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廈門大學教授趙燕菁關於“將生孩子和保障房、養老金掛鉤，下調不生孩子的資本份額”的提議重新進入大眾視野，引發輿論爭議。網友質疑，這是否在提倡“懲罰”不生孩子的人。
據悉，趙燕菁教授是廈門大學建築與土木工程學院、經濟學院及王亞南經濟研究院“雙聘教授”，兼任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副理事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城市規劃、土地財政、城市經濟。
▲資料圖：趙燕菁
在今年5月召開的第十八屆（2021）藍籌年會上，趙燕菁教授稱——
原來生孩子，是因為孩子和現金流直接相關，家裏多一個孩子，就多掙一份工資。現在我們必須把它和這個資本掛鉤，掛鉤意味著生孩子與不生孩子的家庭，社保、養老金都要不一樣，不生孩子的，就沒有保障房，結婚再分房。要把資本和生育率結合在一起，才會給市場一個信號——不生孩子的人相較於生孩子的人，資本的份額就要下降。隻有創造出這樣的機製下，讓生孩子變成有意義的事，人才更願意多生。
針對這番發言，網友發出了種種質疑：生育與資本掛鉤是否意味著“獎勵生孩子的人，懲罰不生孩子的人”？不生孩子是不是就要被扣除養老金和社保？既然生孩子與資本要掛鉤，那養孩子是否也要和資本掛鉤？有些家庭由於遺傳問題和身體因素不生孩子，也需要被扣養老金嗎？是否應該遵循“多生多獎勵”，而不是少生扣社保和養老金？
對此，紅星新聞記者對話趙燕菁，探討大眾對於“生育與資本掛鉤”這一建議爭論如此之大背後反映的相關問題。
核心並不是網友關心的獎懲
而是公共服務資源再分配的公平
紅星新聞：如何體現“生孩子與不生孩子的家庭，社保、養老金都要不一樣”？“不生孩子的資本份額就要下降”，是指增加生孩子家庭的社保、養老金，還是減少不生孩子的？
▲資料圖：社會保險
趙燕菁：首先感謝各位網友對這個話題的關注。這是以前我在一個專業會議上的發言，會後整理出來的發言隻是在一些專業圈子內討論，沒啥社會性影響。沒想到這麽長時間過去了，這個話題突然“爆款”，成為一個公眾話題，客觀上起到了引起社會對這一問題重視的作用，也給了我一個再次向公眾闡釋我的觀點的機會。
先說網友詬病最多的“獎勵生孩子的人，懲罰不生孩子的人”。我的原話是，“我們也可以將養老金、社保、保障房分級，然後與子女多少掛鉤——子女多的標準高於子女少的，沒有子女的隻可享受最基本的保障。進一步，還可以將社會勞動再生產作為新的‘國策’，所有公共福利——就學、交通、就醫——都和子女數量掛鉤……將生育變成有價值的經濟行為。”
這裏的核心，不是網友關心的獎懲，而是公共服務資源再分配的公平。
大家知道，中國的養老金製度是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需要跨代進行統籌——我們現在交的養老金，養的是我們父母這一代；我們今後的養老金，是由我們子女一代負擔的。那麽問題來了，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多，有的家庭生育子女少，甚至沒有子女，未來的養老金應該怎麽兌付？
按照現在的統籌模式，退休獲得多少養老金和你有沒有子女是無關的，這就意味著不生小孩的人是靠別人家的小孩供養的。在小孩撫養成本越來越高的今天，不應該讓撫養小孩多的家庭在社會再分配中多分配一點嗎？
這不是逼大家生孩子的問題，而是社會基本正義和公平的問題——如果一個製度隱含著“懲罰”多勞者的安排，最後大家都不付出，結果是所有人都會被“懲罰”。
一定的代際統籌無可避免
養孩子才是在投資自己的養老
紅星新聞：不能通過個人賬戶、自己儲蓄或理財養活自己？
趙燕菁：實際上，這也正是很多養老金破產的國家采取的做法。
我國在1993年開始引入養老金個人賬戶。但在現實中，即使個人養老金沒有違約，能完全兌付，也不能實現有尊嚴的養老。特別是在一個快速發展的社會，做到這一點尤其困難。設想一下，我們父母退休時，每個月領幾百塊錢，完全可以衣食無憂，但如果現在還是按照當初約定每個月發幾百元，那就會連最低生活保障都達不到。我們上一代如此，我們也會如此。
這還不是一個通貨膨脹的問題。就算今天的豬肉、蔬菜、水電價格完全不變，市場新出現手機、5G、地鐵……這些新產品我們用不用？這些並不是奢侈品，甚至是生存的必需品，而我們當初的養老金並沒有為這些新增消費做準備。
實際上也無法準備，因為這意味著我們當期要按照未來的高生活標準，向私人賬戶繳交異常高的養老金。富裕家庭可以購買各種保險，但很多家庭是負擔不起如此高額的養老金繳交的。這也就意味著一定的代際統籌無可避免。
