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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爾塔蔓延17省,中國要考慮和病毒長期共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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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於8月11日首發於微信公眾號“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發表後不久即被各大媒體平台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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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德爾塔毒株來勢洶洶,在三周內迅速蔓延至17個省市自治區後,一直追求“清零”的中國,開始了一場是否要
“與病毒長期共存”的激烈交鋒。

先是7月31日,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醫生張文宏發布的一條微博,稱這次疫情是一次“壓力測試”,並提到“我們曾經過的還不是最艱難的,更加難的是需要長期與病毒共存的智慧”。

事實上,張文宏並不是第一個提到“與病毒共存的專家”。

今年更早一些時候,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也說過,新冠疫情越來越呈現流感化的特點,人類可能要慢慢習慣和病毒和平共處的生活。

一年多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在小規模疫情爆發後,通過全員核酸檢測、停工停產甚至封城的方式,迅速撲滅疫情,本土感染病例清零。

所以當在抗疫一線,堪稱定海神針的張文宏醫生說出了“共存”二字,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熱烈地爭論。

所以有網友留言:我們可以清零,為什麽要選擇“共存”?

更重磅的反對意見來自原衛生部部長高強,人民日報健康客戶端刊出了他的文章《“與病毒共存”可行嗎?》,文中,他直指強調病毒變異難防控是“甩鍋”,與病毒共存絕不可行,必須堅持嚴格防控!

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馮子健則是從技術角度表達了擔憂,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提到,新冠流感化“到明年很晚的時候都不一定能做到,甚至可能長期都達不到”。他認為,即使新冠真的流感化,開始也會比較嚴重,需要有至少90%的免疫作為支撐。

他擔心,放開管控之後,一旦感染者急劇增加,會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

爭論一直在持續。

感染科醫生、原上海長征醫院副院長繆曉輝也發長文表達對張文宏的支持,文中,繆曉輝提到:中國本土是可以清零,“但是,多元和複雜的世界上,長期閉鎖、獨善其身到底能堅持多久?這已經不是醫學問題。”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劉國恩在7月初的一次演講中,也提到各國抗疫過程中,無論采取任何措施,都會付出一定的機會成本。

據《財經·大健康》統計,本輪疫情以來,僅19個啟動全員檢測及主城區全員檢測的城市,所消耗的核酸檢測費用就超過了19億元。

據劉國恩介紹,2020年疫情以來,各國GDP同比增長速度都不同程度下滑,英國甚至在10%以上,發達國家下跌了5%,中國雖然還在增長,增幅也降到了2.3%。

如果重症率、死亡率已經大幅下降,不計成本清零是否還有必要繼續?

一位接近衛健係統人士也向八點健聞透露,有相關人士也在考慮,此前疫情防控策略一直是從醫學角度出發,未來也應該引入社會治理方麵和經濟學的專家。

隨著全球疫情進入新階段,中國抗疫的政策目標是否需要作出改變,也到了要作出決斷的時刻。

清零、與病毒共存和流感化

在是否可以需要接受“與病毒共存”的激烈討論中,常被反對方作為靶子的一個概念是“流感化”,批評者常把它等同於像接受流感病毒一樣接受人群中的新冠病毒,進而延伸出:不做幹預,自生自滅。

在疫情發生之初,人們曾設想過新冠會像SARS一樣突然消失,也曾寄希望於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能像中國一樣做到清零。在這樣短期可結束疫情的預設下,新冠隻是一次遭遇戰。這一時期內,一切其他因素都可以暫時性地為新冠防控讓路。

“中國實際上武漢的時候給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答案,就是說(清零)這個事情是可以做到的”,但“並不是每個國家都可以這麽做,比如美國,他一開始根本沒有任何的防護,都是後來一下子很多州都已經出現了,他再想(清零)其實已經很難了”,賓夕法尼亞醫學院副教授張洪濤認為,這樣的差異,使得世界錯過了徹底消滅新冠病毒的窗口期。

全球大流行後,人們又希望能靠疫苗來實現群體免疫,因此,當各種安全、有效的疫苗在短期內被開發出來並可大量供應的時候,人們再次看到了戰勝新冠的希望,隻差時間——隻需要生產並接種足夠多的疫苗,並在這個過程中,保護好未接種人群。

但德爾塔毒株的流行又一次讓這個希望破滅了,多種疫苗的效果從防感染變成了防重症……靠疫苗抵禦感染、短期內戰勝病毒,再次成為了幻想。

近日的一篇《紐約客》文章,引用了美國弗雷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病毒學家Jesse
Bloom教授的說法:“新冠病毒被徹底根除的可能性是零”。

目前的現實來看,新冠病毒,不會像之前的非典病毒一樣,神秘消失,目前的國際形勢看來,也幾乎無法如天花一樣,利用疫苗或其他手段得到根除,學會“與病毒共存”就成了唯一可能的選擇。

