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人扣上“漢奸”的帽子本來並不容易。
隻要隨便查一下字典，或是百科，就可以了解到，“漢奸”需要很多關鍵要素。
◆ 《辭海》對於“漢奸”的釋義。圖片來源：《辭海》網絡版
第一，“漢奸”必須是“投靠外國侵略者”，這就要求必須在一種戰爭背景下，“漢奸”才能存在。
第二，光是投靠還不行，“漢奸”還要“出賣祖國利益”。這一點，“漢奸”要和“賣國賊”一樣，得賣點什麽，要麽是土地，要麽是人口，要麽是情報。如果什麽都不賣，隻是在心裏或者嘴上支持外國侵略者，根本沒有資格進入“漢奸”的群體。
所以，一般意義上講，當“漢奸”門檻還是很高的。
這就是為什麽汪精衛從1937年末就開始倡導對日本的親善，兩年之後的1939年才被國民政府定義為“漢奸”的原因。而汪精衛真正被廣泛認為是“漢奸”還是在1940年建立汪偽政權之後。
◆ 1941年3月，南京，街頭豎起了汪精衛的頭像標語。圖片來源：新浪微博@唐哲同學
可見，想成為實至名歸的“漢奸”也是需要努力的。
不過，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漢奸”的門檻越來越低了。
從需要賣國、賣地、賣情報才能成為“漢奸”，到隻需要與敵國關係密切就可以叫“漢奸”，再到僅僅口頭支持敵國就叫“漢奸”。最後，隻要對敵人不夠強硬，甚至沉默，什麽也不幹，也可以當“漢奸”。
這還沒完。甚至和平年代，沒有敵國，也可以當“漢奸”，隻要一個人說了和主流話語不一樣的話，就成了“漢奸”。
寫日記、旅遊、吃飯、買車、發發牢騷，都可以直接成為“漢奸”。最離譜的是，科學家闡述科學，醫生發表對疾病的看法，也可以被扣上“漢奸”的帽子。
這就是最近最為魔幻的事。
如果像張文宏這樣作為醫生發表一下自己對疫情的看法都可以成為“漢奸”的話，那麽，恐怕古今中外的所有名人，基本上都得是個什麽“奸”了。
首先，孔聖人恐怕就是魯國的“魯奸”，他四處周遊，到衛國、鄭國、宋國到處遊學、求職，是不是“裏通外國”了呢？
而那些和孔子一樣的春秋戰國時代的哲人，恐怕都難逃這一罪名。
由此看來，一門心思出國取經的玄奘是不是更是妥妥的“漢奸”？
總是想去日本的鑒真是不是也是呢？
近代康有為、梁啟超總覺得日本製度好，想要效仿，是不是更是了？
這還隻是中國的，其他國家也都有各種“奸”。
柏拉圖出生在雅典，但卻仇恨雅典民主製，跑到敘拉古去當“國師”，肯定算是“雅奸”；
亞裏士多德是色雷斯人，卻去教馬其頓的亞曆山大大帝，讓亞曆山大大帝統治了自己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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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斐爾畫作《雅典學院》。以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建的雅典學院為題，以古代七種自由藝術：即語法、修辭、邏輯、數學、幾何、音樂、天文為基礎，表現了人類對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圖片來源：Wikipedia
這兩位肯定是“賣國賊”中的佼佼者。
伏爾泰一生都想當英國人，熱情謳歌了除了自己祖國法國以外的幾乎所有國家；
法國的托克維爾去了美國之後，寫了上千頁的巨著歌頌美國製度並貶低法國製度；
雨果看到英法火燒圓明園就痛罵法國政府；
愛因斯坦出生於德國，後來卻幫助德國的敵國美國做科學研究來對付德國；
上述所有人都是我們今天公認的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人，他們有的完全反對自己的國家，有的是對自己國家愛之深、責之切。
如果以今天對張文宏的標準來看他們，他們就全都是“賣國賊”或什麽“奸”。
顯然，錯的不是他們，而是當下人們心中的“漢奸”標準。
而實際上，今天那些看到別人的觀點和自己不一樣，就給別人扣上“漢奸”帽子的人，從來也沒有想過“漢奸”的標準是什麽。