我們繳交養老金同樣是在盡贍養義務，養孩子才是在投資自己的養老。投資是有成本的，那麽今天投資多的人在未來分享社會財富的時候，是否有資格多分一點呢？
我們這一代是人口高峰，相對於人口較少的上一代，我們可以提高父母一代的養老金發放標準，然後通過代際統籌彌補養老金缺口。而一旦我們的下一代人口開始遞減，新就業人口就要大幅度提高繳交標準才能養活我們，否則，就要通過舉債彌補缺口。如果他們的下一代人口繼續減少，債務就會陷入龐氏循環。這就是發達國家養老金所發生的，大家一方麵指責政府過度舉債，一方麵不肯降低養老金，那是不是應該鼓勵一下那些投資未來較多並供養我們的家庭呢？
▲資料圖：養老金
紅星新聞：既然生孩子與資本要掛鉤，那養孩子是否也要和資本掛鉤？養育成本要如何計算？生孩子後增加的養老、社保幅度和養育成本的增加能否相互抵消？許多網友表示“如果不能抵消，否則寧願不要養老金了”。
趙燕菁：所謂和資本掛鉤就是還原家庭原來的功能。家庭就是非貨幣的跨生命周期配置資源，如果金融手段替代了家庭的功能，家庭就會解體，社會就會原子化。家庭這種千百年發展下來的社會資本就會消失。如果我們將金融和家庭而不是與個人掛鉤，家庭的價值就會繼續存在。社會治理的成本就會通過分擔給家庭而降低。
生育的必要條件是，撫養後代對個人家庭而言必須是有效益的，剩餘的充分條件是撫養後代的成本必須低於家庭因此獲得的效益。這就是為什麽新加坡要把組屋獲得資格與是否結婚掛鉤的原因。新加坡為了鼓勵家庭功能，在社會福利和住房政策（鼓勵子女與父母家庭同住或毗鄰）出台了一係列政策。
解決資本約束是前提條件
還原被金融資本替代的生育功能
紅星新聞：為什麽您會提出生孩子與保障房、養老金掛鉤的觀點？目前開放三胎政策是否功效還不太顯著？
趙燕菁：這跟我提出這一建議的邏輯鏈有關。
我們先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世界上那些原本生育率較高的國家，一旦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生育率幾乎無一例外地普遍下降？給出解釋的理論很多。我的理論是，隻要國家進入現代增長，解決資本約束是前提條件。發達國家必是資本過剩、勞動不足，發展中國家必是勞動過剩、資本不足。隻要貨幣經濟足夠發達，金融功能就有可能替代家庭功能。
為什麽會出現家庭？為什麽越窮越生？這是因為在以前非貨幣分工的經濟裏，人們隻能靠家庭成員互保，對衝生命周期帶來的風險。所以“孝”在傳統文化裏非常重要，我們贍養父母，子女贍養我們，是幾乎所有家庭的“契約”。
隨著經濟發展，資本和貨幣增加，金融就可以更好地代替家庭的這些功能，比如養老金、社保、醫保、人壽保險等等。這時候家庭和子女的效用就會被市場替代。如果撫養成本還要增加的話，投資後代的收益就會下降，一旦進入負收益區間，這些發達國家就會家庭解體，拒絕生育。養老金的代際統籌就會進入龐氏循環。
要想把生育和資本結合，就要把原來被金融資本替代的生育功能，還原給生育。舉例而言，住房是貼現未來公共財富的主要工具，政府保障房租給所有納稅人，而那些完成子女撫養義務的允許其房改獲得完整權。這就相當於給有子女的家庭一次性注資。也可以將國企股份劃撥有子女家庭參與分紅，子女就業後，股票可以解禁套現。將資本和生育結合是一個開放的話題，不可能產生於教室和課本，而是要各地在實踐中發展和創新。
紅星新聞：今年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宣布向生二三孩家庭發補貼，每月每孩500元。在網友評論中，他們也更傾向於接受“多生多獎勵”的政策，而不是少生扣社保和養老金，您是如何看待的？
趙燕菁：這個我完全讚成。政府的財富來自於納稅人，假設公共財富總數是一定的，一部分支出增加的同時，一定是其他支出的減少。獎勵一部分人的同時，一定意味著“懲罰”另一部分人。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社會大眾接受對多孩家庭補貼，等於接受少孩家庭福利的減少。而這也說明盡管很多網友反對我的提法，但如果做法比較巧妙，社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生育激勵措施隻能從公共服務入手
少數特殊家庭可通過慈善渠道給予關照
紅星新聞：您公開演講時還建議，所有公共福利——就學、交通、就醫——都和子女數量掛鉤。網友提出了疑議，這是否太過絕對？例如有些由於遺傳問題和身體因素的家庭生不了孩子，本身也是弱勢群體，養老金和社保份額也要被扣嗎？
