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七一勳章”獲得者
是李大釗之孫
還是被中紀委“清查”出來的清官
他就是李宏塔
“七一勳章”獲得者李宏塔
2005年，中紀委接到舉報信，內容是檢舉揭發李宏塔利用擔任安徽省民政廳廳長職務之便，倚仗祖父李大釗、父親李葆華的名望，涉嫌貪汙、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一係列經濟問題。
中紀委極為重視，派出調查組直接進行調查。經過一段時間深入細致的調查，調查人員並未發現舉報信中列舉的情況，卻被一個個感人的故事打動了——
十幾年間，李宏塔先後4次主持分房工作，分房超過200套，卻從未給自己要過一套房，一家人一直住在一套50多平方米的舊房裏。
因為他負責分房，看到了很多同誌對福利分房的急切渴望：有的三代擠在一起，有的年輕人領了結婚證仍然分居，還有的身體不好或者快要退休了。因此，他把自己的名字從分房名單中劃去。
1998年，大家覺得李宏塔應該搭上福利房分配“末班車”了。不料，分房名單上，他依然“榜上無名”。他幽默地說：末班車上人多，我怕擠。
除了少數重要公務時刻，李宏塔天天騎自行車上下班，以至於合肥多個路口的交警、攤販都認得這位高個子廳長。
有人提醒：你不坐車，別的領導咋辦？李宏塔說：咱這是鍛煉身體，並不影響別人坐車。
不過，李宏塔並不是一個“頑固”的人，也懂得“與時俱進”。隨著年齡的增大，他在2003年將自行車換成了電動車。
裝備更新換代，但不忘初心、熱誠為民的情懷始終沒有改變。不管騎的是自行車還是電動車，他更多的是在體察百姓生活狀態，讓自己更貼近人民群眾。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這樣的修身律己，這樣的矢誌不渝，這樣的為民辦事，早在李大釗、李葆華身上就能看到。
李大釗擔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期間，月工資是120塊大洋。之後，他擔任北大教授，月工資漲到200塊大洋。
按理說，這樣的收入已經不低了。但李大釗衣食節儉，經常是一塊大餅、一根大蔥就對付一頓。原來，他把很大一部分工資用在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建黨事業上，再加上經常仗義疏財，家裏的日子過得很緊張。
為了不讓他家中斷炊，北大校長蔡元培特意囑咐會計科，每月從李大釗的工資中拿出50塊大洋，單獨交給他的夫人。
學生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大釗閱覽室學習。新華社發
李葆華一生清廉，克己奉公，生活節儉。他常對家人說：“當人民群眾溫飽難濟之時，幹部的生活也必須艱苦，不允許搞特殊化。生活中有許多東西在變化，但有一樣東西永遠不能變，那就是共產黨的宗旨。這一點如果改變了，那就不是共產黨了。”
2000年，中央有關部門想為李葆華調房。他說：“我住慣了，年紀也大了，不用調了。”他還經常教育子女：“不能吃苦，就不能成人。”2005年，李葆華去世時，家中的簡樸讓人難以置信：房子是20世紀70年代的建築，老舊的三合板家具，人造革的椅子，沙發一坐下就是一個坑。
一根紅線係三代，一種家風傳初心。祖輩、父輩的以身作則，紅色家風的熏陶傳承，讓李宏塔的艱苦樸素顯得那樣自然、真實。
不過，李宏塔也有“大方”的時候。每次出去看到福利彩票店，他都會掏錢讓工作人員幫忙買上幾注，每個月下來也有小幾百元開銷。不僅自己買，李宏塔還經常“忽悠”大家一起買，“買彩票是愛的奉獻，萬一中獎了那也是愛的回報”。
但身邊的人知道，李宏塔從不兌獎。這位“老民政”隻是想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國家福利事業多做點貢獻。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精神內核
是不變的
上觀新聞：您這次獲頒“七一勳章”，有何感想？
李宏塔：很榮幸黨中央給了我這麽高的榮譽，但我做得還遠遠不夠。回望我們黨100年波瀾壯闊的曆史進程，多少老一輩革命家，在戰爭年代、在和平建設時期，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甚至犧牲了生命。跟他們比起來，我僅僅是做了黨員幹部該做的事情。
上觀新聞：這次獲頒勳章，是否也是對先人最好的告慰？
李宏塔：是的。之前我也說過，如果是李大釗同誌獲得“七一勳章”，我們作為後人去代領會感到很光榮。我會把勳章送到李大釗紀念館，告慰李大釗同誌。
