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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定下時間表 要親眼看到“中國夢”美夢成真

去年五月習近平提出了雙循環的戰略。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後來，此戰略被寫進了第十四個五年規劃。而根據中國領導的解讀，它本身的時代意義已超過一個五年規劃，也就是說它將是未來十五年一個指導性的經濟戰略。

這一戰略製定本身實質上是北京對西方特別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反應，它是在世界經曆重大地緣政治和經濟變化時，從最壞的情況做準備，就如習近平自己所說的那樣，是
“底線思維”和”憂患意識”的體現。

跟西方政府不同，中國領導在提出某一戰略時，似乎有意地使其模糊化，大概念化。這與2015年剛開始提出”一帶一路”概念時類似。很多細節故意地模糊化，以便在今後落實中，給予比較大的調整空間。

雙循環的要義

雙循環的主體是內循環。根據筆者對各種文件和文獻的分析來看，內循環由下麵二方麵組成：

首先是提高民眾的消費能力，即增強內需。中國政府已經決定通過刺激內需和提高家庭收入來重新平衡經濟增長，這樣中國人就能夠購買更多的中國商品。但是這項政策並不新鮮，中國政治精英希望通過提高消費對GDP的貢獻份額，來減少中國經濟對出口、投資依賴程度。從2010年起中國政府一直在喊，但要真正實現它，似乎並不容易。當然，從中美貿易戰開始，習近平越來越感到，以西方國家為主要的出口市場，似乎越來越不牢靠。況且，隨著中國勞動力以及原料價格的提升，在部分領域與中國競爭的國家也將越來越多。這就增強提高消費的迫切性。

如果說，上麵這些是從”需求”角度出發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內循環的第二方麵就是針對”供給側”角度提出的一係列方案。

眾所周知，中國在外國公司的幫助下，現在已經擁有世界上最完整的製造業供應鏈，近十多年來，一直享受全球最大製造商的地位。但卻因為跟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緊張關係，使中國的脆弱性暴露無遺：嚴重依賴美國的高科技產品。以半導體行業為例，中國最大的芯片製造廠商中芯國際的產品，落後於其台灣競爭對手台積電兩代，而芯片的設計大多是來自美國。

客觀上，在製造質量方麵，比較美國（第一梯隊）、日本和德國（第二梯隊），中國企業絕大多數僅屬於第三梯隊。而習近平領導下中國政府不願意當老三，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習近平提出”內循環”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這個”舊秩序”，使得中國的製造業更上一個台階。
更重要的是，中共認為以前中國錯過了三次工業革命，而現在中國跟西方各國幾乎是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條起跑線上。北京決定在此一搏，努力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領導者。為此，中國正在積極推動所謂的
“新基礎設施”：從5G網絡、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到整合基礎設施，增強各個行業的尖端技術發展。

當然，這種宏大目標的製定是一回事，關鍵還要看如何去實現這些目標。中國領導顯然是受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刺激，決定全力以赴技術創新”補短板工程”。於是乎，”自力更生”再次成為技術創新的主旋律。中國副總理劉鶴則把中國能否在技術創新方麵有根本改觀看成是涉及中國存亡的地步。而他本人最近又被習近平委托主持中國第三代半導體生產技術的推進工作。

如果說，內循環是主體，那麽，外循環則是輔助，但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重要的輔助。習近平強調，中國將繼續促進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在高端製造業中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以加強其供應鏈安全，並阻止西方公司把產業鏈外移。外國公司在中國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外資在中方合作建立了無數的研發中心，並把產品的零部件國產化，這些無疑對中國不管是技術創新還是正當的或不正當的技術轉移，都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環境。

利益集團對增強消費的抵抗

如上所說，把消費作為經濟發展一個重要的動力的口號，已經叫了很長時間。但迄今為止，很少有明顯的改觀。因為它涉及到各個方麵的改革，會觸及現有利益集團的本身的利益。

比如說，取消戶口製度，實現城市農村公民的平等。這在短中期內，也許在三四線城市能部分實現，而全麵取消戶口製度，中國政府本身也並不願意。而戶口製度是阻礙消費一大障礙。
其次是包括醫療保健製度在內的社會保障製度的改革。
隻有在人們即便在病老殘情況下，無需主要依賴自己的積蓄解決困難，才會減少中國人的很高的儲蓄率 （44%）。
至於稅收製度，窮人納稅多，富人納稅少，中國將無法很快改變”六億人每月可支配收入在1000元” （李克強之語）的狀態。
最後，現有的住房政策以及房價也是影響城市居民消費一大障礙，而農民商業化利用土地的餘地則非常有限。但是，很多地方政府收入很大一塊來源就是靠著賣土地、高房價來的。
它們肯定對打壓房地產市場采取消極態度。

