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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觀眾入場看奧運 日本在經濟與防疫間徘徊抉擇

因新冠疫情影響而整整延遲一年的2020年東京奧運，終於拍板決定，開放觀眾入場觀賽。這項違背日本國家防疫顧問建議的決定，又引起日本國內外對於在疫情下舉辦東奧會的激烈討論。

國內控管重於海外移入感染

6月21日下午，東京奧運會組委會、日本政府、東京都政府、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與國際帕拉林匹克委員會（International
Paralympic Committee,
又稱“國際殘奧會”）舉行在線五方會談，正式決定2020年東京奧運開放現場觀眾，以會場容納人數的50%為上限，最多1萬人。而在此之前，國外選手與工作人員可能帶來的境外移入感染，以及奧運會帶來的相關活動，是造成國內民眾對舉辦奧運會反對聲浪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在五方會談前夕，首相菅義偉在首相府會見了東京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教授仲田泰佑(Taisuke
Nakata)和特聘講師藤井大輔(Daisuke
Fujii)，聽取關於新冠病毒感染與經濟活動預估的意見。兩位學者自1月開始率領研究團隊，針對東京奧運會的舉辦與疫情蔓延的關聯性進行了數據仿真運算。

仲田泰佑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明，如果讓參賽相關的外國人入境並有相關接觸，預估將造成東京都內確診病例每天約增加15例左右。

即使海外選手和相關工作人員合計約10萬人來東京參賽，並對都內有直接相關感染，對疫情的影響並不大，而如果選手村進行適當的隔離管理，傳染的可能性就更小了。因此單獨以外國選手的因素而言，造成的感染是有限的。

仲田泰佑說：“東京目前的人口約1,400萬人左右，緊急事態解禁之後就每天正常群體活動，這樣的狀況下目前是每日400人左右確診。如果海外來了10萬人，也不到東京人口的1%，而且應該是多數已完成疫苗接種。所以即使他們跟一般的東京人一起生活與群聚，影響也相當小。”

而當仲田泰佑預估國內社會與奧運會相關的活動對疫情造成的影響時，就不這麽樂觀了。他說：“與其擔心國外選手造成的感染問題，反而是應該注意國內的奧運相關活動。奧運會期間國內民眾出門聲援與觀賽的人流，對導致疫情急速惡化與否有重大影響。這取決於舉辦方式與落實執行的程度，如果開放觀眾入場，那麽人數一定要嚴格加以限製，而且所有活動的人流都要非常徹底地控製。”

依照仲田泰佑團隊截至5月為止的仿真結果顯示，以人潮增加約10%為預估條件的話，東京都9月第一周將會單日新增確診達2024例，比停辦東奧會多了1407例。他強調，一旦控製不當而必須宣布緊急事態宣言，對於經濟的後續影響會非常嚴重。

針對最新決定的入場人數限製，他說：“以奧運會場的觀眾席估算，其實是相當有限的，控製得當的前提下確實不會有很大的影響。所以還是運動酒吧、餐廳、戶外聲援等間接性場外群聚活動的人流控管，對於感染會造成最大的影響。”

根據日媒《朝日新聞》在19日與20日所做的全國民調顯示，依然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反對開放現場觀眾，理由為憂慮疫情擴散。日本政府防疫首席顧問尾身茂(Shigeru
Omi)曾向日本政府與東奧會組委會建議進行無觀眾比賽，以降低染疫風險，顯然此建議未被政府采納。

冒險舉辦都是為經濟

從去年東奧會決定延期一年開始，就因為疫情的影響，導致民眾反對舉辦奧運的聲浪直線攀升，而國際奧委會仍然在5月宣布，東奧會將依原定日期在7月舉行。分析人士指出，做出這個決定最重要的原因是經濟。

自從在2013年獲得奧運主辦權後，日本至今已花費破紀錄的154億美元（約4310億台幣），宣布延期後還追加了30億美元經費。假使最後取消舉辦，得退還各國轉播單位至少40億美元轉播權利金，這就占了國際奧委會總收入的73%，會讓日本及國際奧委會損失慘重。

日本運動社會學家，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教授高峰修( Osamu Takamine )對美國之音表示，盡管受到COVID-19
的影響，財閥仍然期待從東奧委會可能獲得的巨額利潤，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曾在小泉政府擔任經濟財政政策大臣和財務大臣、在安倍政府內閣辦公室擔任經濟財政政策委員會成員的竹中平藏。

高峰修說：“保聖那集團( Pasona Group
)是本次東奧委會的官方支持者，竹中平藏是保聖那集團的董事長。保聖那集團深度參與東奧委會的人力資源相關業務，如果舉辦奧運會，對於財團的利益會有相當大的收益，所以竹中平藏在電視節目上也公開堅決支持舉辦奧運會。”

