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0年代出生，獨享闔家寵愛的獨生子女們，終於快到了要供養父母的時候了。
25歲的李曼設想過自己未來的生活：一份體製內的穩定工作，一套能容納自己和父母的房子，房子周邊必須配套三甲醫院（最好十分鍾之內能到達），浴室要有防滑墊，淋浴房要有老年人專用的扶手……總之，每個細節都要優先考慮父母的養老需求。
在她看來，這“能一眼望到頭的生活”大概是她身為獨生女最合適的安排。
規劃清單上，稍遠的旅遊城市被近處的旅遊景點替換——父母年紀大了，出遠門不方便。盡管自己喜歡迷你型的小車，但還是得買個SUV，因為那樣載著爹媽方便。曾經那些想要“出去看看”“去到更遠地方”的想法，當下都為父母的養老問題讓了步。
在“一家三口”的家庭結構裏，李曼清楚地知道，自己像是父母手裏的風箏線，終歸有著很深的羈絆，難以割舍。她也意識到，這種羈絆將否定她未來人生的諸多可能。
孤獨
五一假期一個悠閑的午後，電話鈴突然響起。電話那頭，李曼的母親急促又慌張：你快過來，我被車撞了。
到事發現場五分鍾的路程裏，李曼腦補了母親癱倒在血泊裏、毫無意識的各種場景，她覺得天都快塌下來了。看到倒地的母親意識清醒，隻是腿部骨折了，她長舒了一口氣，有種劫後餘生的慶幸。
車禍現場圍了很多人，但誰都指望不上。救護車20分鍾後才到達現場，還沒來得及換掉睡衣的李曼跟母親一起被送往急診科。
父親是遠洋漁船上的一名技工，常年在海上漂泊，除了禁漁期的兩個月，大多時候家裏隻有李曼和母親一起生活。她不得不把還沒從驚嚇中緩過來的母親獨自留在急診科，自己趿拉著拖鞋跟肇事司機溝通、和醫生確認治療方案。在醫院的報告處和繳費處來回躥。
“真的太孤獨了。”孤軍奮戰讓李曼倍感委屈。
此前的日子裏，她始終堅持如果遇不到對的人就不婚。她早有獨自承擔父母養老問題的心理準備，但在那一刻她動搖了。太期盼身邊能有個人幫著她把母親扶上救護車，跟她討論母親的護工怎麽請，替她排解心裏那份恐懼。
今年研究生畢業的她把離家近作為擇業的首要條件。李曼在廣州讀商科，畢業時同學們都湧進一線城市的大企業。李曼也心動過，一家互聯網大廠給她發了offer，入職意味著更高的年薪、更廣的視野，但她不敢。
大一那年期末，李曼的外公突然去世，為了趕回老家送外公最後一程，她連夜買了火車票，一路站了十幾個小時回去，邊哭邊後悔當初選擇了“離家千裏”。她不敢想象，如果某一天父母有突發狀況，身處異地的她該如何麵對地域局限。
父母的衰老一點點地展現在她麵前。今年回家時，李曼發現以前和自己一樣身高的母親好像矮了半頭，整個人都縮了起來。
一切以就近為原則。李曼選了離家車程不到4個小時的城市，進了一家比大廠年薪少10萬的事業單位。她盤算著自己工作兩三年就能在這個小城市買上一套房，把父母接來一起住。這樣一來，晚上不用加班，至少能多出一兩個小時陪在媽媽身邊。
她羨慕那個有姐姐照顧家裏的同學，可以遠離家鄉外出闖蕩，但自己卻沒勇氣做到。
羈絆
李曼隻能靠自己。
在醫院陪護的日子，她偶爾也會羨慕多子女的家庭，兄弟姐妹繞膝而坐，輪番照顧老人。她會不自覺地想，沒有可分擔的兄弟姐妹，將來若是母親生病，自己還能做哪些準備？
李曼知道，父母的養老早就和自己未來的人生掛上了鉤。初中開始，父母就會在不經意間提及，“我們未來就要靠你了”“我們沒有別的期望，隻想把你撫養成人”……臨近畢業，父母還是會再次提醒她擇業要離家近，回到家鄉來。
很長的一段時間裏，“我是獨生女，不遠嫁，要回到家鄉工作”的想法像是刻在骨子裏，時不時地冒出來。“為什麽要跟我的人生綁定？就不能有我自己的選擇嗎？”逆反的念頭時常會竄出來，但多數時候矛盾又被自我化解：他們也的確隻能靠我了。
從出生起，李曼就是母親的重心。在家庭內部，父親掙錢養家，母親則負責李曼的生活、學習。高中時，她去外地上學，母親也跟去了，租了個房子陪讀。那時候，母親的喜怒哀樂都與李曼有關——她成績差了，母親會自責沒做好；她不開心了，母親也會跟著難過。
讀大學時，李曼選了外省的一所大學，她是宿舍裏唯一的獨生女，也是唯一一個每天會跟母親通電話、分享日常的姑娘。那時的她覺得這是父母跟自己關係好的體現，可現在想來，李曼又覺得似乎好得太過了。
李曼是被迫接受這種綁定的。在她看來，這樣的綁定否定了她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這種綁定是良性的嗎？在新西蘭的陳凱也說不好。在海外生活近11年，陳凱保留著每天跟父母電話聊天的習慣。
