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港區《國安法》通過，這年8月《蘋果日報》公司被警方大規模搜查。今年6月，《蘋果》五位高層被捕，數百名警員再次大舉搜查公司大樓，三間相關公司資產被凍結。6月26日，出版26年的香港《蘋果日報》宣告停運，出刊最後一期，俗稱“福壽版”，香港報業的一個時代沉重結束。
大時代下的香港記者，尤其是相對年輕的90後記者，一頭裁進傳媒業，隨即屢屢遭遇重創。近年香港新聞自由步入寒冬，2020年與2021年全球新聞自由排名，香港都停留在中下遊的第80位。當一間報紙的死亡成為頭條新聞，背後耕耘青年記者又作如何想？而今後隨香港步入極權社會，記者這份誌業，仍有甚麽用處？堅持的意義在哪裏？歪腦記者訪問了三位旅程不一，但都一起經曆《蘋果日報》結業的記者：甘仔、阿明、陳靜。
支持者一邊舉起最後一期的《蘋果日報》一邊比著手勢（圖：Reuters）
這篇稿太“黃”了
“經常聽到人說以前香港傳媒業多麽風光，多麽自由，但我經曆不到有新聞自由的年代。”三人當中，阿明屬後進，2018年入行，做過一間免費報紙，一間網媒，兩間媒體的建製色彩都濃厚。他讀經濟學出身，卻選擇念新聞學碩士。入行前父親不理解，質疑他好端端可以當上班族、打銀行工，卻走去投身“夕陽行業”。
“我真的想做記者。在免費報紙工作，每日‘炒稿’（綜述改寫通訊社與其他媒體的相關報道），看別的報紙報道什麽內容，濃縮、改寫一下當自己的報道。限製很大，能夠爭取到的空間便是外出做一兩篇專題訪問，但上司也講明，主題隻能彰顯社區人情關懷之類。之後到那間網媒，朝令夕改，不時被人批評我去訪問一些‘黃’的受訪者，稿子太‘黃’。其實你可以批評我實力不足，寫稿有些問題，但是你批評我找不符媒體立場的受訪者？記者帶住恐懼做新聞，根本無法求真。”
他記得2019年區議會選舉，當時任職的媒體老板列出一張近200名泛民候選人的清單，要求所有記者不得訪問清單上的人。當時他已經寫好幾篇專題訪問，眼見清單上有受訪者的名字，頓感錯愕。原來訪問會有不能刊出的一日，他為此深深不忿，也不知道該如何麵對受訪者。
隨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黃藍之見”延伸到媒體界別，不少媒體被定義為“紅媒”、“藍媒”、“黃媒”。行內的記者並非不想求真，然而身處建製媒體的記者，往往出現像阿明的情況，寫了稿不能刊出，又或者找受訪者時，對方按媒體立場劃線，不接受“藍媒”記者訪問。
發現行內大多數媒體都這樣，阿明在2020年以自由身當專題記者，卻又發現以自由身寫專題，投放時間要很多，稿費難以維生。直到今年，經甘仔的介紹下，阿明成當了三天的蘋果記者。
員工們最後一晚聚集在《蘋果日報》總部（攝：鍾健華｜歪腦）
蘋果的“永遠”和“一天”
翻開最後一期《蘋果日報》，會見到有一小格有關阿明的故事。作為蘋果最後時刻，最後加入的一名新人，他覺得自己意義重大，反而不擔心自身職業生涯是否可能會被封殺等問題。6月21日，阿明第一日上班，搭乘穿梭巴士，前往被搜查過的新東家的大樓，那裏在6月17日剛剛經曆高層被捕、大量電腦及資料被警方取走。他一直想，那裏的氣氛會是怎樣？如果大家人心惶惶，會不會自己的入職，可以稍稍激勵到他們？
“因為大家都驚、都怕被捕、打算辭職的時候，有一個年輕人到來和大家同進退，那應該是很激勵的。我其實並不怕。隻是到了大樓，準備用職員證拍卡通過閘機時，上司過來跟我說，如果想改變心意，現在就可以即時離開。但是我一直都這樣說：做新聞無罪。”
於是來到新環境。怪異的是，他聽見很多笑聲，公司氣氛像大型的歡送會，很多人拍照留念，沒甚麽工作的氛圍。他接到的第一宗、也是最後一宗任務是，街訪問市民怎樣看蘋果隨時結業。當第一日的蘋果人，去訪問大家對蘋果彌留的看法。也有其他媒體留意到阿明，紛紛致電希望訪問、跟拍，但他一一回絕，最後隻做了簡短的電話訪問。
“我也是記者，可否給我時間，專業地工作到最後一刻？”
雖然一開始阿明父親反對他成為記者，但是現在家中兩老也被阿明的熱誠感動，支持他當記者。甚至他第一日入職，家人煮了一頓豐富晚飯給他慶祝，即使三日之間風聲不絕於耳，阿明的母親仍然樂觀。為人母，都是想兒子開心的，阿明說。來到最後一日在蘋果上班，媒體問他感想如何，他直言，其實他隻想當記者，跑新聞，旨在求真，絕非殺人放火，為什麽會那麽困難？
