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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尋找“新時代的斯諾”唱讚歌，苦於斯人無處尋

為了“更好地對外講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故事”，中共希望能找到像當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 Edgar
Snow）那樣的外國人為中共唱讚歌，以改善中共日益惡化的國際形象。然而，這樣的斯諾恐怕不會再有，而且，晚年的斯諾本人也已經無法接受中共的種種做法。

新時代的斯諾？
中國在尋找“有用的白癡”？

近日，中國官方的英文報社《中國日報》宣布成立“新時代斯諾工作室”。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不久前也寫信給北大的外國留學生，希望他們了解中國和介紹中國。

據報道，“新時代斯諾工作室將為《中國日報》的外籍記者和國際友人提供更多平台和機會到各地深入了解新時代中國的發展變化，記錄精彩的中國故事，展示豐富多彩、生動立體的中國形象。”

除了《中國日報》成立“新時代斯諾工作室”外，中國外長王毅今年3月也在一次記者會上談到斯諾。他說，“斯諾並非共產主義者，但他談論中國共產黨時，不帶意識形態偏見，他說出事實、保持客觀”。4月，中國副外長樂玉成在接受美聯社采訪時也說：“媒體朋友，我希望你們都成為新時代的斯諾”。

美國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特聘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中共並非在尋找斯諾，而是在尋找西方社會的“有用的白癡”。他說，
習近平和中共現在還期待能找到斯諾那樣的記者，要麽太愚蠢，要麽有其他的政治目的。

他說：“與斯諾當時的情況不同。中共不再是孤立的、未知的，藏在一個叫做延安的與世隔絕的地方。現在的共產黨無處不在。人們知道中共，雖然知道的不算很深，但對於今天的中共是誰，他們並不神秘。所以指望現在還會有像斯諾這樣的人，從曆史的角度來看，這是荒謬的。習近平這麽提出來，要麽是愚蠢，要麽隻是把它當成一個文字遊戲：我們想要埃德加·斯諾那樣人，給人們這種粉飾的印象。”

“有用的白癡“，冷戰時期被用來特指那些被莫斯科精心安排到蘇聯訪問，對蘇聯著迷，後來幫助列寧政權說盡好話的西方知識分子。後來，這個詞用來泛指為某一事業進行宣傳而不完全清楚這一事業的目標的人。

1936年7月13日，經宋慶齡的介紹，斯諾前往當時的中共中央臨時駐地保安縣采訪，成為第一位訪問中國紅色區域的外國記者。在那裏，斯諾得到了國家級貴賓的待遇，並成功地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後來，斯諾根據這些采訪撰寫的《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記》）在中國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許多人看來，是斯諾第一個向世界介紹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

林培瑞認為，斯諾的書之所以能夠在國際上引起這麽大的反響是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很神秘而外界對中共充滿了好奇。斯諾本人可能也被這強大的好奇感染，在書中並沒有對毛澤東和中共提出任何批評的意見。《紅星照耀中國》讓外界對中共產生了良好的印象，甚至是錯誤的印象。林培瑞說，斯諾的書成功地將西方社會對共產黨的好奇心變成了對共產黨的同情，這些人當中包括年輕時的林培瑞自己。

據報道，因為這本書，許多中國年輕學生對中共產生好感、向往延安，從國統區投奔中共。而一些外國人，包括被中共推崇備至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也因為這本書的影響和感召來到了延安。

因為斯諾的報道給中共帶來的利益，中共此後更是利用一切機會邀請更多的西方人士到延安參觀，這其中包括美國左派記者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等。這兩人也被中共視為重要的國際友人。

但是，林培瑞認為，現在的西方社會很難再有第二個斯諾了，因為中國共產黨的真正同情者很難再有。他說，那些現有的一些同情者，包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傑弗裏·薩克斯（Jeffery
Sachs）等人在內，與其說他們同情共產黨，不如說他們對國際資本主義世界更加仇恨。

薩克斯日前在接受采訪時批評采訪者說，他們無視美國侵犯人權的問題卻一味批評中國的人權。薩克斯因此得到中國官媒和官員的讚賞。他的講話一次一次被中國引用來指責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玩弄雙標”。

倫敦國王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凱裏·布朗（Kerry Brown） 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也認為，不太可能再有斯諾了。

