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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戰狼”主導中國的外交聲音 ：趙立堅“一帖成名”

2020年11月30日，周一上午，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裏森(Scott
Morrison)正在官邸工作，一名助手提醒他注意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的一條推文。在對日本進行短暫外交訪問後，莫裏森即將結束為期兩周的隔離，他上午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與澳大利亞葡萄酒出口商通電話，討論剛剛生效的中國關稅，有些高達212%，這是北京對澳大利亞實施的一係列不斷升級的懲罰性經濟措施中的最新進展。

但這條由名為趙立堅的外交官發布的推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攻擊。“對澳大利亞士兵殺害阿富汗平民和囚犯感到震驚，”他寫道。“我們強烈譴責此類行為，並呼籲追究他們的責任。”推文附上了一張電腦插畫，上麵畫著一名澳大利亞士兵用一麵巨大的澳大利亞國旗蒙住一名阿富汗兒童，正準備割開他的喉嚨。“不要害怕，”標題寫道，“我們給你帶來和平！”當天早上這條推文出現在網上時，澳大利亞議會大廈裏的人們倒吸一口涼氣。

那個月早些時候，澳大利亞國防軍督查長公布了對澳大利亞精銳部隊在阿富汗犯下的戰爭罪指控的四年調查結果。該調查列出了殘暴和無法無天的軍隊製度風氣，涉及25名士兵參與非法殺害39名平民和囚犯，其中大部分事件發生在2012年。該報告占據了數周的新聞頭條，並在澳大利亞引發了一場痛苦的舉國反思。這個國家最嚴重的罪行已被其政府記錄在案，接著卻看到外國官員將其當作武器用在一條諷刺推文中，這是一種幾乎令人無法理解的侮辱。一位前澳大利亞政府高級官員說：“我想像不出什麽樣的表達可以塑造地比這更能激怒澳大利亞，同時又如此冷漠無情。”

趙立堅以前曾經上過一次頭條，那次是因為大流行初期的一條推文，他在推文中提出了病毒起源於美國的陰謀論。“零號病人是什麽時候在美國出現的？”趙立堅寫道。“有多少人被感染？醫院的名字是什麽？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那一次，美國國務院召見了中國大使，抗議這個指控。

但趙立堅對阿富汗事件的猛烈抨擊完全不同。這條推文蓋過了戰爭罪行報告，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新聞，成為第二次舉國反思的轉折點——這一次是對中國。那位前政府高級官員說：“在此之前，從總理官邸的院子到郊區燒烤派對，從未出現過舉國上下都在談論中國攻擊性、脅迫性外交的情形。”趙立堅發文後不到兩個小時，莫裏森就在電視上從他的官邸發表了現場講話。他譴責這條“真正令人反感”的推文，並要求中國政府道歉。“中國政府絕對應該為這個帖子感到羞恥，”莫裏森說。“它玷汙了他們在世界眼中的形象。”

但莫裏森也謹慎地傳達出，澳大利亞隨時準備好與中國進行對話。莫裏森說：“我希望這個相當糟糕的事件能夠有助於從零開始，不附加任何條件地重新啟動對話。”這種瞻前顧後的態度含蓄地承認了澳大利亞令人傷腦筋的處境——也是對中國的好戰言論與沉重的經濟和政治壓力緊密相連的確認。

在推文事件發生時，澳大利亞正受到中國針對其十餘種商品或實際、或威脅要進行的一係列貿易製裁，包括葡萄酒、牛肉、大麥、木材、龍蝦和煤炭。政府的回旋餘地有限，因為中國市場占澳大利亞出口總額的36%，而且據估計，每13個澳大利亞工作崗位當中就有一個與中國市場相關。對澳大利亞商品征收關稅顯然是為了報複堪培拉不久前對中國影響力的抵抗，例如禁止華為在該國建設5G基礎設施、通過禁止外國幹涉澳大利亞選舉和公民社會的法律，以及呼籲對新冠病毒起源進行獨立調查。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國家安全學院(National Security
College)院長、《印太帝國》(Indo-Pacific Empire)一書的作者羅裏·梅德卡夫(Rory
Medcalf)表示，澳大利亞在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的外交試驗場：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和美國的盟友，雖然處於中等強國地位，但卻在阻撓中國主導該地區的努力。他說：“對於樹立反抗榜樣的國家，中國一直在進行懲罰以儆效尤。”

