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過去了，我們仍然無法確定：新冠大流行是如何開始的？
從疫情暴發之初，大多數科學家就認為，SARS-CoV-2病毒可能在2019年底從動物傳到人身上，可能是在中國武漢的一個肉類市場。該市有1100萬人口，首批已知的新冠病毒病例就是在這裏發現的。但今年5月，《紐約時報》報道稱，美國情報機構正在調查另一種爭論了數月的解釋：病毒是從實驗室意外泄漏的。
這個曾經被視為陰謀論的想法是如何成為病毒起源的合理假設的呢？為什麽是現在？下麵是人們的看法。
關於實驗室泄漏說
2020年1月下旬武漢封城後，《柳葉刀》(The
Lancet)發表了一篇中國科學家的論文，認為病毒來自蝙蝠，可能是通過武漢肉類市場上的另一種動物。這在目前仍然是一個合理的假設：這種從動物到人類的傳播稱為人畜共患傳染病，據信是三分之二人類傳染病的來源，包括埃博拉、SARS和許多類型的流感。
但在2020年2月，兩名中國研究人員在一篇現已撤回的論文中指出，SARS-CoV-2“可能源自”兩個實驗室中的一個——武漢病毒學研究所或武漢疾病控製中心。二者都通過收集洞穴樣本，對蝙蝠冠狀病毒進行一些世界上最廣泛的研究，經常產生重要的發現：2017年，傑出的武漢病毒所病毒學家石正麗將2002年暴發的SARS追溯到一群中華菊頭蝠。後來她還發表了一些關於SARS-CoV-2最重要的早期研究。
不過，長期以來一直有人擔心，這種對蝙蝠傳播病毒的深入研究本身可能引發溢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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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場，武漢疾控團隊負責人田俊華曾公開表示，自己曾忘記穿個人防護裝備，被蝙蝠血濺到身上不止一次。2019年12月，疫情前夕，中國電視台播出了田俊華團隊在蝙蝠洞中采集樣本的視頻。這次探險的發現從未公開過，而且田俊華已經有一年多沒有公開講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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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驗室內，有兩個團隊在生物安全二級環境下進行了蝙蝠病毒研究，常有人說這個生物安全級別跟牙醫診室差不多。2018年，美國官員訪問了石正麗在武漢病毒所的實驗室，注意到一些可能導致SARS類病毒暴發的隱患，該實驗室得到了美國政府的經費。
有人認為石正麗的團隊不隻要為意外泄漏負責，而且病毒還是他們製造的。在2015年的一項爭議性研究中，北卡羅來納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一座實驗室使用石正麗的數據——以及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經費——製造了一種冠狀病毒，可以感染人類呼吸道細胞。有科學家認為，這類所謂的“功能獲得性”研究有助於我們為潛在的疾病大流行做準備。但是也有人持批評態度，認為風險過高，因此令人猜想SARS-CoV-2是否在石正麗的實驗室進行過工程改造後逃逸。
石正麗本人對這兩個版本的實驗室泄漏說都矢口否認：她上周對時報說，她的實驗室從未進行過增強病毒毒性的功能獲得性實驗。去年七月她還堅稱，自然溢出事件也不可能的，因為病毒所沒有人員感染SARS-CoV-2。武漢疾控中心也否認存在任何感染。
然而中國拒絕接受獨立調查，導致這些說法很難得到驗證。據凱瑟琳·伊班(Katherine Eban)的《名利場》(Vanity
Fair)報道，白宮官員也在從中阻撓，部分原因是不想將注意力引向美國政府與武漢病毒所和功能獲得研究的財務關聯。
實驗室泄漏說的可信性到底有多高？
可以肯定有一些嚴肅的科學家認為這是一種可能的、甚至合理的解釋。其中一位是斯坦福大學微生物學家戴維·雷爾曼(David
Relman)，他從去年開始一直在呼籲對病毒起源進行更徹底的調查。
