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年近花甲開始寫作，在一個四平米的廚房裏，出版第一本書時已經80歲。後來有了自己的房間，她仍在晝夜不休地寫著。她這一生，養了幾個孩子，直到成為祖母，仍反複操勞著。她把寫作放在母親和妻子身份之後。就像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麗絲·門羅那樣，生活本身永遠比寫作更緊要。到了晚年，親人不斷遠去，她回憶起家人的曆史，被巨大的悲傷擊中，身心幾乎難以複原，“在人生接近終點時，她凝視死亡，一種橫掃一切的力量向她迫近，給她帶來了自由。”
寫字的分量
作家楊本芬今年81歲，正兒八經的耄耋老人了。不過還蠻經得住看。她身形瘦小，童花頭烏溜黑，蘋果臉圓圓的，皮膚白皙，襯得眼珠很黑。她愛跟人打講，話講三個鍾，哈氣不掀，思路不亂。你若誇她哪裏哪裏，模樣年輕，她臉上一定綻開笑，普通話摻點湖南話，推辭道，哪裏咯，裏子不行了噻。說著手撫頭頂，作勢提拔頭發，探問，這是假發，你看得出吧？你若說，不用摘了，看不出咧。她便住了手，含笑的眼神遊弋，露出一絲小婦人的嬌氣邪魅，說，謝謝你眼拙呀，謝謝你的好意。
寫作的時候，她半躺在一條藏青色人造革躺椅上，雙腿搬上來，放平，這樣膝蓋上敷的鎮痛膏藥和熱水袋不會往下掉。靠背調成一個穩重的鈍角，幫年邁的頸椎托舉起腦殼。當她端起略重的9.7英寸iPad時，兩邊把手撐住雙肘，高度剛好，因為視線穿過黑框老花眼鏡，正與屏幕齊平。
她不會拚音，用手寫，食指在iPad屏幕上麻利地畫出筆畫。高科技有時會犯傻，她拿它沒辦法。比如，她寫一個“也”字，一橫鉤，係統總跳出一個箭頭，“擦都擦不脫”。比如，她在空白處畫來畫去，還是白茫茫一片，“字就是出不來”。等到過了幾天，她才恍然大悟，原來自己沒畫在寫字板上，盡是在備忘錄的空白處畫。有時候有點驚險。她有篇六七萬字的小說，去年寫，今年改，已經竣工了的。備忘錄裏找不見，她皺著眉在那嘀咕，“咦，我的《女人生涯》哪去啦？”
楊本芬倚靠在躺椅上操作iPad
她年近花甲開始寫作，出版第一本書時80歲，如今仍晝夜不休地寫著。似乎有一股不可抵擋的柔情，以及一份與這柔情衝突衝撞的不甘心，帶動她的手像機器上的活塞杆那樣，活躍異常。她很少感到寫作勞神。當她摘下眼鏡，閉目休止，往往不是因為累，而是感到痛苦，記憶讓眼睛濕潤，“字糊了，寫不下去了”。這時候，人造革躺椅像個知心人，安靜地接住她的手，皮子軟而細膩，與她摩挲出一種肌膚相觸的親密感。
多年來，她，丈夫章醫生，博美犬毛毛，住在江西青雲譜區的老小區裏。她是最活潑的，其次是毛毛。毛毛十歲了，沒有結紮，每天很躁動，直立著雪白的身體，嗚裏哇啦亂叫，要往她小腿上攀爬，抱著蹭個沒完。楊本芬吃飯，看書，刷豆瓣，隻要她坐著，毛毛可能就在底下活動。她任它去，也歎息，毛毛哎，做個大齡處男，你也幾多可憐。
丈夫章醫生、楊本芬與愛犬毛毛
屋子是一樓，盛夏的太陽光被窗戶外麵的樟樹篩了一輪後，留下幾隻碎銀子似的光斑，滾落在木質地板上。室內有些幽暗。進門是飯廳，右邊是客廳，並列著藏青和灰色兩條沙發，灰色沙發凹進客廳一角，用一堵短牆與飯廳隔開。如果你大意了，可能進了門，在飯桌邊與楊本芬談笑好久，驀然回首，才發現客廳那頭久久地靜坐著一個老人。那是她的丈夫章醫生。