上觀新聞：您對祖父李大釗有什麽印象？
李宏塔：1927年4月28日，祖父英勇就義，年僅38歲。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出生。雖然從未謀麵，但我通過文字與祖父得以相遇。
祖父是由他爺爺一手撫養長大的。他五六歲的時候便讀私塾，後來去日本留學，前前後後一共上了18年學。在那個年代，能上18年學是非常難得的。嚴厲的家教、長期的求學，使祖父從小便樹立了致力於民族解放的遠大誌向。
祖父英勇就義後，家裏的遺產僅有1塊大洋。由於沒錢安葬，隻好舉行公葬，也就是向公眾募集安葬款項。祖父的高尚品格感染了許多人，在為他舉行公葬的募捐人員名單上，就有蔣夢麟、魯迅等人的名字。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祖父寫下的勉勵之語，也是他一生奮鬥的真實寫照。作為我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和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祖父一直在為革命事業而積極奔波，大聲呼喚民眾尤其是青年人覺醒起來，實現中華民族的自立自強。1922年至1924年，他三赴上海、兩下廣州、五跨長江，與孫中山先生進行多次會談，為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奠定了重要基礎。
原創歌劇《晨鍾》充分展現李大釗為民族探尋真理的革命精神。蔣迪雯攝
上觀新聞：至今，“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仍然被頻繁引用、廣為傳頌。
李宏塔：現在時代不同了，每人的任務也不一樣，但“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精神內核是不變的。鐵肩擔道義，簡單說就是“敢擔當”；妙手著文章，則可以稱作“善作為”。在本職崗位上把工作做好，以求真的態度求學，以求真的態度做事，就是“敢擔當”“善作為”。
父親說，我們隻有一種權力
就是為人民服務
上觀新聞：您的父親李葆華曾任水利部副部長、安徽省委第一書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等職。在您眼中，他是個怎樣的人？
李宏塔：我父親是1909年在河北出生的，十幾歲時，就在祖父的引導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祖父被殺害後，父親為躲避抓捕，在友人的幫助下東渡日本，考取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物理化學係，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九一八”事變後，父親毅然中斷學業，迅速回國，投入抗戰的洪流中。
新中國成立後，父親在水利水電戰線上奮鬥了12個春秋，可以說是新中國水利水電事業的主要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記得有一次，他陪同國務院領導同誌到水庫視察，附近沒有招待所，大家就睡在一個潮濕的工棚裏。
20世紀60年代初，父親到安徽工作。他工作很認真，不是光研究製定政策就行，還要調查政策是否可以兌現、執行能否到位。當時，糧食是定量供應的，一個城市戶口每月一般20多斤，政府要求其中要有10斤精糧。父親來了後，特意跑去糧站買精糧。結果，售貨員眼一瞪：“哪有這麽多精糧？”他後來給我們講這件事，說：“如果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那就不可能把黨和政府賦予的任務完成。”
上觀新聞：父親的言行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李宏塔：父親繼承了祖父的高尚品質和良好家風，對我們沒有什麽條條框框的規定，更多的是身體力行，嚴格要求自己。久而久之，我們也知道了該如何做人、如何做事。
同時，父母很注重用祖父的事跡來教育我們，要求我們嚴於律己，不斷學習進步。我體會，這是父母對子女的大愛，是真誠的、嚴格的愛。
記得有一次，有人送來幾袋葡萄幹。在當時，這可是稀罕東西。我少不更事，就拆開一包吃了起來。父親回家發現後，當即批評了我。他說，我們隻有一種權力，就是為人民服務。因為做了一點工作就收禮物，這不是共產黨人應該幹的事。隨後，父親就把葡萄幹退回，我吃的那一包也折價退款。
