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來，中共在香港的活動從未停歇，據稱有數十萬黨員潛伏在港。地下黨從“賣茶葉”丶經營“灰線”，到主導六七暴動丶吸收學運精英，早已在香港各個領域無孔不入。他們有什麽前世今生？進入國安法時代“二次回歸”，會不會從地下走出台麵？
2021年7月1，香港回歸24周年，特首林鄭月娥“舍港取京”率團上京參加中共建黨百年慶祝活動。而在香港街頭，過百輛印上“賀建黨百年，慶香港回歸”宣傳口號的巴士和電車穿梭鬧市，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慶委會）稱這“代表了香港各界市民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的真誠感謝”。
這番景象，觸動了香港人的神經。
盡管中共黨慶和香港回歸周年在同一天，但向來“一國兩製”，兩者不扯上關係，曆任香港特首也從未缺席香港回歸升旗儀式及酒會，今年史上首次打破慣例。
此前半個月，中聯辦丶駐港國安公署丶外交部駐港公署及解放軍駐港部隊四大中央駐港機構，在灣仔會展舉辦“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製”主題論壇，特區政府為“特邀主辦機構”。這是香港官方第一次以“中共”為題舉辦活動，特首林鄭月娥致辭時公開說“在黨的領導下”，更是首次有香港官員公開說出這幾個字。
香港有多少黨員？
中共長期在香港活躍是公開的秘密，但“中國共產黨”這五個字，始終在香港諱莫如深，官方從不正式承認黨的存在，香港人要如何入黨也非常神秘。
陸恭蕙在《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曆史》引述一些香港黨員說法指，過去他們入黨時會被帶到廣州辦理手續，申請人要提供詳細的背景資料，黨員的檔案被保存在廣州小北花園
的一棟兩層樓房裏，香港共產黨在那裏有一個辦公室。
前中共中央委員丶前港澳工委書記兼香港新華分社社長許家屯曾透露，香港在80年代中期已有約6,000名黨員，一半為香港本地人，一半來自內地。《地下陣線》引述澳洲國立大學教授Yin
Quin估計，1997年香港最多有2.8萬中共黨員，另有資料顯示1983年至1997年，約有8.3萬名大陸官員更改姓名或以假身份進入香港，組成一個叫第五縱隊（Fifth
Column）的特別任務機構。熟悉中共運作丶曾任《文匯報》記者的資深傳媒人程翔，2012年則推算香港地下黨約有40萬人，占香港人口5%，而且這個數字“隻有低估，不會高估”。
隱蔽精幹，積蓄力量，長期埋伏，以待時機——這是中共對“白區”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時至今天，香港大部分黨員仍然潛伏地下，隻有少數人公開了黨丶團員的身分，包括羅孚丶金堯如丶司徒華丶柯其毅丶宋樹材夫婦丶劉文成丶梁慕嫻等。前特首梁振英丶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都被認為是黨員，但他們始終沒有承認。
1974年移居加拿大並決意脫離共產黨的梁慕嫻，在2012年出版《我與香港地下黨》，“我要告訴香港市民：香港有個地下黨，它不隻存在於中資機構丶工會丶紅校，而是藉著反英抗暴大量地發展到大專院校及其他各種機構，我要告訴香港人，由於地下黨的繼續存在，香港沒有真正的一國兩製，高度自治，那是一場大騙局，我們不再受騙了。”
中共高層的避難所
中共在香港的地下黨可追溯到一百年前。1921年中共在上海創黨，建黨初期已利用當時由英國統治的香港去保存丶發展和壯大自己。譬如1922年蘇兆征和鄧中夏（林偉民）等人在國民政府支持下發起香港海員大罷工，兩人在工運後加入中共。1925年，中共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省港大罷工，期間招攬工人入黨。
1927年4月國民黨展開“清黨”運動，大量逮捕丶殺害中共黨員，使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中共廣東區委隨即遷往香港，在港成立第一屆中共廣東省委，香港成為華南地區的指揮中心，也是中共黨組織和幹部的避難所。1927年周恩來同南昌起義軍主力部隊失散後病重，曾從廣東陸豐搭船到香港，在九龍油麻地廣東道住所養病，並參加當時在港的中共廣東省委會議，研究廣州起義。1929年和1930年，鄧小平先後兩次途經香港開會，了解廣西黨組織工作的情況。聶榮臻丶葉劍英等多人都曾在香港避難。
