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德國重現 習近平手握兩大利器管控基層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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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黃浦江邊監控浦東陸家嘴金融區的監控攝像頭。(2020年1月15日)

浙江杭州居民楊帆(化名)近日遇到了一點小麻煩。他所在小區的“網格員”上門要求他在手機“微信”或是“支付寶”中登記一下他家的常駐人口的情況。

這份表格要求提供個人身份信息、居住小區或村莊信息、居住房屋的信息等。作為交換,居民可以得到“在線報事”以及“政府服務”和“便民服務”等。

楊帆不知道如果自己不填表會不會有麻煩,但他現在決定不填。他之前一直抗拒疫情期間的“健康碼”,擔心隱私泄露,現在也一樣的擔心。

他說:“平時肯定沒什麽,但是,一旦有點什麽,你所有的信息都被掌控著。這讓人很不舒服。”

不過,為了出行的方便,楊帆最終不得不填寫了“健康碼”。也許,他最終也會因為某種原因妥協,因為疫情期間他所經曆的應急管控模式很有可能成為他未來生活的一部分。

以“數字化治理”(數字監控)技術領先的浙江早在去年底就提出了“黨建統領的整體智治”社區管理計劃。7月11日,中共中央、中國國務院公布了《關於加強基層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希望“統籌推進鄉鎮(街道)和城鄉社區治理”。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是打算趕在2022年的20大之前將疫情期間的應急式監控模式–網絡監控和群眾運動的社會控製模式,以文件的形式“固化”和“製度化”。

“抗疫”管理模式將被固化和常態化

這份文件特別提出要“認真總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經驗,補齊補足社區防控短板,切實鞏固社區防控陣地。”

中國最基層的組織–鄉鎮和街道在中國新冠疫情的防控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疫情期間,在全國城市和鄉村,大量政府官員、社區工作者、街道幹部、誌願者、和黨員被發動起來,幫助檢查居民的體溫、記錄他們的行動、監督隔離,更重要的是將可能攜帶病毒的外來人口拒之門外。西方媒體不禁驚歎,幾十年未見的毛澤東時代群眾運動在中國再次出現。

與群眾運動同時進行的是中國近年來廣泛推進的所謂的網格化社區管理模式。網格化係統將城鄉社區管轄區細分為若幹網絡單元,並對每一網格實施動態全方位的監控,以確保對大量人口的牢牢控製。網格化管理最初於2004年在北京市東城區在城市管理中實踐,後來被推廣到中國更為廣泛的城鄉地區。

疫情期間,中共對城鄉實行了嚴格的網格化管理。《人民日報》去年9月的一份報道這樣描述疫情期間社區的管控方法:“基層幹部、下沉幹部、社區工作者、網格員、誌願者等深入細致地組織群眾參與防控,通過網上網下、電話微信、上門詢問、張貼公告等方式,進行網格化管理、精準化排查、地毯式摸排,‘點對點’依法做好疫情監測、預警、信息報送等工作”。

吳強是中國獨立的時事評論員,也是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政治學係的講師。
吳強學術研究的很大一部分聚焦於中國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控製。他告訴美國之音,中共認為自己疫情期間管控得當,現在它需要將此固定下來。

他說:“在去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當局實際上是依賴這種網格治理,把70%的城市化人口都牢牢地控製住了。如果說中國防疫成功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這麽一個所謂的‘網格化’治理的成功
,那麽,它現在通過(出台)下放街道給權力的文件和製度,
實際上是在自我肯定‘創意有功’的網格化社區和治理的經驗,然後,在政府層麵上予以固化、加強和支持。……
通過支持街道這個層麵來強化現有的治理模式。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新冠疫情之後的緊急狀態現在通過這個文件被徹底地製度化和鞏固下來了。”

隨著中國城市化的發展,住房私有化以及農村人口的湧入,中共傳統的憑借單位和戶籍為主的社會監控體係在減弱和衰落。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去年6月的一篇題為《中共擔心基層治理弱點》的文章說,新冠疫情期間的動員努力讓中共增強了監控的決心,同時也教會中共如何監控。