而從病毒的角度,在不斷感染人類社群並得到傳播的過程中,逐漸變得低毒,最終成為一種類似流感病毒的頻繁造訪的小麻煩。

所以流感化,其實是人類在麵對一種無法清除的病毒時,所能獲得的最好的結局——即普通人依靠自身免疫力或流感疫苗即可預防或康複,重症率低,不會造成醫療擠兌,也無須進行隔離和篩檢。

當然,現在提流感化,單就目前的病毒特性而言,也許為時尚早。

流感的病死率在0.1%,新冠肺炎在過去一年半中整體的病死率在2.2%,但由於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被嚴重低估,多數流行病學家相信,目前新冠肺炎的病死率在1%左右,仍然是流感的10倍。

一位傳染病專家就對八點健聞說:“目前的新冠與流感還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具季節性,夏天最炎熱的時候也一樣可以爆發;從傳播效能上來看,目前的德爾塔毒株,傳播效能幾乎已經超過了流感;另外致病率和病死率方麵,新冠也遠遠高於流感。”

他還補充:“流感至少流行了100年,加上每年的疫苗接種,人群具備了廣泛的預存免疫,預存免疫對大流行的阻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新冠現在的預存免疫還差得太遠了”。

但無論是否到了流感化的時機,對於一種無法消滅卻難以擺脫的病毒,一旦發現就全城核酸、全城封閉管理,要求清零才能恢複正常,這顯然不適合作為常態。

一位病毒學家向八點健聞提到:“現在這種全員檢測,漏洞很太大。比如揚州這次,有可能一個月以後,還會有零散檢出,那就整個城市都不能恢複正常。”

我們需要學會“與病毒共存”,意味著,我們的生產生活不會因為少量病毒的存在而被全然改變。

接受哪怕所在的城市中,有少數新冠陽性病例的存在,城市能如常運轉,人們能如常生活,而不是隻要有本土的新冠病例,就陷入頻繁的全員核酸和漫長的封城。

當然,“與病毒共存”卻也不是一味地“不做幹預”,而是在對各地醫療資源精確了解的基礎上,因地製宜地作出管理方案。

中國處於十字路口

國內“流感化”“共存論”“零容忍”的技術之爭,背後的現實問題是,在新冠短期內不會消失、呼吸道傳染病高發季即將到來的現實下,我們能否找到一個可持續的、兼顧民眾健康與經濟社會生活的最優解。

新冠防控策略直接關係著進出口貿易、交通運輸業、旅遊業、餐飲服務及消費製造業的繁榮,也關係著區域經濟的走向。

盡管2020年中國是唯一一個保持經濟正向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但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研究中心的胡憲春等人分析,受疫情影響,2020年住宿和餐飲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增加值全年依然是-13.1%和-5.3%的負增長。

不同城市對於維係零容忍目標的承壓能力也不一樣,一個極端的例子是輸入壓力比較大的雲南瑞麗,5次疫情、4次封城、5次全員居家隔離,各項措施從嚴,不留一點餘地,醫療人員和基層工作者一直在高壓工作,甚至有部分當地居民生計都難以維係。

“中國自己嚴陣以待的時候,中國以外的大家都已經破罐子破摔了”,張洪濤認為,“現在很明顯就是分隔成兩個世界——一邊是中國,一邊是中國以外”。但如果歐美和新加坡的實驗成功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世界選擇與病毒共存,那中國不可能獨自堅持零容忍,勢必要與世界對接。

而且,中國此前零容忍的政策目標,是建立在對疫苗的高保護率的期待上。但是德爾塔毒株的出現,讓疫苗的保護率開始下降。

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中華預防醫學會秘書長馮子健此前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表示,考慮到現實情況,我國將繼續維持現有的防控政策。他評價過英國解封和新加坡不再確診病例而是重點關注重症的戰略調整,他認為“疫情規模已經不會對這些高接種率國家的醫療係統和醫療服務體係構成過重負擔,不會導致醫療係統過載,這是它們調整防疫策略的底線。”而中國免疫強度不夠,且醫療資源有限,“大醫院的係統冗餘都很有限,病人數量的小幅增加都會給醫院造成很大壓力,這時候我們能不能有比較好的分轉診製度來舒緩大醫院壓力,這是大問題”。

但防控策略並不是一個“要麽破罐子破摔、幹脆躺平,要麽不惜一切代價清零”的選擇題,在這兩個選項之間,有巨大的計算空間。當下,中國麵臨的是戰略優化的問題,即在清零的前提下,如何能降低各種成本以維持戰略的可持續性?