父親退休後，我到北京開會時順便去看他。他卻說，開會就要好好開會，把會議精神領會好，回去抓緊貫徹，不要動不動就往家裏跑。到老了，他心裏想著的都是工作和人民。這就是老一輩的特點。
上觀新聞：您如何看待“革命之後”這個身份？
李宏塔：曾經有人問我，李大釗、李葆華一定給你們留了不少家產吧？我的回答是，我們不需要什麽遺產，李大釗的子孫有精神遺產就足夠了。
事實上，不管是從祖父還是父親那裏，我們學到的、傳承的是“牢記革命傳統”。“革命之後”帶給我的更多是責任感，而不是一種光環。它時刻提醒我們，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
參觀者來到位於河北唐山樂亭縣的李大釗紀念館，緬懷革命先驅，傳承紅色基因。新華社發
我們多一點辛苦
群眾就會少幾分痛苦
上觀新聞：您是什麽時候正式接觸民政工作的？
李宏塔：38歲那年，我麵臨從團委轉崗出去的機會。當時，就想找一個幹實事的部門。民政尤其實在，是直接給老百姓辦事的。所以，在組織上征求意見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安徽省民政廳。
上觀新聞：民政工作千頭萬緒，任務艱巨複雜。幹好了，“看不到、摸不著”；幹錯了，實實在在的“人命關天”。您不擔心嗎？
李宏塔：民政工作是辛苦的，但我們多一點辛苦，群眾就會少幾分痛苦，何樂而不為？
上觀新聞：您對農村五保戶問題似乎特別關心？
李宏塔：2000年前後，安徽推行農村稅費改革，規範鄉鎮財政收支管理。此前，農村有個“三提五統”，承擔了部分五保戶的供養經費。改革後，“三提五統”取消了，會不會因經費缺口而影響五保戶生活？
為了把真實情況反映上去，也為了給完善改革措施提供參考，我專門組織了對全省五保戶的大走訪。有的同誌心存顧慮，擔心給稅費改革造成阻力。但我始終確信，為困難群眾講話、辦事，有什麽好顧慮的？一定要深入下去摸實情。
最後，基於我們的翔實材料以及據理力爭，五保戶基本生活保障經費得到了較好的落實。
上觀新聞：安徽地處南北氣候過渡地帶，以前洪澇、幹旱災害不少。災害多，救災任務自然也很重。
李宏塔：講農業，講救災，是民政係統的分內事。
之所以災害多，主要是一條大江、一條大河，即長江和淮河從安徽經過，災害發生概率確實要比其他地方高一點。再一個，江淮地區冬天受西北氣流控製，夏天受東南氣流控製，而春天、秋天是南北氣流交匯，容易引發強對流天氣。
1998年就任民政廳廳長的時候，我給救災處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做預案，起碼把記錄翻到1991年，再往前有記錄就繼續翻，哪些工作要提前做好、災害發生後要怎麽做都得弄清楚。
預案做出來之後，長江特大洪水發生。我們因為有備而戰，受災群眾安置妥當，得到民政部的高度評價。
淮河蚌埠閘（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
上觀新聞：1991年的華東大水令人印象深刻。你們是怎麽做到“吃一塹長一智”的？
李宏塔：那一年的大水，淹了三季莊稼，到了秋季還有相當一部分水沒有退完，又影響到了第二年。由此，國家進一步重視淮河治理，並新開了入海通道。
後來，領導同誌問我：淮河到底治理得怎樣了，國家投入這麽多有什麽效果？我回答：明顯有效果。
一個，倒房少了，一年比一年少。1991年，那時候農村還很窮，泥房子，茅草頂，水泡一個月就全趴了。因此，省裏給農民做工作，一定要把規劃基礎弄好，不能再搭泥房子了，有條件的先底下搞個地圈梁。即使發大水，幾十厘米在那泡著，也倒不了。所以，後麵倒房數基本上就不需要再統計了。
再一個，退水期明顯加快，恢複生產快了。農民可以搶種一季。種玉米、種芝麻或者種綠豆都好，有種就有收入。
工作能不能做成、做好
關鍵看能不能團結群眾
上觀新聞：您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您是閑不住的人，做民政工作時一年中有大半時間在基層調研。您下鄉主要關注些什麽？
李宏塔：有段時期，群眾形容幹部下鄉有一句順口溜：“圍著公路轉，隔著玻璃看。”層層陪同，隻能看到精心打造的“盆景”；隻有離開公路，才能了解最真實的情況。
所以，我下鄉時不搞接送，不向市縣打招呼，喜歡一頭插到底，經常把車子開到進不去的地方，然後走進村莊入戶檢查工作。
20世紀90年代，皖北農村相對落後，我去得最多。那裏的農村，不少人家會養狗，一見陌生人就狂叫，有的同誌到村口便望而卻步。我後來摸索出了一個辦法——盡量輕車簡從，把車子開到道路不通的地方後，瞅準機會，先到最近的農戶家中，講明情況後請戶主帶路。這樣，一來找人方便，二來村裏的狗因為熟人帶路也不會亂叫。