“楓橋經驗”,就地解決問題,不把矛盾上交

在《關於加強基層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意見》中,還有這樣一段話,“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加強鄉鎮(街道)綜治中心規範化建設,發揮其整合社會治理資源、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的平台作用。”

中國獨立時事評論員吳強認為,中國的“抗疫模式”也是“楓橋經驗”的具體應用和再現。“楓橋經驗”指的是1963年,在浙江省寧波專區諸暨縣楓橋區進行的依靠群眾(而非政府)
堅持群眾路線,動員和發動群眾就地監督改造所謂“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 的經驗。

“楓橋經驗“是毛澤東的治國理念,在鄧小平、江澤民時代,這幾個字眼幾乎絕跡,但是在習近平上台後,不止一次地提出”楓橋經驗”,並把它當作一種基層社會治理的好方法。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錢剛2013年在習近平提出“楓橋經驗”後不久撰文說,習近平重提“楓橋經驗”是“罔顧史實,罔顧邏輯,罔顧公眾特別是親曆過毛時代、被侮辱被傷害者的切膚之痛,……刺激億萬人敏感神經。”

吳強認為,“楓橋經驗”的精髓就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矛盾”。這是習近平避免讓自己成為社會矛盾的最後防線的一種策略。

他說:
“地方政府現在有很大的責任把矛盾控製在自己這一層級上,而不是讓矛盾擴大爆發到上一個行政層級,把他(習近平)自己變成最後一道防線。他很煩,
所有的事情都要在他這裏做最後的批示。
這個體製防範的就是小矛盾演化成大矛盾,大矛盾演化成危機,危機變成大災難,由他來親自指揮和親自控製。”

吳強認為,習近平通過這個文件,給予了基層政府一定的權力,同時讓他們鞏固“守土有責”的概念。

新冠疫情初期,湖北省武漢市市長周先旺曾坦言地方政府未經授權不能披露疫情,被外界指稱為大膽甩鍋給習近平。

在中國,居委會處理的重要糾紛通常與財產有關,包括物業管理公司的劣質服務。吳強認為,一個更好的解決辦法是通過民主改革,在鄉鎮和街道進行真正選舉,讓鄉鎮幹部和街道主任對居民負責。

中國的鄉鎮和居委會選舉曾經被當作中國基層民主改革的探索,但是,近年來,基層選舉淪為形式。中國希望加強物業管理的“紅色”成分,實現“黨管物業”。

天網、地網和人網,民眾被監控而不自知

中國媒體中國將抗擊疫情期間群眾路線和網絡監控稱為“天網+地網+人網”立體化社區管控模式。在治安防控領域,“天網”是遍布全國各地的安保視頻監控係統、地網指的是地麵的巡防係統,而“人網”則是群眾聯防係統以及誌願者結成的治安力量。

獨立時評人吳強說,對民眾來說,數字極權時代最大的危險是被監控卻不自知。他說,在中國,有人會因為生活中的不滿和挫折、因為上訪、因為借貸、因為鄰裏糾紛被打入“黑名單”。

他說:“隻要你上了這些名單,無論是訪民名單,還是說集資的名單,或者是其他刑事罪或是家庭有刑事罪成員,或是其他問題,你都會被數字極權悄悄打入另冊。走在街道上,攝像頭做了人臉識別後,就會把你用紅點標記出來。”

吳強說,這樣的監控是被監控者不知道的,走在被監控者身邊的人也毫無察覺。這種毫無察覺的監控和控製讓曾經在德國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的吳強禁不住想起1930年代的德國。

他說:“德國1930年代在逮捕異議份子,在逮捕社民黨時,都是在半夜三更進行,也是在努力地避免驚擾鄰居、驚擾公眾。這樣的控製方式100%的實現讓公眾毫無覺察。毫無覺察任何社會控製,讓更多的人處在一種被控製和被壓迫中。”

他說,這種毫無察覺的監控讓很多中國人現在生活在一種虛假的幸福安全和幸福之中。這與很多德國公民在德國二戰投降後毫無察覺集中營的存在是一樣的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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