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琪靜靜躺在東京一家醫院的病床上,靠人工呼吸機維係生命。她身患嚴重的結核性腦膜炎,
已失去意識一個多月。此前一次手術,正琪從大腦到腹膜被插入了一根管子,以緩解腦積水症狀。醫生報告說她的腦幹功能幾乎喪失,僅大腦還保留著一些功能,能檢測到腦電波。
這個25歲的女孩看上去同許多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學生沒什麽不同:在語言學校學日語,準備申請日本的大學,在N1考試結果出來後,開心地宣布“散步成功”。(N1是日語能力考試中的最上級,散步成功是考生之間『通過』了的暗語)。她的小名叫琪琪(キキ),和宮崎駿動畫《魔女宅急便》裏離開父母到異地做魔女修行的主人公名字一樣。她的微信頭像是水彩畫的紅裙女孩,朋友圈的封麵是自己捧著櫻花的背影,她在朋友圈說想吃水果撈,日常會更新在日本看到的海邊日出、神社、老爺爺老奶奶開的小小和食店,偶爾也發幾張自拍。不幸的是,她遭遇了全天下父母最害怕在外讀書的孩子發生的事。2021年4月30日,她因病倒在獨住的公寓裏,直到那時,日本的老師和朋友才知道正琪的身份——一個維權律師的女兒。
她的父親唐吉田是一名維權律師,曾為艾滋病受害者、三聚氰胺受害者、土地被非法征用的居民等弱勢群體辯護,2010年被北京司法局以“擾亂法庭秩序”為由,吊銷了律師執業執照,此後一直被國保重點關注。

日本的電視台播放有關人權律師唐吉田與患病女兒唐正琪的節目。圖:NHK報導節目的截圖
得知女兒出事後,唐吉田買了去日本的機票,盡管此前他想前往香港看病被攔住了,朋友也告訴他有98%的可能性走不成。“我必須要試,我多走一步,就離孩子近一步”。日本政府出於人道主義為他緊急辦理了簽證,唐吉田也動用各種關係詢問國保能不能讓他出境看望女兒,又在5月19號去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信訪材料,都沒有回音。
“我是抱著一定能走成的願望的。”6月1日,唐吉田啟程,計劃從北京飛福州、再飛東京,不料在北京大興機場就遇到阻攔。廈門航空的工作人員不讓他登機,因為福州邊檢通知他們“唐吉田不符合出境條件,堅持去福州還是會在下一個行程被攔下”。此時登機時間已過,但在隨行的日本記者的幫助下,唐吉田據理力爭,登上了去福州的飛機。朋友開玩笑說他享受了“VIP待遇”,因為中國有一些航班遲遲不起飛不是因為天氣原因或空中管製,是重量級人物拖拖拉拉不登機。
唐吉田渴望離女兒更近一步的願望在翌日破滅。抵達福州機場後,他被邊檢帶到問話室,警察和一直跟著他的便衣模樣的人交流後,口頭向唐吉田宣布,“依據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條第五項(即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決定不準出境)之規定,不允許唐吉田出境”。廈門航空的工作人員甚至撕掉唐吉田的登機牌扔進了垃圾桶。
唐吉田帶著撕碎的登機牌回到北京。6月28日,他通過視頻通話看到了女兒的臉。“好好休息,好好治療,快點康複,希望能早點看見你”,電話剛一接通,唐吉田就開始抽鼻子。正琪似乎對父親的呼喚有了些反應,眨了眨腫脹的眼睛。但她的眼神依然顯得空洞,無法聚焦。2100公裏外的父親,用手揩去了眼角的淚。
正琪倒在東京的獨身公寓裏
4月30日晚上9點,阿古智子來到正琪公寓門口,她收到唐吉田的消息說已經幾天聯係不上正琪。此前,正琪告訴唐吉田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不停咳嗽。他覺得情況很不妙,急切地拜托阿古智子去女兒公寓看一眼。
阿古智子是東京大學的教授,做現代中國研究。2000年代,阿古在北京駐日使館做專門調查員的工作,結識了許多維權律師、調查記者和學者。2008年,唐吉田作為主要發起人,推動北京市律師協會直選。阿古智子由此結識了唐吉田,她經常詢問唐吉田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分析,“他了解中國內部的權力機構,唐吉田的話是比較能夠相信的”。正琪要來日本留學,唐吉田便拜托已經成為朋友的阿古照顧女兒。
阿古智子來到公寓,一邊拍門一邊叫喊正琪的名字,都沒有回應,無奈下她找到附近的值班警察,警察一摸門下方的通風口,發現有熱風透出來,猜測裏麵開了暖氣,人肯定在,於是他們持續呼喚正琪。過了一個小時,終於聽到了一個小小的聲音說,門口的信箱裏有鑰匙,又說出信箱密碼。他們推開門,發現正琪倒在門口附近的地板上,已無法動彈。