• 雷爾曼在《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上指出，實驗室泄漏危險病原體的事件世界各地都有發生；其中一次泄漏據信導致了1977年的一場規模相對小的流感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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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研究人員在檢測了數萬隻動物後仍無法找到SARS-CoV-2的自然來源。雷爾曼提到，最接近的表麵親屬是在距離武漢1000英裏的地方發現的。
但對許多科學家來說，這些細節不見得就能成為質疑自然源頭說的理由。畢竟，石正麗用了15年才發現SARS的源頭，並且是在距離最初疫情暴發地幾百英裏的地方。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病毒學家、冠狀病毒專家蘇珊·韋斯(Susan
Weiss)提到了通過蹄聲猜動物的諺語（“聽到蹄聲應該想到馬而不是斑馬”，即應該首先考慮更常見的情況。——譯注）。“你知道馬和斑馬的格言吧？”她對《華盛頓郵報》說。“人畜共患是馬，實驗室泄漏是斑馬。”
杜蘭大學病毒學家小羅伯特·加裏(Robert Garry
Jr.)同樣堅信該病毒源於自然。他告訴郵報：“我認為人們感到沮喪，很多人都在尋找某個可以歸咎的人。”
然而，科學家們越來越多地表達了不確定性。“我對各種可能性持開放態度，”耶魯大學免疫學家岩崎明子(Akiko
Iwasaki)告訴時報。“這兩個說法的證據都太少了，幾乎就像扔硬幣。”
而且這樣的狀態可能會一直持續下去。“這個故事令人發狂的一麵是——盡管現在動靜很大——雙方的事實證據仍然非常薄弱，”科學記者、前時報記者小唐納德·麥克尼爾(Donald
McNeil Jr.)告訴郵報。“這場辯論不會結束，直到發現更多的事實，前提是如果有這樣的事實的話。”
為什麽在此刻出現？
實驗室泄漏理論沒有新的確鑿證據出現，但一些事件幫助它在5月重新進入主流，包括18位科學家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的一封信，呼籲對SARS-CoV-2的起源進行透明和獨立的調查。大約一周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道稱，根據美國情報，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員於2019年11月因“與Covid-19和常見季節性疾病一致的症狀”求醫。
但也有一些人對實驗室泄漏說的興趣是將其視為關於群體思維、政治兩極分化和專業上的多重危機警示。在美國，這個說法的早期著名推動者之一是阿肯色州共和黨參議員、對華鷹派人士湯姆·科頓(Tom
Cotton)，也是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忠實盟友，他在2020年2月辯稱，“中國對病毒的起源說了謊”，並暗示它來自一個“超級實驗室”。很快，特朗普政府和他的宣傳團隊開始暗示這場流行病是中國企圖破壞他連任的陰謀。
這種對病毒起源調查的政治化導致了部分媒體的錯誤共識。“可以理解，當局以及公共衛生專家和記者對這場危機的回應最初是帶著困惑的，”記者喬納森·柴特(Jonathan
Chait)寫道。“他們要犯錯也應該是在不確定的事情上，但他們錯在對一件事確信不疑。他們在2020年初擁護了這個錯誤的確信，變成了一個他們許久未曾質疑的教條。”
甚至在圍繞口罩和氣溶膠傳播的共識上出現更加明顯的逆轉，表明公共衛生當局也需要進行一些反省。“科學重視可能性，但人們重視確定性，”麥迪·班德(Maddie
Bender)在Vice中寫道。“到目前為止，科學宣傳還未能在兩者間搭起橋梁。在一個世代最大的公共衛生危機期間，這種脫節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
其中一個後果是，實驗室泄漏說已成為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以及美國和中國政府之間的政治足球。但是，雷爾曼說，如果科學不能超越政治，那麽它至少必須希望找到一條出路，因為這對公共衛生有著重大影響。
“如果我們發現更多有力證據證明SARS-CoV-2是直接從蝙蝠傳給人類的‘溢出’事件，那麽需要大幅加強對蝙蝠-人類接觸的理解和管理，”他寫道。“但是，如果SARS-CoV-2從實驗室逃逸而導致大流行，那麽了解前因後果並防止這種情況再次發生將變得至關重要。”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紐約時報：實驗室泄漏說的可信性到底有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