人們很容易將趙立堅的推文視為偶然的挑釁，並將其本人視為這場地緣政治劇中的一個小角色。但事實上，他的影響是巨大的。盡管兩年前幾乎沒人知道趙立堅，哪怕是在中國，但是他已經迅速而徹底地改變了中國與其盟友和對手的溝通方式。他在網絡上肆無忌憚的言辭風格蔓延到了中國整個的外交使團，取代了數十年來中國公開聲明中拐彎抹角的外交辭令和令人費解的共產主義套話的冗長組合。

起初，趙立堅似乎是個人行動，把Twitter當成他的私人棍棒，那時隻有為數不多的中國外交官使用這個平台。就在他的外交部上司和同事大肆宣揚“合作共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際，趙立堅以近乎殘暴的歡快抨擊批評者：對中國的批評是“肮髒的謊言”，一名與趙立堅意見相左的外國官員則是“一個沒有靈魂和國籍的人”。

事實證明，趙立堅的時機非常好。隨著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製定了更加強大和自信的外交政策，趙立堅在這個時候為中國外交引入了一種新的、絮亂的基調——事實證明，這種基調與主席的願景相得益彰。在網絡和媒體上，趙立堅被稱為“戰狼”外交官，這個綽號取自兩部同名的極端民族主義的中國動作片。

趙立堅最近的崛起，反映了中國對自身力量的更廣泛覺醒，這一進程已經醞釀了幾十年，因疫情的暴發而大為加速。今天，隨著疫情慢慢消退，對下一場戰鬥的控製權的爭奪正緊鑼密鼓地展開，一個開始警惕起來的世界正在注視著中國發現它自己的聲音——一個聽起來很像趙立堅的聲音。

2018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加入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寫進黨章的習近平思想，指的就是習近平自2013年擔任國家主席以來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仍然希望實現的目標。在國內，他鞏固了個人集權領導地位，發起了一場徹底根除腐敗（以及潛在對手）的運動，並加強了對社會各個層麵的控製，以確保黨至高無上的地位。

習近平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也同樣明顯。他在第一個任期裏將外交部的預算增加了一倍，並設立新辦事處和協調機構，以求集中控製並理順外交行動的執行過程
。他就外交事務發表的講話已經比中共曆史上任何一位總書記都要多。習近平外交思想——即國際體係應該具有“中國特色”，讓中國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是當今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

習近平的外交政策願景與他想在中國複興中扮演的角色密不可分。“他想在中國名垂青史，”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的中國項目負責人孫韻說。“他把自己與毛鄧相比。按照他的說法，毛澤東解放了中國，鄧小平讓中國富裕起來。他能做什麽？留給他的唯一選擇就是讓中國強大起來。”對習近平和黨內其他領導人而言，強大不僅代表了傳統的硬實力，還包括主宰國外信息空間，“傳播好中國聲音”，中共稱之為“話語權”。

金融危機之後，塑造和控製外國對中國敘事的努力才真正開始。滿懷著對中國模式優越性的新自信，中共開始大舉投入以提升國家媒體的全球影響力，包括在2009年4月創辦《環球時報》的英文版，這家民族主義小報由黨控製。在習近平治下，中共對話語權的關注隻增不減。據估計，中國每年要用100億美元來尋找接觸外部受眾的新途徑，並使輿論朝著有利於中國的方向傾斜。中國官媒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廣告宣傳，以增加在Facebook等西方平台上的影響力，根據民主研究和倡導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環球時報》、CGTN和新華社都是Facebook上增長最快的媒體之一。