或者說，在他們看來，“主流”就是標準，“多數人”就是標準，與這些相比，什麽科學、真理、正義，都不值一提。
張文宏在新浪微博撰文，表示在南京疫情壓力下，“我們再次看到病毒的無時不在。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未來的風險一直會有。世界如何與病毒共存，各個國家都在作出自己的回答”。
這一針對新冠感染情況、疫苗有效性的科學判斷，卻遭到了鄙視、譏諷與謾罵。
許多人並不在意病毒學界廣泛的共識，直接給張文宏扣上了“向病毒投降”、“博眼球的網紅”的帽子，認為他是“賣國賊”。
張文宏隻是針對疫情防控提出一些合理建議，指出“未來中國選擇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證與世界的命運共同體，實現與世界的互通，回歸正常的生活，同時又能保障國民免於對病毒的恐懼。中國應該有這樣的智慧”，就可以遭到圍攻，圍攻他的人完全不講道理，也不想講道理。
就算張文宏真的就建議“共存說”，也不代表他就否定“清零說”，這兩點真的就是水火不容的嗎？
而就算這兩點是絕對非黑即白、矛盾的，那能推導出他不愛國嗎？
就算他不愛國，能推導出他就一定在賣國嗎？
這其中每一環都缺乏強因果關係，每一環都不能推導出下一環，可偏偏就有那麽多人在擁護這種說法。
根本上，這種思維的症結就在於濫用“漢奸”一詞，而這種濫用在於一種“敵我”的鬥爭思想。
這種思想在和平時代，就在自己人內部尋找叛徒。而一旦開始了尋找叛徒，就會陷入無止境的深淵之中。
原因很簡單，隻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不同的聲音。總有大多數人的聲音和少數人的聲音，這是一個常態。
而一旦把少數人定義為叛徒，將其完全消滅掉，那麽剩下的人中就還會產生少數人。
就算最後隻剩下兩個人，弱勢的一方仍然可能被以這種方式變成叛徒。
而即便隻剩下了自己一個人，還可以和自己繼續鬥爭，用自己的主流思想對自己的非主流思想進行戰爭。
這麽下去，就是精神錯亂的不歸路。
然而，所有這一切的前提，就是用愛國一類的抽象概念來區分敵我，然後用屁股決定腦袋。誰的屁股沒有坐對地方，誰就是鬥爭的對象。
這一套邏輯一旦生成，就會迅速發展壯大，幾乎不可逆轉。
而在這一邏輯的籠罩下，陷入瘋狂的人們極少想到邏輯的前提其實也是值得懷疑的。
愛國真的是一個人的最高價值依據嗎？
當愛國和真理、正義、自由發生矛盾的時候，應該堅守哪一方呢？
愛國和愛人類，哪一個更高？
納粹時代的德國人，應該愛德國，還是應該反對德國？
日本軍國主義時代的日本人，應該愛日本嗎？
還有，國是什麽？是一片土地，還是一種文化，還是一些人，或者是一個政權？
當這些之間互相矛盾的時候，該堅持哪一個？
這些本來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也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可是，如今的網絡環境，哪裏還容得下討論呢？
這才是最可怕、最令人擔憂的一點。
因為這樣下去，不要說討論問題，任何人隻要一不小心說錯了話、吃錯了食物、開錯了車、去錯了地方，就直接會遭到“社會性死亡”。
問題在於，誰來定義錯呢？是那些叫嚷得最大聲、數量最多的人嗎？
蘇格拉底、耶穌都是這麽被處死的。
這還是遠的。
不久以前，羅翔也是這樣被“罵出微博”（參見我們之前的文章《鮑毓明回來了，羅翔離開了》）。
◆ 羅翔遭到圍攻的微博原文 圖片來源：新浪微博@刑法學人羅翔
人是不完美的，會犯錯的，人們頭腦中的想法總是不同的——這都是再簡單不過的常識。
一個人隻有完美才能說話，而且必須說正確的話，還要讓所有人的想法都一致——這樣的思維不會締造好的社會，隻會締造瘋狂。
羅翔、張文宏的例子都為我們敲響了警鍾：我們需要的從來都是理智、包容、多元的社會，而不是相反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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