙方都可能遭受心理問題的困擾。這個日期,他選在了父親節的後一天。

在書的結尾,馬克仍不敢說,自己已經痊愈了。當時,距離他成為一個父親已經 14 年了。

但他已經學會接受,沒有完美的父母,也無須完美。他會說,成為父親是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經曆。

*男性的產後抑鬱症尚無規範定義,通常是指新生兒父親在產後 12 個月內發生的抑鬱症,高發期是產後 3-6
個月。風險因素包括配偶的產後抑鬱症、抑鬱史、意外懷孕、經濟壓力、婚姻質量低等。

*可能的表現有:

對未來充滿恐懼、無助和不確定感;

脫離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交;

做事猶豫不決;

沮喪、易怒、憤世嫉俗;

出現婚姻衝突,甚至對伴侶施以暴力;

消極育兒;

酗酒;

失眠;

一些軀體症狀,如食欲不良、腹瀉、頭痛、牙痛等;

如果出現以上表現,請引起重視、及時篩查,具體以醫生診斷為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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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袁曉紅、馮霞:《初產婦女配偶產後抑鬱的影響因素》,生殖醫學雜誌,2021 年第 1 期

[12]《當奶爸患上產後抑鬱》,真實故事計劃

[13]《產後抑鬱的爸爸們,逃避和愛都是本能》,火星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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