三年前，為了照顧父母的養老問題，陳凱嚐試著把二老接到新西蘭定居。但在異國，語言不通、環境不同的障礙總會讓老兩口的正常生活卡殼。超市付賬遇到故障卻因語言問題難以溝通解決；去醫院時除了麵對高昂的醫藥費，偶爾還會出現因表達不清而難以確診的狀況。
陳凱發現，父母到新西蘭當了“老年漂”後，幾乎沒了自己的生活。天氣好時，他們會外出散步一兩個小時，其餘時間就在屋裏看電視等著陳凱下班。
老兩口在新西蘭呆了一年就提出要回國，理由是：在異國他鄉，長期不跟人交流，沒有自己的生活，人都快傻了。
父母回到國內後，陳凱隻能增加返回國內探親的頻次。2020年春節，原本就有高血脂的父親突然住院。當時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初期，多家航空公司關閉了中國航班。
回國不是件容易的事。陳凱算了筆賬，過去的幾年裏他攢下來的年假有45天，如果要回到父母所在的城市，來回路程加上隔離需要近兩個月的時間，且有感染風險。
出國是父母極力支持的，去外麵拓展眼界、獲得更高的學位是從小父母對他的期許。但最近幾年，父親的想法變了。母親在電話裏告訴陳凱，父親住院時總念叨，早知道現在回國這麽費勁當初就不該讓兒子出國。邁入50歲後，他開始羨慕那些有孩子陪在身邊的同齡人。
陳凱陷入自責。他意識到自己期盼的幸福生活中，父母是重要的一環。
他開始接觸國內的獵頭，謀劃著回國發展。
在新西蘭，陳凱是地產領域的高級工程師，有著優渥的經濟收入。但回國就業則不容樂觀，領域受限，國內能留給他選擇的機會多是初級或者中級工程師職位，甚至連投遞的簡曆也多數石沉大海。
“事業一定是倒退六七年的。”陳凱猶豫不決。但得知陳凱回國計劃的父母是欣喜的，日常分享工作生活的電話內容變成了討論陳凱回國到哪個城市發展合適。理智嚴肅的父親甚至會打趣說：“我可不會去你房子裏給你做飯。”
陳凱能感覺到，父母對他回國充滿期待。“人在海外麵臨的困境就是要麽現在回鄉，要麽在不得已時回去。”32歲的陳凱無奈地說。
反向依賴
“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小組裏，有人傾訴獨生一代在養老問題中麵臨的兩難，也有人吐槽為什麽父母對自己有很強的控製欲。
有媒體指出，獨生一代現象強化了“親子一體化”心理。由於隻有一個孩子，過度的“愛”導致父母對子女產生了“反向依賴心理”——如果子女不依賴他們，他們就感到失落。
臨近畢業的那段時間，高雯發現母親好像“變本加厲”了。一群同學外出吃飯到晚上10點，母親會每隔半小時來通電話，詢問自己在哪裏、做什麽。高雯覺得，一桌人隻有自己每半小時都要“通報”一聲，很沒麵子。
不在父母身邊時，母親對她的掌控欲總表現得很強。在外地上學時，手機開著靜音充電，高雯漏接了母親的電話。再回過去，母親會先把她罵一頓或者幹脆不接。
高雯也很苦惱，她深感父母對唯一的孩子的過分關心可能會讓孩子不太能適應，尤其在長大以後。她跟父母爭取過自由，希望別再管這麽多，但沒結果。獨自在外時，電話還是不間斷地打來。她嚐試著理解，可能是父母需要自己給他們安全感。隻是這種反向的安全感壓得她有些不舒服。
多數人都在努力與父母建立邊界。有人在網上發帖谘詢能建議退休的父親嚐試什麽樣的休閑活動；有人幫無業的母親物色新的工作機會；有人問起什麽樣的養老院適合老人社交……
李曼發現，母親跟自己的邊界感是從她工作後才逐漸建立的。母親開始工作後，有了自己的社交圈，跟李曼通電話的頻次減少了很多。母女倆偶爾聊起養老規劃，母親告訴她，自己要報老年大學或者是退休後去周邊的城市旅遊。李曼欣喜地看到，母親終於有了自己的生活。不過，在母親的養老規劃裏，將來隻有幫她帶孩子，她去哪兒，母親就跟著去哪兒。
可這種邊界沒有標準。李曼擔心邊界感強了會造成生疏，即便在父母需要她時，也不再開口。智能手機剛普及時，父母總弄不明白手機頁麵卡了該怎麽處理。李曼不在家時，父親得去鄰居家敲門，拜托鄰居家的兒子幫忙調整。
李曼覺得心酸，她把父母的手機買成跟自己同型號的，遇到不會操作的問題，李曼就錄屏拍下來發給他們。父母不會用微波爐的預約功能，她用便簽紙寫好步驟，從插插座到點確認，每一步都寫上。
李曼說，作為獨生女，雖然成長過程中很孤獨，但自己也受到了父母百分百的愛，相應的也要承擔些代價。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反向依賴：80、90後獨生子女的“養老”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