章醫生89歲了，失憶，不能走路，也不太能講話，是比較明顯的阿爾茨海默病。但這個詞，楊本芬從沒用過。有一個更直白的中國式叫法，她也不用。她把這種疾病視作一種人生的必然規律，“老了，就糊塗了”。她是個很自尊的人，把另一半的身體當做自己身體的另一半，容不得邋遢，有異味，所以照料得極其細致。天氣悶熱。白天，她把他睡褲裏麵的紙尿褲脫了，定時問他有沒有尿意。可是很多時候，他也搞不準自己。搖搖頭說沒，真沒有。好，要午睡了，來穿紙尿褲吧。褲子褪下，他尿她一手，尿液濺得褲管地板都是。接下來，可夠她忙活好一陣的了。
她哪也不能去，圍著這座樓房打個圈，就是常人遠行的奢侈和勞累。這倒也不完全是丈夫的拖累。她自己的身體是另一個重負。三年前，她膝蓋痛，碰上庸醫，做了半月板微創手術，此後天天痛，越加痛。她愛熱鬧，渴望去領受榮譽，“與外麵有文化的人聊聊書”，——她去年出版的處女作《秋園》拿了清華大學等聯合舉辦的首屆pageone文學獎，舉辦方邀請她去北京，與餘華同桌吃飯，她好想去，票都定了，最後還是因為膝蓋太痛，放棄了。同樣的理由，她也婉拒了“一席”杭州演講的邀請。
因為腳患，出門遛狗對於楊本芬來說也愈發困難
事實上，她連和小區裏的老太太們做做操，都做不到了。她揉搓著膝蓋，打電話給南京的二女兒章紅哭，痛死我了咯，痛死我了咯。聽女兒的勸，兩個星期前，她找了同小區的朋友玉姐幫忙料理家務。不過有些事，玉姐也不越她的界，因為章醫生用慣了她。
每天中午十二點半，章醫生從客廳沙發上起身，去四五米之隔的飯桌吃飯。飯後，章醫生要去四五米外的臥室午睡。兩點，章醫生起床，經過一個四五米，又一個四五米，坐回他的專屬沙發。在這個屋子裏，四五米有好多種走法。他身高一米八，她大約一米五，當他把她這根拐杖夾在腋下，半邊身子便垮塌下去。兩人緩慢的步態，不是走出來的，更像是伏爾加河上的纖夫式的奮力拖移。
照顧丈夫成了楊本芬每天生活的主要部分
她最愛的四五米，應該是早上八點，從飯桌到客廳沙發的那一段。灰色沙發接納了章醫生，一肘之隔的藏青色沙發正在等著她，夫妻各就其位，章醫生盯著沒有打開的電視機陷入漫長的冥想，而她打開iPad，打開備忘錄，開始寫作。她寫四個小時，吃午飯，然後午睡，又寫四個小時，吃晚飯。晚上睡不好，吃了兩片安眠藥也醒好多次，醒來了也是寫作，或者回憶，——這也是寫作的一部分。一天下來，能寫“五六板”。一“板”是iPad一屏幕，這是她習慣使用的計量單位。
老妻
她愛寫作。說起來，那感覺就像一個巫師先是為初嚐巫術而驚奇，經過日積月累進一步習得巫術，鞏固了那種驚奇。道術高了，境界開闊，驚奇升華為驚喜。和我談起寫作時，她遲疑著，找尋和挑揀著字詞，試圖用一種專業術語去描述那種驚奇，最後，激蕩起來的快樂落在了一個我們耳熟能詳到幾乎平庸的表達上，“有畫麵感”。說完，她自己也覺得有些詞不達意，又篤篤地講，“我寫的時候，眼前看見了他們，耳朵邊聽見了他們，你講講看，神不神？”
《秋園》出版一年，已經重版了九次，銷售七萬冊。出版方“樂府文化”的總編輯塗誌剛說，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暢銷書，罕見地深受專業作家和普通讀者的喜愛”。這本書關於她母親的個人史，寫了一位普通中國女性如何被時代洪流裹挾，掙紮求生。今年，第二本書《浮木》出版了，第三本尚未命名的書，也交稿了。她正在寫第四本。因為寫作，這囿於家事又腿腳不便的晚年，才不至於像坐牢，才保留了一些樂趣、尊嚴和自由。