上司臨別和阿明聊了一會，提到香港的媒體生態將無可避免迎來碎片化，沒有一間大媒體公司能統合所有的民間認受性。“至於會不會變到像大陸一樣，自由身記者撰稿，也要偷偷把稿發到海外華文媒體刊出？我不知道。反正大命運之下，很多事情輪不到記者想，紅線飄忽，那就不必刻意回避，一如以往保持專業，報道事實。”
“我想我被捕的時候是一名記者”
相比之下，帶阿明到蘋果的港聞專題記者甘仔，聊起那三天在蘋果的經曆，情緒仍然激動。
甘仔2017年在蘋果當港聞編輯，2018年到2020年在一家網媒任職專題記者，認識了阿明。離職網媒，再度入職蘋果的時候，蘋果大樓已經第一次被警方搜查，但甘仔內心目標很明確——這次回歸，是為了陪蘋果到最後一刻。
“自從立國安法，我判斷《蘋果日報》不會久留，立法後必然要處理《蘋果日報》立威。所以入職已經有做心理準備，同時不會把太多訪問資料存放在公司電腦，到最後結業時，反而很快已經清理好我在公司的個人物品。”
甘仔記得6月下旬，正值區議會麵臨“DQ”（取消區議員資格）風聲，政府推出政策，要求所有區議員宣誓，如被懷疑非真誠宣誓，議員隨時失去議席及麵臨追討薪津的風險。甘仔訪問幾位區議員是走是留，大家都互開對方玩笑：“不知道是區議員先辭職，還是《蘋果日報》先結業”。時間回到6月21日，當時她原以為蘋果的生命會如之前報道，在這個周末才結束，但是風聲不斷傳出，人心惶惶。加上星期三早上又一名蘋果資深主筆被捕，使得蘋果提早停運，旋即變成星期三出版最後一期。
到頭來，原本她訪問到一位堅決留下來的區議員，訪問卻無法刊出。
“我覺得那篇訪問多少可以激勵到大家。星期三晚踏入淩晨零時公司便停止運作，而星期一已經有一部份同事辭職。到了星期三晚，有一個方案被提出，那就是由總編輯陳沛敏簽紙，解雇想辭職的同事。如果仍想留下，就隻能等到將來某日蘋果真的結業，才可脫離身份。當時我不大能諒解那些嘻嘻哈哈，等歡送的同事，因為有人仍然想留下，有很多人忍住百般難過，趕工‘福壽版’。我本身到來，就是為了留到最後。”
然而，本身已於17日因涉國安法被捕的總編輯陳沛敏，隻能趁最後這個機會為同事盡一份心力。甘仔憶述，她於蘋果中止運作後的星期五辭職，而現今正在在囚，連同其他管理層，大多都失去自由。甘仔覺得，陳沛敏也想留到最後一刻。
眼見形勢嚴峻，有同事全組舉手辭職，而甘仔最後也含淚舉手。理想是留到最後，現在隻餘一份屈辱感縈繞心頭。她坦言，差不多一個月內，她每日恍恍惚惚，有些工作機會，卻提不起勁；和朋友談話談了一堆，事後卻又繼續如爛泥狀。對於尋找下一個東家，甘仔坦言沒有很明確的想法，但是，她希望日後真的到無力挽回時，可以以記者的身份被捕。
家中放著一株紫羅蘭，是周四她回到蘋果大樓交還職員證時，在大樓中庭處取得。那裏有很多蘋果曆年來的出版物、月曆卡、2014年雨傘運動“我要真普選”貼紙等。她瞥見月曆卡是《壹周刊》今年設計的，內裏有不少知名壹周刊主編、作者、受訪者的語錄，標語是“二零二壹，一齊撐”。
“一齊撐，撐不完這一年。”她取走紫羅蘭，回到座位，登入內聯網，備份自己過去的稿件。“繼續報道‘人’在這個時空下的‘真實’，是我想繼續在香港當記者的目標。……我隻想留在我最能發揮影響力的地方發力，直麵現實。”
跑新聞，旨在求真，絕非殺人放火，為什麽會那麽困難？
像看著同行陸續中槍倒地
阿明與甘仔是專題記者出身，陳靜卻是攝影師，專門拍攝影像報道，在蘋果副刊版“果籽”工作兩年半。一開始她從屬於一間與果籽長期合作的獨立製作室，後來轉到果籽工作，直到《蘋果日報》的最後一夜，她仍在剪接最後一篇影像報道。晚上7時剪好片，9時上載影像報道，一到淩晨零時，就如同所有讀者所目擊的，《蘋果日報》網上所有報道被刪除，App也停止運作。
“做完工作，還是回到將軍澳蘋果大樓探望同事。但首先我要在大樓外感受一下被讀者支持的感覺。”陳靜一說，阿明和甘仔立即大笑起來。
《蘋果日報》的最後一夜，大樓外有不少讀者到來支持，直到淩晨左右，印刷好最後一期，大樓內的員工取出幾批送給守候的讀者。
支持者在大樓外等待最後一期的報紙（攝：鍾健華｜歪腦）
陳靜說，去年起“果籽”的上司已經明令同事不要做政治敏感的題目，回到一般報道文化、藝術等副刊範疇。她有不滿，這個限製或者出於同事安全著想，但她不想一邊見證香港愈來愈惡劣，卻一邊製作毫不相關、還鼓勵讀者娛樂的生活資訊。臨別依依，陳靜與一位文字記者同事決定製作一份號外，記錄“果籽”最後一代同事，每拍一張照，就加上簡短感想。陳靜想之後可以印刷數百本，免費派出市麵，希望讀者可以知道，過去一直以報道陪伴大家的幕後記者是怎樣的人。