上觀新聞：走進村、敲開門，直接和百姓坐在一起，有什麽特別的感觸？
李宏塔：在村裏的寄宿學校、城郊的養老院、城裏的老舊小區調研越深，就越想為困難群眾發聲，越想為農村留守兒童出力，越想老年人病有所醫、老有所養、老有所樂。
為此，我先後在全國兩會上圍繞“推進城鄉一體化綜合配套改革”“完善精準扶貧的製度化保障”“應對人口老齡化”“關愛農村留守兒童”等提交了多份提案，得到了國家相關部委的積極反饋。
下鄉過程中，我還聽到這樣一種論調：發展越快，矛盾越多。仔細想了想，我覺得矛盾不是因發展快造成的，而主要是我們黨員幹部的作風沒有跟上，和人民群眾心連心的好傳統、好作風不同程度弱化了。
於是，我專門就“密切黨和人民群眾聯係、切實轉變黨員幹部作風”寫了一個提案。這個提案隻有1000來字，中組部給我的回複卻有4000字。
安徽合肥肥西縣新農村苗圃育苗基地的農民們忙著搭建大棚、培育樹苗。新華社發
2013年，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啟，中央從政治局做起，一級帶一級，一級嚴格檢查一級，對作風之弊、行為之垢進行了大排查、大檢修、大掃除。經由這一係列大招、實招，我們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恢複得更快，執政能力得到了進一步提升。
上觀新聞：正所謂，心中裝著人民，方能行穩致遠。新時代，您覺得該如何教育引導全黨始終堅持光榮革命傳統？
李宏塔：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之所以能從小到大、由弱到強，主要就是因為能夠緊緊依靠人民群眾。
我們黨不是三頭六臂，我們很多工作能不能做成、做好，關鍵還是要看能不能團結群眾。團結是出發點，依靠是落腳點，中間要教育帶領，關鍵時刻還要共產黨員發揮帶領作用、衝在前頭。把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調動起來，很多事情就能水到渠成。
這是我們黨的好傳統、好作風，是萬萬不能丟的。當年，“延安窯洞對話”提出曆史周期律問題，毛澤東同誌說，我們現在找到辦法能夠打破，那就是群眾監督。這一點很重要，後邊怎麽實踐、怎麽進一步完善，理應一步步深化探索。
無論是影視劇，還是思想政治課
入耳、入腦是入心的前提
上觀新聞：退休後，據說您每天堅持走一萬多步，鍛煉身體？
李宏塔：是的，我每天盡可能堅持散步，練毛筆字的習慣也在堅持。原來我的毛筆字像爬一樣，現在有一點字形了。我練毛筆字不是為了當書法家，權當散步之後的又一個身體鍛煉。過去工作的時候，一部完整的電視劇都沒看過。現在空下來一些，可以好好看幾部電視劇了。
上觀新聞：您看了哪些劇？
李宏塔：《覺醒年代》我前後看了四遍。安徽台的50集版本看了兩遍，中央台的43集版本也看了兩遍。
2021年4月20日，《覺醒年代》主創團隊走進北大。新華社發
這部劇在2015年、2016年就基本製作出來了，一開始便送給我看，請我提建議。我提了幾條，很高興都被采納了。
劇中有一個情節是李大釗在日本留學期間，一個日本姑娘喜歡上了他。編導的本意可能是想更加生動地表現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但編這樣一個故事，怎麽看都有點畫蛇添足了。後來的版本就把這個情節刪除了。
上觀新聞：《覺醒年代》備受讚譽，您覺得它的成功之處在哪裏？
李宏塔：電影也好，電視劇也好，思想政治課也好，入耳、入腦是入心的前提。央視版的《覺醒年代》別看拿掉了七集，但剪輯得很好；講的故事，年紀大的人喜歡，年輕人也認可。
尤其是“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故事，就講得很順。曆史上的很多細節是沒有記錄的，主要是《新青年》一位同仁的回憶：李大釗送陳獨秀出京，他們在路上研究了建立政黨的問題。之後，陳獨秀到上海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在北京組建共產黨早期組織，以實際行動推進南北黨組織建設。要把這段曆史過程的細節具體化，其實並不容易。《覺醒年代》的講述和呈現是合情合理的，也是打動人心的。個中經驗，希望可以認真總結一下。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中紀委查出的清官 “七一勳章”獲得者每月買幾百元彩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