他說：“1936年和今天的共產黨完全不同。埃德加·斯諾在政治上同情共產黨，他是左翼的。我想今天的記者們並不覺得他們必須在政治上有所隸屬。他們隻是在考慮如何將自己的工作做好。”

非但從沒有得到斯諾那樣的待遇，去年三月，《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的記者還被驅逐出中國。

除了西方的記者，中國還試圖吸引其他的外國精英，包括資深專家、甚至網紅。曾經登上中國中央電視台的郭傑瑞（Jerry
Kowal）就是其中一個。郭傑瑞在視頻中一方麵批評美國的社會問題，另一方麵展示中國的“好”。比如，郭傑瑞在視頻中比較武漢和紐約，說武漢這樣的城市，為了控製疫情，說封就封，“體現了一個國家的魄力”。

6月21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還給北京大學的留學生們回信，鼓勵他們“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實的中國，把想法和體會介紹給更多的人，為促進各國人民民心相通發揮積極作用”。

晚年的斯諾對中共感到困惑和不解

不過，即便是斯諾再生，恐怕對現在的中共的做法也很難再產生認同。曾經對中共讚賞不已的斯諾在晚年最後一次到中國的旅行中已經表示，他對中共的做法感到困惑。

伯訥德･托馬斯（S Bernard
Thomas）是斯諾的傳記作者。1996年，他把斯諾40多年的日記整理成書出版了《冒險的歲月：埃德加･斯諾在中國》（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在這本書裏，托馬斯透露，1970到1971年，斯諾離世前一年，第三次來到中國。幾天後，在經曆了充斥著毛澤東思想的雷同的匯報會後，情緒低落的斯諾在日記中寫道：“中國是個情景單一，千篇一律的國家。”（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single scenario.” ）

對1970年的北京之行，斯諾寫道，“毛澤東對這裏人們的思想和活動的主導程度，大大超過到了我的想象。”
他說，北京最大的書店除了出售毛澤東和馬克思列寧的書，幾乎什麽也沒有，“也沒有什麽顧客”。他說，所有的中國人都在機械地背誦著紅寶書中的毛的語錄。每天要履行“早請示晚匯報”的政治程序，覺得這就像是一種宗教儀式。

在日記中，斯諾寫道，周恩來當年五月訪問朝鮮的一部紀錄片令他尤為不安。在紀錄片中，金日成昂首闊步，被黑衣黑帽、邁著方步的儀仗隊簇擁著。斯諾評論道：“完美的機械人，整個畫麵令人不舒服。”

在保安，他1936年采訪毛澤東的地方，他參觀了文革時改造知識分子的“五･七幹校”，他認為那裏就像監獄。他還提到他在保安接受了“貴賓”級待遇，“這有點超出了我的喜歡”。

斯諾對當時中國社會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感到非常的困惑。見到了毛澤東後，斯諾提出了這個問題，結果，毛澤東告訴他“人民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是正當的和必不可少的”。

在這次北京之行中，斯諾記錄了他大大小小的不滿和困惑：招待太好、外賓與普通中國老百姓的不同待遇、一次次地被迫聽著重複的故事、無法獲得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信息，無處不在的語錄和頌歌。

不過，最讓他深受刺激的是他的老朋友路易･艾黎的兒子艾倫。路易･艾黎參加了中國革命並定居於中國。艾黎告訴斯諾，“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艾倫就被囚禁於西北。在監獄裏，艾倫周圍的人，有人被打死，有人被餓死，有人自殺。艾倫後來想辦法逃了出來，在周恩來的幹預下，才算是保住了一條命。在聽到這段經曆後，斯諾陷入了沉思，中共要怎樣才能恢複這些被送到鄉下進行改造的知識分子的信任？

不僅是斯諾有了改變，晚年的斯諾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諾（Lois Wheeler
Snow）直接從中共的熱忱擁護者變成了批評者。斯諾夫人曾在接受《時代》亞洲版采訪時說，1989年，在中共暴力鎮壓天安門抗議者、導致成百上千的平民死亡之後，“這讓我清醒了過來。比如你會看到臉上滿是血的人被拖走。我逐漸了解到，這些人的家庭是在被以某種方式迫害的。”

2000年，時年79歲的斯諾夫人最後一次來到北京。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她這次的北京之行不僅全程被監控，而且當她希望能把一筆捐款轉交給“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時，她們的會晤遭到20多名警察的攔阻。