賣茶葉的“八辦”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合作抗日，中共的西北紅軍接受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當時沿海諸港口相繼被日軍封鎖，英國政府對中日戰爭持中立態度，中共就把香港變為抗戰及華南遊擊隊的後勤基地，派遣廖承誌和潘漢年赴港設立“八路軍丶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八辦），三大任務包括：海外宣傳中共及八路軍主張丶在海外征集物資支援抗日丶搜集國際情報。八辦設在皇後大道中18號，即如今新世界大廈所在地，前門招牌是“粵華行”，以售賣茶葉作掩飾，後鋪是辦公室，這個地下辦事處當時得到港英政府默許。
廖承誌主要負責統戰工作，他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和何香凝夫婦的長子，精通多國語言，早年加入國民黨，後投靠中共。廖承誌與宋慶齡合作在香港成立“保衛中國同盟”，向世界各地宣傳中共的抗日情況。他又在1941年4月開辦《華商報》，周恩來為該報定調“不用共產黨出麵，不要辦得太紅，灰些”，創刊號邀請香港首富何東爵士題寫“喚醒僑胞”四個大字，增加工商界色彩，初期銷量約5500份，後來達到過萬份。根據美國中情局（CIA）解密文件，《華商報》是香港共產黨組織開會的場所，也是中共在港電台的設立處。
與此同時，潘漢年負責情報工作，建立秘密情報網絡，香港市委再次發展黨員與工會組織。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恒1941年2月撰寫的工作報告指出，截至1939年1月，中共在港黨員631人，旗下組織領導工人群眾超過2萬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攻香港。八辦依照周恩來的指示，組織中共香港地下黨展開營救行動，助數百名滯留在港的親共文化界人士撤離到大後方，包括宋慶齡丶何香凝丶梁漱溟丶茅盾丶喬冠華等，駐港八辦也撤出香港。
戰後辦報丶辦學丶辦工會
1945年日軍投降，港英政府重據香港。在緊接的國共內戰中，雙方的鬥爭在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上演。廣東區委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重新在香港鋪開全麵的統戰網絡，首先是新聞傳播據點，包括1945年11月成立《正報》，1946年《華商報》複刊並由戰前的晚報改為日報，1947年1月原在上海出版的《群眾周刊》遷到香港，1948年《文匯報》在香港創刊。中共由在1946年開始在港辦學，創立香島丶漢華丶培僑丶勞工子弟學校和香港達德學院等。中共又在香港組織工會，香港工會聯合會（工聯會）就是在1948成立。
中共在香港漸漸編織出龐大的網絡，中資機構員工會送子女到愛國學校讀書，愛國學校畢業生會被安排到中資機構工作，無論是學校還是中資機構裏都隻有親中共的報章和出版物，形成一個自足自維的循環係統。
時任港督葛量洪在絕密電文《1948年上班年年度報告》中描述，中共的宣傳機構和組織，遍布了香港的通訊社丶書店丶勞工組織丶社會福利機構等，這些組織都是中共南方局屬下。港英又在搜查全港共產組織的行動中，發現部分商業機構也在新華社的控製之下，是內地解放區經費的供給來源。港英政府開始加緊抑製共產黨的活動，並在1949年2月以“維護公眾利益”為由，取消香港達德學院的注冊。
“兩塊牌子”的新華社
1949年10月，中共奪取大陸政權，但解放軍抵達廣東後，毛澤東丶周恩來下令不得越過羅湖口岸進入香港。中共當時已對香港有戰略性考慮，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不急於收回香港。毛澤東1949年2月在西柏坡會見蘇聯政府代表團時曾說：“急於解決香港丶澳門的問題沒有多大意義。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係丶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
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封鎖禁運，中共更倚賴香港作為窗口，周恩來1957年在上海對工商界的座談會上說：“現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基本上勝利了，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香港可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係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