然而，在極權化的社會裏，如此一個舉動，或者也會牽連甚廣。7月22日，由一班專業言語治療師成立的“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推出的以反送中故事為主題、羊和狼為主角的兒童繪本《羊村守衛者》引來香港國安處上門拘捕。共有5名工會理事被捕。據了解，國安處指控繪本涉嫌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即“串謀發布、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內容引起他人憎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羊村繪本事件發生後，我再向陳靜查詢該份號外的狀況。她也表示，不清楚照原定計劃出版的話，會引來甚麽後果。
“紅線是甚麽根本沒人知道，無論你寫甚麽，怎樣寫，都可以想像政府指控你假新聞，引起憎恨。報道新聞的空間一定會愈來愈窄，甚至沒有，好像看著一個個同行陸續中槍倒地。在極權社會自處，繼續去報道真相，說真話，個人要活得磊落真誠。”
“反而更想更想當記者”
當香港媒體環境與中國愈來愈相近，中國的媒體又是如何應對體製的監控？來自中國、現於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院任教的記者方可成，曾於訪問指出，在中國大陸當記者，必然有一大批永遠無法發出的稿件。記者、編輯每日收到各省宣傳部門通知，羅列出哪些新聞不能報，哪些新聞可以報但不能太大回響，以及哪些新聞鼓勵媒體報道。
違反宣傳部指令的媒體，可能麵對報道被刪、記者寫檢討書，嚴重的可令報刊無法出版，記者被解雇。方可成進一步分析，由於中國大陸所有媒體的都姓“黨”，黨有生殺大權，記者一定隻能“跪著造反”，因為一入行便置身黨國體製內，日常麵對相當多自我審查，例如要留意出版時間，哪個月份較為敏感。而公民記者則比一般記者來得更危險，因為他們從來不在體製內，難以控製，所以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漢爆發時，其中一名公民記者陳秋實便被強行帶走，失蹤一年多。
然而，香港絕大多數媒體由私人擁有，有時老板的立場便是媒體的立場。過去被分類為泛民光譜的香港媒體，有《蘋果日報》以及部份網上媒體，然而以印刷報紙出版的媒體觀之，隻有《蘋果日報》代表泛民主派聲音，親建製的則有《星島日報》、《東方日報》、中立偏建製的《明報》以及根正苗紅的《大公報》、《文匯報》。每逢“七一”慶祝回歸，上述報紙皆預留頭版刊出祝賀廣告，唯有《蘋果日報》不見廣告，網民長年羅列拍照，形成每年殊異的報界風景，如今已不複存在。新聞自由日漸凋零，類似中國媒體的上述監控也越來越接近，香港傳媒業的未來難以預料，但仍有年輕從業員前赴後繼地上船。
回望在蘋果的最後日子，阿明覺得，即使隻有短短三日，也算是見證了自己終於做到想做的事，來到一間仍有少許自由的媒體，即使三日後，《蘋果日報》結束了。
“經曆過三日，反而更想更想當記者。”阿明笑了。
甘仔想繼續做記者，直到最後一刻。“我知道那個空間會漸漸凋零，直到想做的獨立媒體沒了，就轉當公民記者，但同時要有一份全職支持生計。”
自認悲觀的陳靜則說出了自己選擇的底線。“不要成為極權的共犯。雖然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或者日後也未必繼續當記者，但是我可以去拍紀錄片，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不要躺平，盡力爭取。”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三個90後末代《蘋果日報》記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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