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武漢爆發新冠肺炎而先後為習近平背鍋的時任湖北省委書記及省長、武漢市委書記及市長四人中，兩個後下台的當時行政一把手及省長王曉東和市長周先旺，日後均有政協去向的行蹤可查；而先下台的省及市的黨的一把手，卻行蹤成迷。
這兩個失蹤者都是去年二月十三日，被中組部的一個副部長在湖北省全省領導幹部大會上宣布免職的。他們本人都不被允許在會場上露麵，代表中央宣布這一決定的中組部副部長對二人是否另有任用亦隻字不提。
去年六月，法國的亞洲報道與評論網站Asialyst刊登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學博士佩耶特(Alex
Payette）的文章，分析指出，今年初病毒疫情在武漢大爆發，由於中共各級政府隱瞞疫情、防疫不利導致疫情失控，蔓延全世界。原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省長王曉東、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以及武漢市長周先旺，被民間批評是瞞報武漢肺炎疫情的地方主要官員。但外界相信，他們隻是中共高層的替罪羊。而且，周先旺還曾在接受央視訪問時公開向中央甩鍋，引發關注。
周先旺1月27日接受官媒央視新聞專訪時，坦承沒有即時披露疫情。他聲稱，“因為它是傳染病，傳染病有傳染病防治法，它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資訊以後，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
當時即有台灣中央社的報道引述分析家表示，周先旺雖沒有指名道姓，但暗示地方所有的政治決定都需要中央上級批準，導致無法快速行動。
當時的胡平先生也曾對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表示，周先旺在這場關鍵的直播，是中共地方官員首次披露了關於疫情訊息為何遲遲沒有公開的“實話”。
但是，
這個當時敢說“實話”的武漢市長周先旺雖然很快下台，但畢竟還是被降級使用，在武漢市政協副主席虛位上等待退休。而當時在公開場合確曾“誠懇替中央擔責”的馬國強卻至今活不見人，死不見屍。
去年四月的“鳳凰新聞”刊登一篇《蔣超良馬國強的3種去向》，說是湖北原省委書記蔣超良和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被免職已經有一段時間了，被免後至今一直未出現在公眾視野。那麽還未到退休之年的蔣馬二人之後會是何去向呢？
按照以往政壇案例，一般無非三種：
一，冷卻一段時間後，調往其他同等地位崗位。參照原北京市長孟學農非典之後被免，後來又擔任山西省長。
蔣是57年生人，免職時離正部實權退休年齡還有2年。馬國強，63年生人，被免職時57歲，離副部實權退休年齡還有3年。
但是，新聞還要對比著看！
2003年4月21日，中組部長賀國強宣布撤換北京市長孟學農時，還提到了“孟學農同誌較長時間在北京擔任領導職務，為北京市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貢獻。對這次職務變動，他表示堅決擁護。”但是此次湖北和武漢換人，未言及蔣、馬二人的責任。從公開報道看，也沒有對二人工作的評價。目前來說，這種調同等地位崗位的概率可能性不高。
二，轉任人大、政協或者其它非實權部門崗位，這種可能性比較大。同樣參照孟學農調任山西，因潰壩事件引咎辭職之後調任其它非實權崗位。這算是比較寬性處理。蔣馬二人有可能遵循孟學農山西之後閑賦的先例。
實際上，蔣馬二人都是有能力之人。一人是金融良才，一人是國企將才，不可能沒有能力。但蔣馬二人的執政能力——臨場決斷和協調能力等等，無疑是有相當問題的。蔣超良這一銀行金融出身，曾經以研究貨幣金融政策著稱的“金融黨委書記”，的確沒有經受住這場公共危機事件的考驗，甚至顯得驚慌失措。
不過，照當下情形看，還有兩年退役的蔣超良雖不必然被問責，但“活罪難逃”，想要平穩著陸擔任某中央部門非實權職務，或者提前進入全國人大政協，那依然相當困難。
而馬更是一直在國企係統任職，無基層經驗，也無政府和城市治理經驗，難免會如其自己所說“從沒遇過這麽大的挑戰”。
第三種則是追責。此次疫情，湖北主官在互聯網上廣受爭議，相信這些中央都知道，所以事後的反思、總結和追責也必然是會有的。有三句話經常被高層反複提及：有權必有責，有責要擔當，失責必追究。
其實，至今外界未見披露的是，去年二月對外宣布蔣超良和馬國強同時下台的省委幹部大會上，此二人之所以沒有按照正常程序被安排出麵與續任者交接，是因為當時中組部和中紀委負責人到場宣布的不僅僅是此二人被免職，而是對當時的那屆以蔣超良為首的湖北省委常委會的整體“改組”。
按照《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的相關規定，“對於違犯黨的紀律的黨組織，上級黨組織應當責令其作出檢查或者進行通報批評。對於嚴重違犯黨的紀律、本身又不能糾正的黨組織，上一級黨的委員會在查明核實後，根據情節嚴重的程度，可以予以：（一）改組；（二）解散。”