兩種有用的白癡

加州大學的林培瑞教授認為，現代西方社會有兩種對中共來說“有用的白癡”。一種是羅曼蒂克的左翼。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對他們依然有吸引力。他們仇恨西方的資本主義和新虛無主義，他們在政治上同情共產黨。林培瑞認為，這些人現在數目很少，但是在西方社會依然存在。他認為，他們的盲目信仰阻礙他們看到真相。

林培瑞認為另一種“有用的白癡”更準確地說是“道義上的白癡”。他說：“另一種，現在有很多，就是想要錢的人。他們願意在公共場合撒謊，即使他們私下更清楚（共產黨）的本質。他們願意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撒謊，因為由此他們可以獲得共產黨的青睞，可以獲得大市場。”

帕特麗夏·亞當斯（ Patricia
Adams）是一名經濟學家，是加拿大獨立環保倡導機構“國際調查”的執行總裁。她告訴美國之音，一些美國和加拿大的環保機構等因為希望獲得中國的資金已經淪為中國的“有用的白癡”，在環保問題上成為中共的喉舌。

她說：“他們都在說中國的話可以相信，即便大多數人不再相信。它對氣候變化的承諾是真實的，他們將擺脫化石燃料。這不是真的。這是無稽之談，它不會發生。在我看來，他們就是在幫助中國塗脂抹粉。當然，這對他們也有好處，這有助於他們籌集資金，獲得資金。”

亞當斯去年12月底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紅與綠，中國有用的白癡》，專門闡述環保組織如何淪為中國的“有用白癡”。她在文章中說，通過資金、
人事安排， 中國政府不僅監督這些環保機構的活動，確保他們遵守中國的政策，同時也主導了環保機構的議程。

她說，這樣的現象不僅局限於環保組織。一些希望與中國做生意的人和機構、學者為了獲得中國的資金，有時候也不得不與中國做交易，比如在中國人權的問題上退卻。她說，這些“有用白癡”的做法幫助中共的統治變得更加合法化。

不過，她說，可喜的是這樣的群體越來越小，越來越多的人拒絕與中國做交易。

中國喜歡的“有用白癡”

除了上文所提到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和網紅郭傑瑞之外，其他一些人因為他們對中國的讚賞或是在被中共視為核心利益的重要問題上與中國政府的觀點一致，在中國被當作明星追捧。

法國作者馬克西姆·維瓦斯（Maxime Vivas）2020年底出版了《維吾爾族假新聞的終結》一書。
維瓦斯曾經兩次受邀前往新疆，對新疆進行了“導覽”。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3月份在兩會記者會上推薦了維瓦斯的書。他說，“書中用兩赴新疆的親身經曆講述了繁榮穩定的真實新疆。維瓦斯在書中明確表示，正是從未去過新疆的人在製造假新聞，在杜撰抄襲中以訛傳訛。”

美國獨立新聞網站“灰色地帶”（Grayzone）創辦人麥克斯·布魯門塔爾（Max
Blumenthal）也是中國媒體的新寵。布魯門塔爾曾在報道中聲稱新疆的人權迫害狀況被肆意誇大，缺乏可靠證據，並對德國新疆議題專家、美國人權組織“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鄭國恩（Adrian
Zenz）所做的研究進行大量抨擊。布魯門塔爾對新疆問題指控的報道被中國官方宣傳網站“中國新疆網”所采用。

據報道，“灰色地帶”新聞網站與克林姆林宮關係密切。布魯門塔爾曾去過莫斯科訪問，由莫斯科出資。也經常接受“今日俄羅斯”（RT）和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的采訪。

加拿大人，“YouTube”博主丹尼爾·鄧布爾（Daniel Dumbrill）也是在中國被廣泛關注的西方人之一。 鄧布爾在
YouTube
上用視頻宣傳中國的政策，比如他說香港回歸中國後自由多了。今年三月，他在YouTube上上傳了他參與的“新疆真相追擊–加拿大專題研討會”的講話。在視頻中，他說，美方製裁新疆生產的產品，卻又拿不出實際的證據，奪走維吾爾族人的生計，就是讓普通民眾受苦，這是恐怖主義的道路。

以色列人高佑思（Raz
Gal-Or）是另一名在中國被熱切追捧的網紅。他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可以從他在新冠疫情期間給中國送口罩的經曆在八天內被中國國內的出版社編輯成書就可以看出。《站在你身後！
從特拉維夫到黃岡的384個小時》，從項目啟動到成書出版隻用了182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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