中共在香港的組織保持低調，位於香港島跑馬地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表麵上是新聞通訊社，實質上是香港澳門地區工作委員會（港澳工委），這是中共慣用的“一套班子，兩塊牌子”手法。曾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在回憶錄說：“我的職務，對外名義上是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社長，實際上港澳工委書記才是
‘正業’，是中國政府駐香港的總管。”
英國很清楚新華社的本質，1949港英政府為《社團條例》立法，很大程度就是針對新華社。《社團條例》規定，任何有組織團體必須向社團注冊處登記在案，僅慈善宗敎丶慈善丶社交或康樂等事業為惟一功能的團體方獲豁免，同時明確規定可拒絕批準香港境外的政治組織丶分支機構及與其聯係之組織注冊。
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翻查解密檔案發現，時任港督葛量洪在內部電報稱，一旦《社團條例》通過，港英可以關閉新華社香港分社，因為是“外國政治團體的宣傳機關”（publicity
organ of foreign political party）。
地下組織：紅線丶灰線之分
同期，港英政府在中共在港物業搜出左派的秘密筆記，題為《認清社團條例的本質》，研判《社團條例》通過後壓迫將會增加，日後要巧妙鬥爭，比如用盡一切公開和合法的方法爭取注冊社團，並要走進群眾，“教育群眾認清帝國主義政權的反動本質，消滅他們對帝國主義政權的幻想”，同時強化秘密工作，在群眾工作與內部組織工作中嚴格劃清界線，以防國民黨及英帝政權滲透。
五六十年代冷戰氛圍和兩岸對立下，親中共的稱為“左派”，親國民黨的稱為“右派”，兩派在港進行公開或秘密的政治活動。左派基於意識形態，嚐試團結勞工階層，批判資本主義及殖民製度，與港英政府對著幹，因此香港社會當時是左派丶右派丶港英三方的角力場。
中共港澳工委下設多個戰線，如工運戰線丶教育戰線丶工商戰線丶新聞戰線丶教育戰線等，每一個戰線又分“紅線”和“灰線”，紅線打正旗號由中共地下黨建立和領導，灰線則是隱敝的組織，表麵與中共無關丶實由中共操控。
地下黨員梁慕嫻2018年在《明報月刊》撰文透露，學生戰的灰線組織有“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學友社）和《青年樂園》，以非左派丶來自官津補私（官立丶津貼丶補助和私立學校）的學生為對象，團結教育他們愛國愛黨。學友社利用舞蹈丶戲劇丶音樂等藝術吸引學生，《青年樂園》則利用文藝寫作，目的都是為了發展香港學生成為黨員幹部，並鼓勵學生在自己的校內成立秘密讀書會。
“白蟻政策”
港澳工委統一領導，梁慕嫻在《我與香港地下黨》憶述灰線的運作，她1955年入讀左派學校香島中學，受到愛國熱潮薰陶，在地下黨員關曼瑤老師的帶引下加入共青團，1956年奉老師之命參加
學友社，要跟來自非左派學校（外校）的學生廣交朋友，經常組織旅行丶茶會丶家訪等活動。她自1962年至1974年擔任學友社主席。
梁慕嫻記得關曼瑤曾表示，“之所以取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這樣一個怪怪的名字，完全是為了減少政府對它的敏感度，以便於注冊”，又指學友社是黨的外圍組織，內裏有黨團員在領導著，“以不掛五星紅旗的非政治性文藝學生團體麵目而活動，繼續團結外校學生”。
學友社舉辦各項興趣組，如舞蹈組丶戲劇組丶合唱團和補習班等，表麵上沒有政治色彩，但梁慕嫻指每個活動組均由若幹地下黨員主持及策劃，過程中物色合適的對象發展成為黨丶團員。基於政治背景，當時左派學校出身的人一般不會獲港英政府雇用，學友社會員很多是來自“外校”丶就讀英文中學的名校精英，可輕易地考進香港大學或中文大學，繼而進入政府部門任職。
梁慕嫻在書中引述學友社文藝組地下黨員宋樹材指，自己一共發展了15名地下黨員，曾組成一個六人特別黨組，專門計劃滲透民主派“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六人中包括後來當上教協副會長的羅平和趙善炬。
同一時間，《青年樂園》係統出身的有吳康民丶曾鈺成丶曾德成丶梁錦鬆丶陳坤耀丶黃玉山丶陳毓祥丶李國強等，現在都是政商高官或文化界名人。
這種方式是中共高層口中的“白蟻政策”，1966年5月4日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的絕密文件《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談話記錄》披露，中共“中央同誌”稱香港地下黨員“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丶“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