高峰修也指出，有別於以往日本讚助奧運會傳統為單一媒體，這次日本的幾家主要媒體都是東奧會的讚助者，這也讓反對舉辦者的批評力道相對減弱。

促進景氣恐得不償失

奧運會作為全球矚目的體育盛事，具有對經濟的“提振效應”，有機會拉動舉辦國的經濟發展。因疫情而經濟受到重創的日本，也計劃藉由本屆奧運會提振景氣，稱這次東奧會為“複興奧運”。

台灣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蔡錫勳對美國之音表示，雖然照理說促進經濟活動可以讓景氣提升，但這未必反映在每一種行業上，尤其在疫情影響下落差會更加擴大，呈現“K字回複”。所以這次奧運會可能無法達到大幅振興經濟，不過預期還是會有緩和現狀的效果。

蔡錫勳說：“一般我們比較常聽到的是‘V字回複’，就是日本景氣在去年六月下跌之後又往上回複，這是整體狀況。可是並不是每一個行業都很高興的。其中有的產業會往上升，因為它跟人的移動沒有太大的關係;
可是餐飲業、觀光業等跟人的移動有相當大的關係。所以有的變好，有的變得不好，就是很多人說的‘K字經濟’。但是奧運會是會給我們一些景氣的‘氣’，也就是‘氣氛’、‘心情(
Kimochi)’。一年多來對抗疫情之下，日本已經產生疲乏的現象了，奧運舉辦之後至少有一個比較光明的麵向，也就會像人的心情變好一樣產生正向循環。所以這次的奧運不敢說像以前一樣有很大的經濟效果，但至少是一種緩和，因為現在的痛苦將會有一個舒緩的階段。”

高峰修則提醒，這些預估都是在奧運會如期舉辦而沒有產生疫情擴大感染的前提下。他提到一份報告:
野村綜合研究所高級經濟師、日本央行前理事木內登英(​Takahide
Kiuchi)估計，如果東奧會取消，對日本的經濟損失將達到1.8萬億日圓，相當於2020年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33%。相對來說，如期舉辦奧運，卻因疫情惡化而宣布緊急事態宣言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將會非常慘重。由此可見，在衡量是否舉辦東奧會時，考慮感染風險比經濟損失更重要。日本去年春天首次宣布緊急事態宣言，估計就造成6.4萬億日圓損失。

高峰修說,木內登英說這份報告鮮少被媒體引用，其中政治與利益的關係不說自明。

疫苗外交綁奧運 創造選舉籌碼

菅義偉就任首相不到一年，就將在9月麵臨自民黨總裁選舉與之後的國會選舉。

蔡錫勳表示，本次菅義偉提出接種疫苗以“實現安全安心的東京奧運會”，又藉由疫苗外交試圖創造“菅主義”的名望，是配合奧運會的宣傳以期在接下來的選舉中勝出。

蔡錫勳說：“疫苗外交在國際局勢裏麵，他(菅義偉)做得非常好，讓整個日本做出一個大哥的形象，漸漸形成他所謂的‘菅主義’。奧運會已經確定7月要辦了，之後他就馬上麵臨兩個重要的選舉。他在國際社會裏麵透過疫苗外交，形塑出對國際社會的貢獻，讓日本在國際社會得到極高的分數，自然就會反應到他在國內的支持率，就會連結到他下一次的總裁選舉和眾議院選舉。”

高峰修則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最初提出申辦2020年東奧會的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13年定案舉辦該活動的前首相安倍晉三，先前擔任本次奧運會組委會主席的森喜朗和現任組委會主席的橋本聖子都是自民黨成員，所以2020年東奧會也是自民黨的奧運會。即使學界提出許多客觀數據，說明奧運會根本就不該在現在的情形下舉行，但日本政界人士，尤其是執政黨，普遍存在反學術主義的想法，因此還是基於決策者自身與相關者的利益決定舉辦。他認為既然執政當局堅持要舉辦，就要為決策負責，否則這次日本不會在主辦奧運會上得到什麽值得留下的經驗。

他說：“從去年春季開始到現在已經有三次的緊急事態宣言了。在短短的一年多內竟然需要三次，這個政府的危機處理真的需要檢討，基本上執政黨就該下台負責，但目前還是自民黨執政，也就是沒人負責，還執意要違背民意如期舉辦奧運。我認為，對於在疫情之下舉辦奧運會，絕對有必要先厘清責任歸屬的問題。政府違背民意而決定舉辦，如果再發生緊急事態宣言，必須要由政府負責。”

根據日本共同社在6月21日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超過八成六受訪民眾擔心舉辦奧運會可能導致疫情再度擴大，約三成受訪者認為應該取消舉辦，而能接受限製人數的受訪者不到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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