有知情者日後告訴筆者，當時在那個湖北省委大會召開前的一個小時，先是召開了由前湖北省委副書記兼武漢市委書記、現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兼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陳一新，和中組部派去的一個副部長共同主持的湖北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蔣超良和馬國強均有到場。一位中央紀委的副書記和擔任會議主持人的中組部副部長，分別在在會上宣布了《中共中央關於改組湖北省委常委會的決定》和中組部的任命決定。具體內容中，除了應勇接替蔣超良的湖北省委書記職務，王忠林接替馬國強的武漢市委書記職務等，還有免去梁年偉省委常委兼秘書長職務，增補時任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王賀勝為湖北省委常委等。
會後，立刻又宣布了由王賀勝兼任省衛健委主任和黨組書記的任命。
也就是說，對某一基層黨組織的“改組”，實際上是黨內處分的一種。所以，當時的以蔣超良為首，馬國強和王曉東為副的時任湖北省委常委會，是受到了中央的“集體處分”。從那以後，湖北省委即缺少一名省委副書記和省委秘書長。八個月後，時任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王瑞連被升任省委專職副書記。
有知情人士曾對筆者披露說，本來如果沒有武漢肺炎爆發的話，當時的馬國強已經內定要離開武漢市委書記的位置，專任省委副書記。而內定的武漢市委書記繼任人，就是當時的省委常委兼省委組織部長王瑞連。
按照預定的計劃，在馬國強和蔣超良同時下台前一個多月，也就是去年的一月初，馬國強剛剛奉命辭去了武漢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兼職。而準備接替他武漢市委書記職務的王瑞連是一個中共五十年代的援藏幹部的後代，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從西藏基層幹部起家，陸續擔任過西藏區委組織部的處長、副部長、地委書記和自治區區委常委區委秘書長、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以及自治區政法委常務副書記等職；調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長之前，還曾擔任過海南省委的常委兼組織部長，以及教育工委書記……，從政履曆上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晉升空間廣闊的幹部。不過此人日後在應勇手下擔任專職省委副書記十三個月後，即被調出湖北，平級安排為國家體育總局的副局長。因為同時也還被安排為局黨委副書記，說明他日後也許還會有在國家體育總局崗位上晉升一步的空間。
當然，這個王瑞連日後的晉升空間不但隻有國家體育總局一把手這一個方向，從其從政履曆看，日後成為正部長級待遇的中組部副部長也是一種可能。但是，如果沒有這場該死的新冠疫情爆發的話，他是很有可能成為一名重權在握的封疆大吏的，甚至不排除有回調西藏自治區，升任自治區委一把手的可能；如果能夠出任一屆自治區委書記的話，那就很可能會被安排一屆全國政協的副主席，意味著未來會在副國級崗位上榮退。
說完這個王瑞連，回過頭再說湖北省委。
自今年四月王瑞連被調出之後，湖北省委再次出現了省委專職副書記一職的空缺至今。而湖北省委秘書長一職的空缺自去年二月直到今年三月，才把時任黃石市委書記董衛民調任省委秘書長，但至今仍還未進省委常委班子。也就是說，從去年二月被內部宣布的湖北省委書記的“改組”，至今仍然沒有全部完成。
去年秋天，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召開之前，即有外界媒體分析認為，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而下台的十九屆中央委員、前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是否離開中央委員會，應該是這個五中全會的人事異動指標。當時的新加坡《聯合早報》曾刊文稱，中共湖北省委原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原書記馬國強是否會留任中央委員會，在五中全會後將更明朗。
報導引述分析稱，當時湖北省和武漢市更換一把手，相信是出於疫情和輿論的壓力。兩人最終是否要為疫情承擔責任，甚至受到進一步處分，還有待觀察。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當時還暫時被允許留在湖北省長位置上“過度一段時間”的王曉東，因為中風住院而成為十九屆五中全會的六名缺席中央委員之一；而“因事缺席”的兩名中央候補委員之一，就是馬國強。這是否意味著馬國強已經被給予內部處分了呢？
按照中共黨章和黨內的紀律處分條例規定，黨紀處分共分為警告、嚴重警告、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出黨籍等5種。而馬國強至今還沒有被開除黨籍是肯定的，因為在位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如果被開除黨籍的話，是必須同時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沒有可能不對外公開宣布。
再者，因為馬國強和蔣超良去年都被公開宣布“不再擔任”省委和市委書記職務，並不是被“撤消職務”，所以“黨員受到撤銷黨內職務處分，兩年內不得在黨內提升職務和向黨外組織推薦擔任高於其原職務的黨外職務”這一條，也不適用於他們兩人。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中共中央至今仍未完成對湖北省委常委會的“改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