楊本芬書房牆上掛著母親為數不多的個人照
“搭伴還能寫喲——”她悠悠地說，笑容意味深長。
她講話，像她寫的書，普通話和方言自由轉換。“搭伴”，在漢語詞典中的常用解釋是“結伴”，“一起”，你如果問，她細細一論，原來這裏是湖南方言，“搭伴”更接近“幸虧”，有關鍵時刻仰仗、憑依之意。當代作家韓少功是湖南人，他用汨羅方言寫的小說《馬橋詞典》，是楊本芬非常喜歡的一本書，裏麵很多這樣的“搭伴”。她的書架上有一本1995年版本的《馬橋詞典》，已經翻得開了線，提起這本書，她總是要笑的，說“有味”。
她講起湘陰鄉下那些故人迥異的思維。有個叫二寶的肚大臀肥的女人，滿了四十三歲，還未生育。她相信偷來的觀音菩薩更顯靈，邀請楊本芬的母親梁秋芳作陪，去廟裏偷個觀音菩薩回來。二寶說，我想生個細伢子都想瘋了，觀音菩薩是救苦救難的，供在家裏，我天天敬著她，總有一天她會顯靈，保佑我生個細伢子。
二寶好久冇來月經了，肚子也更大了些，梁秋芳勸她去醫院檢查一下。二寶表情淳樸無邪，很怕羞，她說，脫褲子的事我不做，我怕醜。梁秋芳大笑起來，你呀，你呀，麽裏都不懂，隻曉得敬菩薩。隻要留點尿就可以，要不我陪你去？
她把母親和二寶的聲音錄進了《浮木》一書。她愛翻自己寫的書，翻到這裏哈哈笑，“怎麽想出來的喲，偷個觀音保佑你”。她模仿二寶的氣節，換了個蠻誌氣的聲音說，脫褲子的事我不做。她笑得眼睛黏糊了，抬起手背擦擦，末了，歎了口氣，揭開故事的結局，“二寶不是懷孕，是子宮癌，幾多痛苦，幾多作孽。”
“作孽”作“可憐”解，這個詞在她的書裏出現過好多回。事實上，這個詞，幾乎能粗疏地囊括她筆下一切人的生活。雖說她的寫作被歸入小說類，其實每個人物都有名有姓地活過。《秋園》被歸錄為豆瓣2020年度作品-中國文學“虛構類”第二名，而不是“非虛構類”。她為此相當困惑。
她更願意讓你知道，她寫下的，全是真的。為了無限接近真實，聚攏汽化一般消散了的人事，修複成形，呈現在你眼前，她曾做過很多的思量、比對和取舍，杜甫說的不假，“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創作手稿
她與哥哥楊子恒親情篤深。哥哥青年時長得英俊，皮膚幹淨，臉膛方正，絡腮胡刮得青青的，有股英氣。性格卻是憨厚而靦腆的。他在鄉村小學教書，回家時，要經過一片水田。有幾次，哥哥回來，褲腿卷得老高，身上濺著泥水，原來是因為有三個車水的姑娘總愛欺侮他。聽哥哥這麽一說，她跟著去看。
哥哥一出現，就看見有三個姑娘野馬一般從田裏飆跑過來，弄得水花四濺全然不顧。她們對哥哥喊：“何裏有哉好看的男子人啊（怎麽有這麽好看的男子啊）！通世上（全世界）都冇看過！莫走咯樣（這樣）快，讓我們多看下子囉。”
然後慫恿著那個最小的：“老三，快去和他談愛。你好看，配得上。”
她寫作的時候，彼時情景，相隔半個世紀不止，如文物出土，一目了然。湘語山歌一般清爽而婉轉的調子就在耳邊響起。她學她們講話，憑著音節在漢語中找尋最接近的字詞。她覺得必須要那麽講，寫“通世上”，而不是“全世界”，不是翻譯為普通話，才能現出那人當時的樣態。她較完勁，回頭再看看，是有味。她很高興。她從記憶中抽身而出，便有了良好的心情去照料丈夫，無怨無悔地擦屎擦尿，也像那些青春的姑娘們調戲哥哥一樣，想熱情洋溢地講講情話。她笑眯眯的，摘下老花眼鏡，往灰色沙發那頭湊湊身：