隨著資金激增而來的，還有新的挑釁信息。雖然中國官方話術中一直存在一種好戰的緊張感，但這仍代表對中國常規外交表態的背離。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曾經寫道，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與中國恢複邦交十分困難，部分原因就是“北京的外交手腕太過微妙迂回，基本全都超出了華盛頓的我們能夠理解的範疇”。

這種微妙有時是故意為之。隨著冷戰的結束，中國發現自己因鎮壓天安門抗議而麵臨國際的強烈反對。後毛澤東時代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意識到這對他的現代化計劃構成了威脅，於是提出了國家外交政策的指導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鄧小平說——最終被簡單總結為“韜光養晦”。

在美國霸權時代，鄧小平的方針在國外對中國大有助益，但在國內則沒那麽受歡迎。在一定程度上，因為溫和的外交傳統，外交部通常被視為弱者，沒法與權力更大的同級機構相提並論，比如在國內行使權力的國家安全部，以及監管利潤豐厚行業的商務部。而另一方麵，外交部的工作——與外籍人士交流互動，並將其態度傳達給北京——往往也導致中國外交官遭到鷹派和民族主義者的嘲諷質疑，他們總將外交部稱為“賣國部”，認定其國家安全和主權問題上做出了妥協。普通公民也在表達他們的態度：據中國外交官之間流傳的一則軼事，外交部有時會收到國民寄來的鈣片，要他們表現得更有骨氣。

“韜光養晦”策略在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開始瓦解，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美國製造的兩次全球衝擊。首先是伊拉克戰爭，它向中國領導人展示了美國實力令其震驚和意想不到的一麵。但關鍵轉折點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如果說伊拉克戰爭損害了美國的道德領袖地位，那金融危機則是對美國基本實力的質疑。

多年來，中國官員對西方專家關於改革中國金融體係的指點既有感激，也有不滿。西方的經濟崩潰給中國領導人提供了證據，證明他們的體製就算不是更好，也和西方一樣好；他們覺得中國已經能和西方平起平坐，而不僅僅是個學徒。前財政部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在《與中國打交道》(Dealing With
China)一書中回憶了2008年6月與中國高級官員王岐山的一次會麵。“你曾經是我的老師，”王岐山說。“看看你們的製度吧，漢克。我們都不確定是否還應該向你們學習了。”

2010年，在河內舉行的東盟(ASEAN)外長會議上，世界第一次感知到了正在發生的轉變。在國務卿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支持了東盟對南海航行自由的擔憂、宣稱該問題事關美國“國家利益”之後，中國外交部長楊潔篪突然退出了會議。等到他在一小時後重新現身，是為了發表長篇大論的抨擊，據稱他在講話中嘲諷了越南東道主，並直視新加坡外長說，“中國是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隻是一個事實。”（最近在阿拉斯加與美國官員會麵時，現任中共最高外交官員的楊潔篪也表現得同樣火爆。）

在私下場合也能感覺到這種變化。2011年，一位歐洲學者在訪問北京時見到了一位中國著名外交政策思想家，後者長期公開主張與美國合作。他們坐在一間辦公室裏談話，直到那位中國公共知識分子隱晦提及自己被監聽，然後將談話轉移到了一家餐廳，那裏的背景音和動靜更大。他在餐廳裏發出了一個警告：“結束了，像我這樣的人完了，”那位公共知識分子說。“沒有人還相信合作的願景。現在的爭論變成了，我們應該現在就獨斷，還是以後再獨斷？這就是唯一的爭論。”

此後不久，隨著習近平的上台，中美雙邊關係中不斷擴大的裂痕變得更難以忽視了。在已經習慣得到中國合作或配合的一些領域，美國突然發現它變成了一個頑抗（如果不是敵對）的新興大國。然而，與這一形勢相適應的敘事仍然缺失。意想不到的是，確立中國與世界互動新模式的人，是一位被派駐巴基斯坦、主要活躍於Twitter的級別相對較低的中國外交官——趙立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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