八點健聞訪問過的多位專家認為,中國的疫情防控具有往前走一步的能力。

一位流行病學家直言,“這不是好的城市管理,現在的策略並不科學,因為沒有流行病防控和公共衛生政策作支撐”。

德國埃森大學醫學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陸蒙吉也認為,“目前管理的模式,還是一年前的那些,那時候甚至還沒有疫苗”。

此前的各種短期策略均以公共衛生目標為先,如果長期策略納入社會管理以及經濟因素,即便在我國清零策略下,依然有可探索空間。除了新冠之外,還要考量經濟社會成本和可持續問題。一位接近國家衛健委的專家告訴八點健聞,長期防控策略,是時候要把社會管理成本考慮進來了。

如果不做調整,“為保烏紗帽,基層隻會層層加碼”,一位多次疫情處置頗為及時的地方衛健委的官員十分迷茫,“有飛機落地的城市簡直看不到頭”。另一位邊境防疫工作者甚至感到“絕望”。

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發季,再加上德爾塔傳播力激增,如果繼續延續政策慣性、以零容忍為目標,各大小城市勢必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和病毒共存是一項技術活

與目前的“清零”,把病毒“悶死”相比,“與病毒共存”顯然更為不易,需要更精細化的管理。

讓“與病毒共存”不變成讓居民“自生自滅”的核心是把新冠造成的診療壓力,壓在當地醫療係統的診療能力之內。

北京佑安醫院呼吸與感染科主任醫師李侗曾也表示:“我們主要擔心的是疫情對醫療係統的衝擊,比如說大量的感染者症狀比較重,他們需要住院,甚至需要進監護室,那麽就可能會在短時間內擠兌醫療資源。另外,這些病人占據了病房,占據了監護室,其他人可能住院就更困難。然後又牽扯大量的醫護人員”……

他提到:“很多國家的策略是把這個速度放緩,隻要是每天出現的感染者人數在一定範圍內,重症病例數在一定範圍內,社會能接受,醫院能承擔。”

陸蒙吉提到,德國對當下防控程度的判斷,主要取決於醫療服務的容量和疫苗接種率。同時,還會根據實際情況動態調整。

德國已經做過一個估算,“接觸率到75%、85%或者95%的話,總共會有多少死亡事件,多少重症,多少人需要住院,多少人會感染?都發生在什麽地方?依此來調配醫療資源。”

他介紹,之前德國一度采取過的高度管製措施,是在沒有疫苗情況下適合的模式,但疫苗的出現改變了規則,讓放鬆防控變得有可能。“一個國家不可能永遠跟世界隔絕。”他說。

對中國,陸蒙吉提議:“很多經濟條件不是很好,本身醫療服務水平不是很高的地方,可以有目的地去擴大醫療容量,增加醫療服務的可能性。”比如,針對性新冠肺炎的治療,專門去培養有足夠能力經驗的醫護人員、有計劃地去儲存相關物資,還要有預案。

李侗曾也提出管理精細化的建議。他認為,中國地域廣闊、各地差異較大。“是不是可以適度地把防控策略的製定權利,下放到各省或各個城市,然後各地也可以有自己的考慮。”

“比如一個地區,醫院的床位數少,重症監護室的床位數少,那政策就定得緊一些;醫療資源充沛的地區,就稍微鬆一點兒。”李侗曾舉例,政治中心,或者要辦大型運動會,可能政策可以相對緊一些;以經濟建設為主的地區,可能可以考慮允許承擔的病例數多一些。

“與病毒共存”同樣意味著全麵地轉變觀念,消除對新冠的恐慌,政府更理性和精細地依據數據進行管理,公眾也不會因為恐慌,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

香港大學的病毒學家金冬雁提到了一些沒有清零,醫療資源卻並未發生嚴重擠兌,醫療係統也沒有崩塌的國家,“它們其實是看百萬人平均的感染數,這個數目在可控範圍內,便認為是可以接受的。”

但這樣的精細化措施,顯然需要更多的數據支撐。“決策者應該通過之前各地出現的情況給一個可行的、具有指導性的標準和策略——出現多少無明顯關聯的感染者,應該做全城全員檢測。如果是少於一個兩個,可能沒有必要(全員核酸),隻需要做流調就行,這樣的話就把整體的防控的成本降下來了。”

在動態清零的目標下,也有降成本空間。“要在逐步解封無風險區域的過程中,減少社會總成本”,上文提到的病毒學家則建議,“需要改變策略,大城市清零一般三十天內可以。中高區域可以封閉管理二十天左右,其它城區如連續三輪核酸無檢出,封閉管理了十四天後,立即恢複正常,在大部分清零的情況下,高中風險區孤島封閉管理即可。”

和病毒共存,從來不是一句簡單的口號,而是在恢複社會生活、醫療係統正常運轉、降低病死率中找到一條可能的平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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