唐正琪的房間。攝影:立雲
阿古智子和警察馬上撥打了救護車電話。“她身體很弱了,意識也有時候不太清楚,一會兒說要睡覺,一會兒就說腰疼頭疼,又覺得很冷,她受不了了”。阿古說,4月底的東京很溫暖,平均氣溫在20攝氏度左右,正琪一定是身體很弱了,才打開了空調。
救護車很快趕到,但疫情導致病床緊張,盡管正琪的COVID-19核酸檢驗為陰性,但她的外國人身份、發燒症狀、以及患傳染性結核病的可能,都讓普通醫院避之不及。正琪在救護車裏等了快三個小時,救護人員則逐家詢問醫院,兜兜轉轉三個區,終於找到東京中央區一家醫療水平非常好的醫院願意接收她。
那天,阿古智子等到醫院做完所有檢查,已是早上六點半。唐吉田整晚都坐在朋友家的床墊上等消息。確認女兒入院後,他心才放鬆一些,稍微歪了一下身子,打了一個盹就天亮了,“那幾天都聯係不上她,心裏不踏實,睡不好”。
今年她必須要考上大學
知道阿古一宿沒睡,剛住下院的正琪給阿古發消息讓她好好睡,多喝熱水。“她自己生病還擔心別人”。
“比較自立,不想給別人添麻煩”,這是阿古智子對正琪的印象,“唐吉田也是的”。阿古說,喊正琪來家裏吃飯,三次裏有一次是不來的,“她不願意給我添麻煩”。阿古知道正琪家經濟條件不算太好,問她要不要住到自己家來,可以省錢,正琪拒絕了。
自2019年春正琪獨自一人到東京留學以來,都是過著平日在語言學校上課、周末在麥當勞打工的生活,一小時大概能掙1200日元左右(約為70元人民幣)。她在東京租的公寓是日本戶型裏最便宜的1R(指臥室和廚房沒有隔開的單間公寓),位置在東京23區裏最邊緣、房租最便宜的葛飾區,這間大約20平米的公寓月租是6萬日元左右(約為人民幣3500元)。

正琪和阿古智子的合照。圖:受訪者提供
正琪曾告訴阿古,自己想要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特別是研究貧困地區的女孩,因為她們缺少接受教育的機會。她在申請大學的誌願書上寫到自己想創辦一個支持女童就學的NGO。因為有社會學和心理學專業的大學數量有限,加上雖然正琪已通過N1考試,但許多大學還要求英文成績。語言學校的簽證隻有2年,正琪在2020年度沒能考上理想的大學,今年她必須要考上。
語言學校的班主任、父親唐吉田、阿古智子印象裏的正琪,都有一個一致的特征,就是愛讀書和學習。許多中國孩子來阿古家,知道阿古從大學本科開始學中文,又在香港大學修讀了教育學的博士課程,中文很流利,所以都不說日語。但正琪都盡力和阿古說日語,“我用漢語和她說話,她回我日語的”。
2006年,唐吉田到深圳工作,正琪跟著爸爸從吉林延吉轉學到深圳讀了一段時間小學,住在離福田口岸很近的城中村裏。“她比在老家的時候開心,很興奮,突然從延吉這個偏遠的城市,到了深圳這個城市,確實是五光十色”。而正琪最喜歡的地方是家附近的書城,有時唐吉田也會帶她去深圳中心書城,“她看書很投入,我叫她,她都聽不見”。科幻童話、曆史書、武俠、言情她都看,“躲在屋裏打著手電筒看書,以至於把視力弄得下降”。語言學校的班主任也說正琪從來沒缺過一節課,課上都很認真,拿到了語言學校發的全勤獎。
剛入院時,正琪也還能給父親發消息,說自己向醫院要了輪椅,想適當活動保持體能,“那不廢了”。她和父親說,這是一個教訓,應該要多注意身體的。“她說她還年輕,能夠度過這個難關,還讓我注意身體,因為我有過病受過傷,身體條件不太好”。
2011年2月,在中國茉莉花革命之後,唐吉田被非法拘禁20天,在冬天的北京,審訊的椅子背後開著空調冷氣,又被剝奪睡眠,沒有充足食物,唐吉田流鼻涕、發抖、咳嗽的痰裏出現了血絲。3月被送回延吉時,他身體十分虛弱,體重掉了30多斤。“琪琪媽說我是從煉人爐裏撈回來的”,熟人在街上碰到都說他的臉色像死人一樣。在延吉市醫院,唐吉田確診患上了肺結核。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她在日本危殆,作為人權律師的父親卻被限製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