老章，你愛我吧？我愛你哎！
老章，我一天到晚都講我愛你，你怎麽不講一句話呀？
章醫生沒有反應，有時眯著眼，有時望著眼前的空洞，總之不擺一下腦袋。毛毛會突然醒來，汪汪幾聲。她覺得自己寫得好，幾多有味，快樂的餘味還未散去，便朝章醫生響響地做一個飛吻。興致再高，她會不辭勞苦地把雙腿搬下沙發，走到他的身邊，親他一口，再爬上沙發繼續寫作。如果不是他病了，她的活動能力強過他一點，她大概親不到他。章醫生是那種嚴肅寡言的人，不愛跟人親近，——她不也是人嗎。那年，他們去南京給女兒帶孩子。出門買菜，陌生龐大的城市，連斑馬線都顯得那麽非同小可，讓人惶恐。她主動去牽他的手，他一把甩開她，看也不看她，說，還是各走各的好。
楊本芬帶丈夫在小區裏乘涼
她說他從來沒正眼看過她，跟她說話，眼睛瞥向別處。她把這種冷漠視為他某方麵能力的缺失，“他不會跟人對視”。當然也覺得討厭，因為“人家都說，眼睛是心靈的窗戶。”他平生隻提過一次她的名字，一封家信上他寫，“楊本芬同誌”。他叫她，是用介乎“嘿”與“喂”之間的一個音。孩子長大些，招呼她是“你媽哩你媽哩”。一輩子特意為她做的事，唯獨“買了四塊豆腐”。鑽石婚，泱泱六十載啊，她覺得“太不可思議”。
年輕時，為了得到更多的愛或者隨便叫它什麽的那種好東西，她也不是沒吵鬧過。她端莊隱忍，也有漂亮暴躁的一麵，——哪個妻子沒有過血衝腦門拿頭撞牆的時候呢？那是因為她對他還抱有希望，拚死也想喚起他的血性和情愛。實在沒有，爭得一點溫情也好。現在她可不會這麽幹了。
比較而言，父母讓她看到家庭的另一種形態，“有愛情，雖然物質生活幾貧苦，但是情感生活是有的，爸爸喊媽媽，‘芳哎，芳哎’，好個親近”。兄弟姐妹之間也有溫情，“你對我好，我對你好”。這大概也是她願意回味，一再地想要通過寫作折回那個家庭的原因。十多年前，母親去世了。接著，哥哥也走了。《秋園》出版後，她像燒紙錢那樣，燒了三本書給父親，母親，哥哥。“他們一生愛好文學，要是在另一個世界爸爸媽媽能看到女兒出了書，哥哥能看到妹妹寫的書，該有多高興。”
《秋園》給丈夫看，封麵寫著她的名字，他清醒時也不相信是她寫的。手稿重達八公斤，他一頁也沒看過。說起來，她恨他的淡漠，可是恨的時候，她也愛著。她隨時準備著起身，為他做一切事。妻子高高在上，統治著那個女作家。
經曆所致，她很關注像自己一樣年老的妻子。她的幫手玉姐73歲，是個身材高大的山東奶奶，銀白的馬尾高高紮起。她照顧患帕金森症的輪椅上的丈夫23年了。她說，我工資少拿點，一日三餐，在你家炒好，分一半送到老伴和兒子那，這樣我兩頭都能兼顧，好不好？楊本芬同意了，說是少拿的工資，她讓玉姐留著買菜。
她在朋友圈寫過一些小區老太太的事，有一個74歲的李老太跟她說：
我的一生也能寫本書。我母親生活不檢點，我是個私生女，下放到太原，連大人都沒做就結了婚。那地方真苦啊！一年要吃五個月的紅薯，受不了。我帶著孩子逃到浙江，嫁了人。那人是個性亢奮，過了兩年，再不脫身會被折磨死。我挺著大肚子又逃到江西。在江西找到了工作，結了婚。男人離一米遠就能聞到狐臭，被熏了幾十年。還好，他曉得疼我，有好吃的讓我吃。結了三次婚，帶大了三個孩，但沒一次愛情。