港共藉工潮“反英抗暴”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蔓延至港澳。周恩來雖然通過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誌傳送指示到香港，下令勿將文革擴大到香港，否則會破壞中共在港的長期部署，但文革衝擊了中國外交事務，外事辦公室（外辦）失去控製權，文革小組進駐外交部。
澳門同年因為一宗修校舍糾紛引發死傷騷亂，被稱為“一二·三事件”，因廣東省政府出麵交涉，迫使澳葡當局投降，並清除了境內國民黨勢力，左派從此全麵掌控澳門。這件事鼓舞了香港左派陣營，多次派人到澳門取經，他們認為鬥爭成功就可以製造既定事實，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
1967年上半年，香港工潮四起，4月九龍新蒲崗人造花廠勞資糾紛，以工聯會為首的左派工會丶左派報章積極介入，並提升至“反英抗暴”的民族鬥爭。當時港英政府實行強權專製統治，官商貪腐，警權過大，勞動條件惡劣，民不聊生，香港市民大都同情工人。
隨著局勢失控，港英政府宣布宵禁，港共隨即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時任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擔任主任委員。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則在背後操作統一戰線，動員左派群眾到港督府外手持《毛語錄》丶貼大字報示威，又發動左派工會丶學校丶在港中資機構等罷工罷課罷市，北京以中國全國總工會名義撥款2000萬港元，支持這一場港版文化大革命。
港版文革
根據張家偉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曆史的分水嶺》，1967年5月至8月內，《人民日報》先後發表兩篇社論和八篇評論文章，支持香港左派的反英鬥爭，中國外交部更數度向港英提出抗議，使港共以為得到北京全力支持。
但周恩來曾批評港共“迫中央上馬”，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梁上苑憶述，周曾嚴令製止解放軍越過深圳河，國內也沒有提供任何武器軍火，輿論也從不宣傳收回香港，“表明不是北京方麵發動反英抗暴，而是新華社所發動，新華社同時扮演了指揮的角色”。當年是鬥委會成員的吳康民也在2015年撰文指，其時文革氣氛激烈，“香港的北京派出機構新華社領導人，既為表功響應中央號召，又為了自保”而煽動香港的風暴，鬥委會也是新華社一手包辦和指揮。
《香港01》引述城市大學教授葉健民和香港前途研究計劃成員提供的解密文件，港英和英國政府研判暴動由工聯會和新華社組織，但所有行動都征得中央人民政府同意，“其中一個最有效的武器就是學生，這些被左校灌輸的學生，充滿青春的熱情，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左派學校組織學生遊行至港督府，令警察陷入極度困難，無論是戰術上，還是人道主義立場上”。
1967年不同學校的讀書會轉為鬥委會，稱為單位。中大崇基神學院教授邢福增曾發布〈動蕩時代的挑戰：“六七暴動”與香港基督教〉，根據1967年《大公報》報導，整理出約有50多所教會學校學生成立鬥委會或戰鬥隊，包括傳統名校聖士提反女子中學丶聖保羅男女學校丶華仁書院丶培道女子中學丶英華女校丶基協實用中學等。若加上非教會學校如皇仁書院丶英皇書院丶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等，全港或有近百個鬥委會。
港共的鬥爭越趨暴力，參與者到處縱火和“放真假菠蘿（炸彈）”，在報刊上列舉暗殺名單，《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因榜上有名赴新加坡暫避，商業電台主持人林彬則因為反共言論遭左派伏擊燒死，北角清華街一對7歲和2歲的姐弟被裝成禮物的土炸彈炸死。暴動共造成51人死亡，包括11名殉職警員，830多人受傷，期間共發現9000多個真假炸彈，香港股市跌到了曆史最低的58.61點，不少人變賣財產離開，引發香港第一波移民潮。
暴動失敗“左仔”成代罪羊
當時的香港人大部分是由大陸逃避政治動亂的難民，希望避開戰禍丶安定生活，對左派的武鬥漸生反感，民意一麵倒向港英。周恩來下令港共停止“錯誤鬥爭”，曆時8個月的鬥爭以失敗告終，港英界定為六七暴動。