趙燕菁：我從沒說過“不生育就要被扣養老金和社保”之類的話，我的建議是給多子女家庭獎勵。選擇少生是選擇放棄獎勵的自願行為。在發達國家針對子女撫養的鼓勵政策很多，不願意生育相當於自願放棄獎勵，完全是自願的。遺傳或身體原因生不了孩子更要靠其他家庭孩子“養老”，給多子女家庭一些補助和獎勵，相信他們都是能接受的。但這不會影響這些人既有的養老金和社保。
為什麽獎勵要從公共福利入手？這是因為政府能控製的財富主要就是公共服務，因此，對生育的激勵措施也隻能從公共服務入手。我提到的這幾項（就學、交通、就醫）隻是最主要的公共服務，但是從其中哪幾項入手？怎麽掛鉤？都可以研究，但目的隻有一個，就是降低生育的成本。隻有當生育獲得的收益遠遠大於成本時，才能有效激勵生育行為。
很多人覺得這樣對殘疾人、遺傳病人太殘酷，其實這些人由於人數有限，可以通過慈善渠道給予（甚至更大的）補貼和福利關照。不過有一條大家一定要記住，政府的稅收是一定的，每一個公共支出的增加都意味著其它公共支出的降低。
延長繳納養老金年齡等價於
抵消生育率下降導致的養老金缺口
紅星新聞：您還有一個觀點關於“推遲退休，晚就業晚領退休金”，認為養老金的領取標準應當與繳費養老的年齡直接掛鉤，繳交年齡不足隻能享受到低標準的養老金，網友和輿論的質疑也非常大，您認為他們是出於何種考慮？您又為何提出這個觀點？
趙燕菁：其實，這條建議也是涉及財富的公平分配問題。假設兩個人按照相同的標準繳交養老金，你不會認為一個繳交40年的人和一個繳交30年的人，退休後領取一樣的養老金是公平的。現實中，很多農民工高中沒有畢業，20歲甚至更早就開始工作，繳養老金；另一個研究生，博士畢業30歲開始工作繳交養老金，兩個人都60歲退休開始領取養老金，你覺得讓他們領取一樣的養老金公平嗎？
▲資料圖：養老金
其次，養老金繳交年齡和領取年齡之比，是養老金是否能夠實現平衡的重要因素。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就業年紀越來越大，但領取養老金還是從60歲開始，加上人均壽命的延長，繳交壽命和領取壽命之比越來越小，這就意味著繳交的標準不變，僅僅人均壽命延長本身就可以導致養老金缺口擴大。
前麵我們提到，生育率下降，養老金淨貢獻人口基數萎縮，所以要鼓勵生育。其實延長繳納養老金年齡和提高生育率效果是等價。而且延長的工作年齡是有經驗、受過訓練的高價值年齡。受教育意味著對勞動的投資，每個人受教育越多，資本就越重，就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收回投資，如果能夠延長就業壽命，養老金壓力就會減少，而人均壽命的延長為此提供了可能。
如果每個人的工作（納稅）年齡都能適當延長，就相當於總就業人口增加，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生育率下降導致的養老金缺口。
以我個人為例，我明年就要退休了，但其實我身體健康，在我的專業領域，我比那些剛入職的大學生要懂得更多。作為一個依靠其他納稅人供養一直學到博士的人，本應比別人多繳納養老金，但卻被迫從繳交養老金人口變為被供養人口，成為“社會性乞丐”。這在資本充足、勞動力漸趨短缺的今天，難道不是一種浪費嗎？
當然你可以說，你願意接受晚退休，但不要代表我們。這沒錯，但我們也許可以提供一個替代性的選擇：現在中國人均壽命大約76歲左右，選擇60歲退休的人可以繼續享受現有的退休標準；而選擇晚退休的人則可以有遞進的福利，如果你選擇70歲退休，剩餘6年所獲得的醫療、康養標準遠高於選擇60歲退休的人，我相信還是有人願意選擇晚退休。
紅星新聞：您覺得大眾對於“生育與資本掛鉤”這一建議爭論如此之大，背後反映了什麽問題?
趙燕菁：感謝各位網友的討論與批評，這些可以幫助決策者在做出決定時提前捕捉到社會的反應。同時，也可以幫助社會更加深入討論這一涉及到我們每一個人利益的重大話題。
相信十年後，我們對生育和養老問題的理解，也會比今天網上粗糙的討論有更大的進步。我也特別希望網上的討論不要基於對我發言時隻言片語的片段截取，而是係統地讀完我發言的完整版（《勞動與資本：一個人口分析的新框架》）。
我關於這一問題的所有觀點，都是我獨立提出的，我會對這些觀點負責。我深知，作為一個學者，不僅要敢於麵對權力，同樣也要敢於麵對公眾，被批判乃是思想自由必須付出的代價。正因如此，盡管網絡上對我的批評鋪天蓋地，我也不會為了討好公眾而堅持或放棄我認為正確的觀點。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教授提議“生孩子和保障房養老金掛鉤” 網友炸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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