我四十多歲時，一次看到他那東西，那頭子分了叉，活像個開花饅頭，後來我一看到開花饅頭就想起那東西。陰莖癌，要割掉。他硬是舍不得，直到流膿，割了。後來又轉移，那東西腫得像個西瓜，還不肯手術，拖到最後還是被鏟為平地。肚子上打了個洞洞排尿，這個尿直直地朝上射，我洗了十幾年的尿布。
也許隻有老妻，才明白做一個老妻有多磨人，“被‘枷’住了，躲無可躲，逃無可逃”。她站在婚姻的盡頭，舉目四望，看見多少老妻挑起另一個人活著的負荷，安靜隱忍地度日。
小區裏的“老妻”們
祖母
56歲那年，為了支持女兒繼續工作，她轉讓了汽車配件門麵，去南京帶外孫女秋秋。
她把孩子看得第一重要。青年時代，她接連生了三個孩子，“困在家中做了十年家屬（全職媽媽），心裏幾自卑”，但是照顧孩子極用心，細究飲食，也關注精神，她的道理很簡單，“孩子哭得少，笑得多，就有了一個幸福的童年。”她不給孩子哭的機會，就必須花費更多精力逗孩子。比如帶外孫女，孩子有點困了，她把孩子馱在背上，一邊顛著，一邊唱歌，兒歌民歌唱完了，孩子還沒睡著，她又細聲把《國歌》《國際歌》唱了幾輪。孩子入了睡，她擔心孩子忽然醒了，房間裏看不見大人，要哭的。她守在那房間，守著孩子睡覺。臥室沒有書桌的餘地。她蹲在床頭櫃那裏寫作。
楊本芬曾在4平米的廚房裏寫下了她的第一本書《秋園》
做外婆，也是做母親，帶孩子和做家務不區分，她一手都管了。四平米的廚房，她的小矮凳和另一張略高的凳子，與水池、灶台和冰箱這些碩大穩固的東西爭搶空間，好多次被擠到邊角裏。在抽油煙機的轟鳴聲中，洗淨的青菜晾在一旁，等湯煮沸的間隙，她伏身在凳子上，讓手中的筆在紙上飛快移動。在南京，她不認識什麽人，卻沒有覺得孤獨，因為寫作，“消失了的人與事紛至遝來……書寫的過程，溫暖了我心底深處的悲涼。”
她寫的是父母一家人和自己的幼年。那一年，母親去世了，“我被巨大的悲傷擊中，身心幾乎難以複原”。在異鄉，遠離了同胞兄弟，她的悲傷不能被理解。婚姻裏豎起高牆，她也不好傾訴。而手上那支筆能容納她的哀戚，思考，絮語。她也感到寫的迫切：逝者如斯，如果不由她來記下些什麽，母親在這個世界上活過的痕跡就會迅速被抹去，她們母女經曆過的那些艱辛困苦，就什麽都不算，由冷酷的死神一筆勾銷。
楊本芬（右）與母親 楊本芬
年近六十，開始寫作（所幸多年的閱讀也培養了她寫作的能力）。沒有發表或出版的企盼，也沒有成為作家的雄心。她領受著純粹由寫作過程本身帶來的獎賞。她的稿紙連本子都稱不上。是出版社上班的女兒廢棄不用的製版紙張，零碎，毛躁，上麵印著“日本小學館”“世界文化遺產”等字樣。寫完一遝，拿棉線一縫。她忍不住一遍又一遍地重寫《秋園》的故事，黃土色的紙張，被黑色的筆犁過一遍，又被藍色的筆鎬過一遍。後來，出於好奇，她稱過它們的重量，——足足16斤。
女兒幫她上傳到天涯社區，二十年後被發現，《秋園》出版，又是另一個故事了。在她看來，這是長壽難得地給她帶來的好處，“要不是活得長，也看不到出書——”
她把外孫女帶到上幼兒園，兒媳婦即將臨盆，催她回南昌做奶奶。兒子兒媳也都是有工作的人，孫女晗晗也由她一手帶大。