暴動中有5000多人被捕，超過2000人入獄，包括300多名未滿21歲的少年政治犯，他們留有刑事案底，失學失業，前途盡毀。其中民政事務局前局長曾德成當年在傳統名校聖保羅書院讀書，他在校內派發共產主義及反殖民傳單被捕，判囚兩年。他是民建聯創黨主席曾鈺成的弟弟，他們的胞妹曾勵予當時就讀庇理羅士女子中學，也因為參與暴動被判監1個月。他們一家被視為根正苗紅的左派，曾鈺成2015年曾透露六七暴動對其家庭影響很大，父母深受打擊，終日以淚洗臉。
暴動後，港共組織幾乎潰不成軍，也破壞了中共在港的“白蟻政策”。《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曆史的分水嶺》引述一名曾聽取周恩來內部講話的知情者指，周恩來批評港澳工委發動暴亂犯了路線錯誤，將地下組織暴露了百分之九十，造成很大的損失。北京全盤否定這次事件，認為是筆“糊塗帳”香港左派高層也不願重提，左派群眾變相被“用完即棄”，有口難言。《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曆史的分水嶺》紀錄了六七期間擔任各界鬥委會委員丶曾被關押在摩星嶺集中營的蔡渭衡的說法：“當年不堪港英殖民統治而起來支援鬥爭的廣大愛國同胞都變成‘左仔’，默默地成了這場災難的代罪羔羊。”
這場鬥爭不僅沒有贏得社會對共產黨的支持，還確立了港人的“恐左”情緒，更意外地促使本土意識萌芽。許崇德2018年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發表的論文指，當時《大公報》丶《文匯報》等左派報章訴諸民族大義作文宣，港英則舉列出“香港人”的價值觀和特質，強調市民是“本港的中國人”，異於內地“中國人”。非左派報章跟隨港英論調，並用通俗的廣東話用語報導專題文章，比左派的文革腔親切得多，民心最終歸向港英，當時屬非左派報章《星島日報》的總編輯鄭鬱郎就指：“人民對‘港英’並無好感，但是在目前情勢之下，不支持‘港英
’，支持誰。這有如坐上了汽車，一定要支持司機，‘港英’就是司機，港人隻好支持他。”
六七十年代駐港的英國記者Richard
Hughes也指：“六七騷亂失敗不是因為香港的年輕一代較喜歡英國人，而是他們比較不喜歡共產黨而已。”港英政府吸取暴動教訓，開始正視民間訴求，加上英國左翼政黨工黨在1974年上場，對勞工丶社會福利等議題更敏感，港英政府在港督麥理浩管治期間大刀闊斧推行改革，包括成立廉政公署丶改善勞工權益丶開拓新市鎮及興建公營房屋丶實行九年免費教育丶建立公營醫療係統等，英資企業也取消歧視華人的政策。在新的社會環境下，香港自此進入黃金年代，港英政府也更有管治正當性。
吸納“國粹派”大學生精英
左派在暴動後一蹶不振，慢慢調整路線，改為滲透大專界和學生運動。在1968年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運動”（中文運動）和1971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保釣運動），左派都爭取學運的領導地位，並把學生中的民族主義轉移往認識新中國的方向。
學運人士稱他們為“國粹派”，不是指他們是弘揚傳統國粹的文化保守派，而是戲稱他們是凡中共路線必跟丶缺乏獨立思考的一群。他們組織嚴密，實行中共群眾運動的方法，在不同組織據點滲透發展，以“認中關社”（認識中國丶關心社會）為口號，經常舉辦“中國周”，並組織同學透過地下安排的回國參觀訪問團參觀革命聖地，直接與內地青年工作單位和黨團部門交流學習。國粹派勢力一時無兩，學生會丶學生報都由他們主政，每個學會都有他們的成員，被形容為“江山一片紅”。
當時正值文革如火如荼，國粹派學生其實就是“毛派”，擁護中共政權，歌頌毛澤東，對文革宣傳深信不疑，也被七十年代初紅色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冒升所吸引。在學界與之抗衡的是“社會派”，該派學生也有左翼丶反殖丶民族意識的思想，但不滿國粹派盲目愛國擁共，且更關心香港本土的社會議題。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文革被徹底否定，形成思想真空，國粹派頓失方向，社會派成為主流。
國粹派精英是中共積極吸納對象，不少人在文革結束後政治理想破滅，變得犬儒，不再參與社運，反而高舉愛國主義和改革開放，投身政商界，成為建製派，繼而進入統治集團中間。最有名的是港大國粹派代表人物梁錦鬆，他主修經濟學，曾到井岡山考察，熟讀《毛選》丶《矛盾論》和《實踐論》，大二被前特首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親自挑選到“海上學府”遊學一年，畢業後在商界發展，九七後在董建華政府擔任行政會議成員及財政司長。