中國在成功地擺脫新冠病毒災難第一個恢複經濟以來，推動其經濟發展並非是消費，而依然是投資、出口、房產。
而且今年在印度、越南等國家，病毒災難嚴重，從而使部分原來在那裏生產的產品，都回流到中國生產。
而正是這種回流，使得中國各級政府更是把增加消費的方針拋諸腦後。

技術自力更生，隻爭朝夕？

從特朗普跟中國的貿易戰一開始，關鍵技術領域就是一個重要議題。美國是對中國不正當”享用”其技術負麵反應最大的一個國家。其他國家和地區，比如說歐盟，對中國用各種手段獲得技術也采取了不同的防禦措施。

同時，全球抗疫中暴露了世界在醫療設備方麵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而許多西方國家已經決定在醫療、芯片等產品努力轉向依靠自己。

要知道，習近平的技術自力更生，就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做出的決定。
而且，跟他前任們不同，習近平定出的時間表非常克扣：到2035年，中國要在”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習顯然很想在他在世期間或是在任期間，親眼看到一個他的”中國夢”成為現實。

為了創新，中國對風險有很高的容忍度。僅僅為了成功開發芯片，中國政府不會吝惜行政和財政資源。2020年中國宣布準備在2025年前投入1.4萬億美元用於開發新的基礎設施和先進技術。這種孤注一擲的做法來源於，習近平認定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跟西方已沒有可妥協之處。也就是說，他不可能去努力地在恢複政治信任方麵下功夫，
從而換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技術轉讓上的理解和合作。

當然，中國政治精英也期待著，能靠著在國內的外資企業的”技術外溢”，
實行”彎道超車”。正是因為這樣，中國在今後關鍵的十五年，依然會漸漸地對具有高科技的外國企業有選擇地開放市場，或是改善做生意的環境。當然，在這同時，中國也強化了外企的”政治正確”的重要性，即將被批準的”反製裁法”和已經出籠的”數據安全法”，實際上是給在華企業套上了一個新的緊咒箍。 
實際上，即便中方”善待”
外企，以便獲得技術，從而取而代之，實際也並非那麽容易，因為很多外企已有了中國高鐵靠著外國技術實現彎道超車的教訓。

是賭博還是競爭？

說到這裏，人們自然會提出如下的問題：習近平雙循環戰略成功的機率到底如何？
而且，人們可能更關心的是，他的技術自力更生、並在短期內實現技術飛躍的戰略目標到底能否如期實現？

應該看到，中國在技術創新方麵，似乎是有相當的基礎：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理工科畢業生、最多的工程師。十多年來，中國在全球的專利申請也屬第一，技術工人數字也非常可觀。

但同時，人們也明白，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尚待考研。而且，頂尖理工科人才流失嚴重，80%留學博士選擇的是留在美國。
中國的科研環境由於政治和製度的原因，也並非特別友善。這就可以說明了，為什麽中國專利整體轉化率不到10%，遠不及美國的50%。
因此，與其說習近平的宏偉計劃看上去是一種賭博，不如說，這是他有計劃地在挑戰西方。而且，他的挑戰對西方來說是長期的：西方每四五年要有選舉，因而不少政策的連續性保障性差，
而習近平則一揮筆把目標定到2035年。他的挑戰也是全麵的。你們西方要市場經濟，自由和平等的競爭，我就是要來個黨領導一切，統籌資源，利用不同的工業政策，利用”社會主義”的製度優勢，尋找技術的突破口。應該說，比較他的前任，習更相信他的非市場或者”混合型”做法是正確的，而且在他的領導下，這種做法會發揮到極致
（大多是隱蔽的）。總之，在技術自力更生方麵，習近平領導的政府是沒有Plan B 的。

筆者以為，習近平的雙循環戰略盡管麵臨的困難重重，但這跟技術突破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他在技術創新方麵的成功機率是50%。不過，
一旦西方國家和企業犯一些錯誤，那中方成功的機率就可能變成60-70%。
當然，這一切都是以如下情況為前提，即從現在到2035年，習近平領導的黨不犯一個”顛覆性的錯誤”。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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