回南昌後，她有了一間自己的房間。十平米左右，陽光通透，從弧形窗台上照進來，把她的鐵海棠養得生機而嫵媚，碧綠的圓葉中綴著紅。靠牆有一條矮小的長沙發，可坐可臥，現在，因為膝蓋、視力和體力受限，她看書半臥的時候多。一麵牆是書架，以小說居多，細翻翻才會發現，這真是“祖母的書架”：比如時代特點，1958年出版的楊沫的《青春之歌》，是以抗日為背景的。比如書的版本，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本，《基督山伯爵》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癡》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版本，等等。
堆滿一整麵牆的書
她愛看的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那時還習慣譯為吳爾夫。但這不妨礙她與年輕一代擁有共同語言。飯後，她會拿著手機刷看豆瓣，了解讀者對《秋園》和《浮木》的評價。《秋園》豆瓣短評有近七千條，她“每一條都看過了”。有個名叫“世小月”的讀者引用伍爾夫的段落評價《浮木》，她戴著老花眼鏡，饒有興味的，把這自己熟悉的字句念誦了兩遍：
等我們越過彌爾頓的亡靈，再也沒有人能遮擋我們的視線；等我們麵對現實，因為這就是現實，我們沒有臂膀可以依靠，隻能自己前進，我們的關係不僅僅是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係，而是人和真實世界的關係。
不過，就寫作而論，長久以來，離她狀態更近的也許是簡·奧斯汀，而不是“不恨任何男人也不用取悅任何男人”的伍爾夫。如伍爾夫所言，簡·奧斯汀“她沒有自己的書房，她寫得很小心，防止這項事業被仆人、客人或者其他非家庭成員發現；簡·奧斯汀一輩子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寫作”。
《浮木》是在回南昌之後，帶孫女晗晗的同時寫的。
她學會了打字，花五百塊錢買了台式電腦，那種“背後有個坨坨的”。母親的照片貼在電腦旁邊，她就在母親柔和的注視中寫作。她愛和母親麵對麵。全家福的照片，貼在她身後的牆上。孫女的大寸照片也在她身後，可以說是頒給她的一個獎狀，孫女已經是個軟件工程師了。她養育的孩子，包括在“文革”中度過童年和少年的三個兒女，個個都考上了好大學。
三個孩子的合影一直放在楊本芬的書桌上
有一間自己的房間，並不意味著寫作在她生活中有了更高的地位。它依然是排在家庭需要之後的。寫作是她的一部分，她從來沒有把自己看得比家庭其他成員更重要。這也許能部分地解釋，為什麽她對自己寫下的文字抱著滿不在乎的態度，棄之毫不可惜。離開南京時，行李箱被日用品占滿，所以手稿大多放棄，隻帶了薄薄一疊紙。台式機太占地方，讓家裏顯得不空爽整潔，家人說，賣了吧。不到一百塊，她就賣了，連同寫下的好多文字。
——有十來萬字嗎？
“那可不止。”她微笑著說，“寫完的，半途而廢的，好多好多咧。”
你若替她可惜，她也隻是抿著嘴笑一下，那樣子，好像她寫過了，便領受過了寫作的美妙，哪好意思還要更多；也好像她失去過太多東西，和失去親人相比，失去這點寫作的灰燼，絲毫不值一提。書出了，她也沒因此就受到激勵，去想揚名、不朽那些事兒。她孜孜不倦地寫，那態勢幾乎讓你迷茫，讓你想到人的活著：哪怕活的盡頭是死，多少人也要孜孜不倦地活，似乎活著的過程即目的，活著的目的即過程。
如今不需要再困在廚房裏寫作的楊本芬