同樣是港大的國粹派的鍾瑞明，傳於當時被吸收入黨，他九七前後加入為港府成立的土地發展公司總經理丶從事舊區重建，曾任民建聯總幹事及多屆全國政協，其妻子崔綺雲1972年當上港大學生報《學苑》的總編輯，被指令《學苑》幾乎淪為中共的宣傳報，她畢業後加入新華社香港分社，官至文教部副部長。周安橋則赴上海搞房地產成為上海大亨，劉乃強成為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及全國政協委員，馮兆波丶麥華章丶石鏡泉三人創立《經濟日報》，蔡素玉曾當上立法會議員，另外還有文化評論人洪清田丶傳媒人程翔等等。
林鄭否認入黨
值得留意的是，現任特首林鄭月娥也受國粹派“認中關社”影響，她七十年代末在港大主修社會係，組織不少扶貧丶探訪等社會活動和調查，又參加過“金禧事件”丶油麻地艇戶事件丶牛池灣小販爭議等社會運動，並於1979年擔任港大學生會清華大學交流團副團長，曾與接待的清華大學社科院領導丶黨務書記袁永熙合照。
同屆的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向傳媒透露，當時的團長丶學生會會長文海亮“隻是掛名，大多數工作都是林鄭負責”。2019年網上盛傳林鄭於1998年秘密入黨，又指她信仰天主教是作為掩飾，林鄭對此否認。
而及至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此前深藏不露的地下黨員忽然冒出。經典例子之一是毛鈞年，他五十年代參加學友社，1961年起在中學任教中文科，在基本法起草之時，這位政治素人突然出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秘書長，其後更升為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1988年毛鈞年被揭發有中共黨員身份，被迫辭去基本法諮委會秘書長一職，當時毛指定要梁振英接任，令梁振英在政途嶄露頭角。
回歸後為何仍不公開？
隨著九七主權移交之日漸近，中共內部開始討論是否要公開地下黨。前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九十年代》1997年5月號中提到，共產黨和港澳工委“從香港法律來講是非法組織。為甚麽能存在？因為背後有強大祖國在那兒。港英沒有辦法。收回主權後，由於共產黨在大陸不僅是公開的，而且是執政黨，那麽共產黨在中國主權之下的香港，若還是地下的丶非法的，這怎麽說得過去？當時我考慮的辦法，不外是撤銷，或者變形，或者公開。”
北京曾於1995丶96年派約十名調查人員來港，研究回歸後應否將新華社香港分社撤走。曾在《文滙報》任職的程翔當時被邀請提供意見，他2017年對《信報月刊》透露，調查組最初定論是撤走新華社，但新華社對調研人員進行大量遊說工作，最終向中央上報相反結論，他們提出保留新華社的五大理由：一丶新華社能於本港的選舉中進行群眾工作，保證結果有利中方；二丶台灣仍未回歸，新華社在港可對台展開統戰及宣傳工作；三丶隨著內地公司來港，新華社可就地管理中資機構；四丶回歸後新華社可協助兩地進行接觸；五丶英國及西方殘餘勢力於回歸後仍未消除，需要新華社留港監察。
北京遂保留新華社，1999年正名為中聯辦，總部由跑馬地搬到西環，而新聞業務則由新華社總社在港成立“新華通訊社香港特別行政區分社有限公司”來承擔。港澳工委始終沒有走出台麵，從隱身於新華社轉而隱身於中聯辦。
“西環治港”變奏
《基本法》第22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丶各省丶自治區丶直轄市均不得幹預香港事務；如需在香港設立機構，須征得特區政府同意並經中央政府批準；在港設立的一切機構及人員均須遵守香港法律。回歸初期，中聯辦盡量謹守第22條，從不公開評論香港事務，以免有幹預香港內政丶破壞一國兩製之嫌。
但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後，北京得出“人心未回歸”的結論，開始收緊對港控製，2008年時任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發表“兩支管治隊伍”論，指要建立“中央丶內地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隊伍”，更是揭開了中聯辦在香港公開運作的序幕，往後數年不時公開約見民主派和本地傳媒討論政改方案丶評論香港內部事務。