她給感情至深的哥哥寫了一篇小傳，收錄在《浮木》。她寫道：“人生之難，並非全是吃飯穿衣和日常開支，精神生活也占據同等重要的位置，當你的親人一個一個離開你時，那刻骨銘心、椎心泣血的難受使人恍惚不知所措。”
她這一生，不管處在什麽階段，從來沒有放棄過個人的精神生活。對情感和智識生活的追求，她始終是熱忱和深情的。之前，她反反複複地閱讀著，現在，她孜孜不倦地寫著。她的這股欲望，從未因食不果腹、孤立無援而停息過，廢棄過。
人生不得解
在女兒章紅的記憶中，母親是個特別勤快的家庭主婦。那時候，父親泡在醫院裏，家務繁難而沉重，種菜、劈柴、燒水、做飯、洗衣，什麽都靠母親那雙手。她的手深夜也歇不下，三個孩子和夫妻兩個，身上穿的，都是她那雙手做出來的。然而，隻要聽說銅鼓縣城哪戶人家有書，她就跑過去，跟人家說，我給你做衣服鞋子，不要錢，你的書借我看看咯？有次人家催得急，她又愛不釋手，熬兩個通宵把一本小說抄下來。這樣，她把找得到的“西方名著”讀完了。
閱讀中的楊本芬，讀書還是她現在的習慣
她習得的也不是翻譯體，比如，她以前也背得《古文觀止》裏的篇目。她的作品，首先是靠“漢語語言”打動出版人。塗誌剛說她的文本，“有異質性，表現出極強的感受力和粗糲的生命力。語言樸素而高貴，與流行的文學語言很不一樣。”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她認為自己關鍵時刻“總是運命不好”：17歲考上中專，從湘陰鄉下跑到嶽陽求學，離畢業隻有三個月，學校倒閉了。沒有畢業證，找不到工作。她遠行的本意是自立，為饑困中的父母分憂，可不能铩羽而歸。於是又隻身跑到江西，入讀半工半讀的共產主義大學，卻被選中下放農村。她苦惱極了，還想讀書，因為“我背井離鄉，跑到江西，不是為了做農民的”。
走投無路後，朋友介紹一個醫生給她認識，醫生大她七歲，“蠻帥，愛穿好衣褲，蠻瀟灑飄逸的一個男人”，她對他一見鍾情。他向她求婚，她提出的唯一條件是：“送我讀書。”對方答應，她便嫁了。
年輕時的楊本芬與丈夫 楊本芬
在弟弟楊寬的回憶中，讀書在姐姐心中至為重要。姐姐從小就是那種為讀書可以拚命的人，大雪天裏，沒鞋子穿，赤著雙腳跑十幾裏山路，也一定要去上學。她十多歲才進學堂，而這機會也是在家庭極貧困而她又極孝順父母的衝突中，狠狠心爭取來的。她在家“看到同村的女孩子都讀完小學了，急得要發瘋”。母親說，不是不願意送她上學，而是如今連飯都吃不飽，如果沒有她在家照顧弟妹，做家務，媽媽就掙不得小學的那份收入，日子就沒法過下去。
她自己也不能理解，為什麽一個人的求知欲即使受到無窮盡的挫折，還是要想方設法尋得一點實現的機會。等到從女兒長成妻子，母親，又長成祖母，這求知的欲望也長得更堅韌了。
在親人離世、丈夫得病、兒女各自成家等一係列引發個人情感生活不斷塌縮的過程中，智識反而得到比以往更多的生長空間，蓬蓬勃勃，幾乎引領了她的整個世界。
她第三本書、第四本書的寫作，顯得更加自由，無所畏懼，在由直覺自發的寫作向具有文學抱負的寫作轉變。在塗誌剛看來，“她的寫作變得勇敢，是因為她在趨向自由。在人生接近終點時，她凝視死亡，一種橫掃一切的力量向她迫近，給她帶來了自由。”
楊本芬最近在讀的關於思考死亡的書