2012年梁振英獲中聯辦撐腰奪得特首寶座，正式開啟“西環治港”時代，梁當選翌日隨即拜訪中聯辦，他在任期5年間行政立法關係緊張，依賴中聯辦向立法會議員拉票。及至2017年林鄭月娥競選特首，中聯辦從“無形之手”變成“有形之手”，選舉前中聯辦官員會與選委會成員在深圳密會商討選舉結果，連建製派內部也表示不滿。其時，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十九大確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在這個大背景下，2018年1月時任中聯辦主任王誌民露骨地說“中環丶西環行埋一齊”是他與林鄭的共同心聲。中環和西環分別是港府和中聯辦的所在地，“行埋”在廣東話一語雙關，指結伴而行或發生親密關係。
中聯辦規模近年不斷在港購入物業並擴大規模，曾出現“一正九副”的龐大編製，目前為“一正七副”，下設20多個部門，囊括社會每一個領域，例如有經濟部丶協調部（舊稱統戰部）丶教育科技部丶青年工作部丶機關工作部丶法律部丶保安部丶警務聯絡部丶社會工作部丶台灣事務部等，其中宣傳文體部控製旗下三份左報《文匯報》丶《大公報》丶《商報》，以及三個在港有壟斷地位的出版社三聯丶中華和商務出版社。漸漸地，香港幾乎事無大小，小至中學的畢業典禮，都可以看到中聯辦官員的身影。
“改土歸流”還是地下黨浮上水麵？
2019年港府因修訂《逃犯條例》引爆反送中運動，2020年初，被指是“習家軍”的夏寶龍和駱惠寧取代張曉明和王誌民執掌“兩辦”（港澳辦丶中聯辦），又傳出中聯辦“海嘯式”大換血，480人當中換走一半，新成員都是從未來港丶不懂廣東話的年青麵孔。
換人後，兩辦在4月破天荒發稿評論立法會等香港內部事務，中聯辦其後發文“自行釋法”稱兩辦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一般意義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可對港“行使監督權”。港府隨後三度發稿，內容前後矛盾，經修正後完全遵照中方口徑。
與此同時，來自內地的“新香港人”突然宣布成立“紫荊黨”，三名創黨人陳健文丶李山丶黃秋智都兼任政協丶人大等職，聲言要吸納25萬會員，人數為在港經營30年的親共政黨民建聯的六倍。
有評論指這代表中共在香港實行“改土歸流”，鏟除過去數十年控製香港的“土共”及建製派勢力，改派在內地長大的黨員接任。
出身左派的資深媒體人程翔則撰文解讀，紫荊黨是中共在港的“群眾組織”，是為全麵接管香港的政權機構（行政丶立法丶司法丶區議會）和非政權機構（大量的法定團體丶馬會丶大學的校委會等等）作好準備。他指在中共曆史上，“解放”大城市前必會事先在該市建立大量親共“群眾組織”，以便配合解放軍的進軍步伐，這是中共“城市工作委員會”（城工委）的任務，紫荊黨的成立很可能就是這些內應力量。他估算香港地下黨員達40萬人，若中共貫徹“公開的與隱蔽的雙結合”策略，讓部分黨員身分公開，把25萬人劃入紫荊黨並非不可能。
那是否代表黨將會在香港全麵落地？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表示，中共奉行“為今我所用”原則，香港在中共眼中仍然是“白區”，地下黨員浮上水麵公開身分對北京並無好處，估計他們將繼續在各界進行秘密工作，“就好像你不會知道誰是CIA探員，或者MI5丶MI6”。
黨的教育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2021年中共建黨百周年，同時是香港回歸24周年丶香港《國安法》實施一周年，是中共在香港的轉捩點。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接受環球時報專訪時指，“中共在香港沒有明顯存在感”的情況將會改變，由中共“自己介紹自己”，不用再假手於人，“過去中共不在香港公開活動的承諾，今天在‘新形勢’下已經不合時宜”。被指是中共地下黨員的前特首梁振英接受深圳衞視專訪時，雖然再三否認是黨員，但強調“中國共產黨員”這六個字是完全可以在香港大膽說出來。
如何在香港宣傳中共，甚至成為立法會內的討論項目。多名建製派議員在7月7日在會上建議，保育香港與中共相關的史料和建築物，設立中共展覽館，並在教育及公務員培訓中加入“宣傳共產黨偉大曆史”。政製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回應時直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國，亦不會有有香港回歸祖國，所以我完全同意未來公民及學校教育都要加強工作”。
可以預期，香港未來不隻實施國民教育，還會公開進行黨的教育，全麵灌輸黨的意識形態。經曆百年地下滲透工作，香港在北京眼中可能仍是“白區”，但也距離“紅區”不遠了。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據稱數十萬人”潛伏”在港…中共地下黨會否浮出水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