說起來，她還能寫，所以對死神沒有期待之心。她也不怕死。她大概三十歲就不怕死了。她覺得，婚姻裏的冷漠讓她的精神受折磨，“我跪著祈天，老天爺啊，得癌症得我啊，讓我得十種癌症啊。大年初一我就跪在窗戶底下這樣拜。那時真的想死，可是老天爺不收，也不能尋死。”她說起死來，毫不修飾，也無哀戚神色，不像這個年齡段的很多老人，對死亡抱著敏感疑懼的複雜情感。她幾乎有點好奇，“父母哥哥能見到是好的，恐怕是見不到。”
她現在在寫的，試圖厘清一個疑惑，“這60年的鑽石婚怎麽來的？他總要有點好的，才會讓我不斷去原諒，繼續走下去吧？”他的好，她的原諒，都在於，他確實是個好父親。他對孩子們負責，不打罵孩子，孩子們也喜歡他。她是把“妻子”的幸福放在“母親”的職責之後的。寫作讓她變得冷靜，幫助她平靜，“對他沒有那麽恨了”。
第三本書，出版社起了個名字，《我本芬芳》，大家都覺得好。她覺得不好，一是太張揚自信了，不合她的個性；二是句式太確定，不合她此時的心態。拖了數月，好像嬰兒趕著上戶口本了，可名字還沒定。塗誌剛去看她，她還是搖搖頭，拿筆在紙上寫了個大而黑的“惑”。
“不如叫《解惑》。”
什麽意思？
“活到八十多，感到人生不得解啊！我還在寫，還在解惑。”
八十多了，每天把失憶、失語、失去行動能力的丈夫帶在身邊，像帶出生幾個月的男嬰，她會為沒有得到一份愛情而失落，覺得“這一生真不抵（不值）”。她的記憶力極其強健而細微，在寫作中回想和複現這固若金湯的鑽石婚裏無數的光點光斑，用得最多的感歎是，“太不可思議了”。她想尋得對人類生活多一點的理解。比如，她和丈夫以前打冷戰，一個屋簷下起居飲食，月餘冇講一句話，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究竟有幾多深的恨？恨如何消解，愛如何生發？
“以前有個鄰居，她男人長得高大，好帥，她自己蠻矮，不麽裏好看。不像我們愛生悶氣，他兩個老是打架。我估計她男人還是不麽裏喜歡她。打起來喲，他提起她，抓雞一樣，往門外一丟。有次我出門正好看見了。第二天，那女人見到我，怕丟臉一樣，講，小楊小楊，哎，昨天我男人打得我喲。我也唉唉歎氣。女人講，小楊哎，人家不跟我睡一頭，要分兩頭咯。我勸她，分兩頭就分兩頭，別計較咯。那女人講了，是咯，唉，摸到他個腳我心裏都舒服嗒。”
她重複那女人的話，“摸到他個腳我心裏都舒服嗒”，作何解？
為了讓出版方千萬丟棄那種表達上自信無疑的標題，她講了一個事情，意思是，她寫的，是她自己活過的日子，隻能代表她的感受和體悟。
幾年前，丈夫還很清醒的時候，她問了他一個問題，如果有下輩子，你還願意跟我過一世嗎？
丈夫說，不願意。
她聽了，覺得好不可思議，心想，我為你做了那麽多，我為這個家庭做了那麽多。“我又能做，又能吃苦，性格也好，特別能夠體貼他，我覺得我這樣的女人是怎麽愛也不為過。但是我沒得到過，（他）連一杯水也沒倒給我喝過。”
兩個人都這麽老了，說不定今晚睡下明早就天各一方。她歎息又歎息，對丈夫的回答很不甘心，似乎一定要爭得一個蓋棺定論。她跟丈夫說，你再仔細想一想哦，等下我再來問你。
過了一會兒，她又跑到丈夫身邊，如果有下輩子，你還願意跟我過嗎？
丈夫不笑，不看她，說，我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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