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貿易令中共延安政權和軍隊實現了“豐衣足食”。而為之大喜過望的毛澤東好幾次當眾說了，“革命勝利後，要為南漢宸立碑。”
南漢宸本人知道，自己如此被毛澤東誇獎，是江青向他的夫人王友蘭傳達的。
毛澤東與江青在延安同居後，一次江青聽說南漢宸的夫人王友蘭剛剛從西安執行“貿易任務”回到延安，特別約見她，見麵拍著她的肩膀說：“你的愛人真行，毛主席誇獎他，說他是這個！”江青說著，豎起了大拇指。
當時的江青如此巴結南漢宸和他和夫人王友蘭，原因之一是每次聽說王友蘭又要去西安等國統區執行“貿易任務”，都會央求王友蘭用賣鴉片的錢為她江青購置一些“私人物品”，包括女人用的化裝品和衛生用品。原因之二是，南漢宸本人是延安邊區裏少有的幾個知道她江青在上海“不幹淨”曆史的人。
如今，說到當年在延安曾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人，大都隻介紹時任中共總書記張聞天和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陳雲。在許多言及毛澤東與江青婚姻的文章和書籍中，都提到了堅決反對毛澤東和江青結合的代表是張聞天。
葉永烈的《江青傳》中寫道：“最為激烈的反對者是張聞天。他認為，賀子珍是一位優秀的中共黨員，有著光榮的鬥爭曆史又經過長征的艱苦考驗，多次負傷，應該受到尊重。”
而事實上，張聞天和陳雲等當時的延安核心領導層內幾大要員之所以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主要原因並非他們不同意毛澤東與賀子珍離婚，而是因為江青的曆史“不幹淨”。而在當時的延安幹部群裏，知道江青早在上海“曆史不幹淨”的人隻有三個，即王世英、南漢宸、陳雷。這幾個人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都曾在上海有過“中央特科”的地下工作經曆。
這個所謂的“中央特科”，全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是中共1927年至1935年間所建立的一個情報和政治保衛機關，主要活動地域在當時的中共中央臨時所在地上海。
1934年9月，從家鄉山東輾轉到上海“從影”的李雲鶴，在上海曹家渡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她當時所投身的中共在上海的外圍組織“左翼教聯”的業餘話劇團體，求助中央特科。當時的中央特科中，奉命組織營救工作的負責人是王世英。在營救過程中，王世英得知，這個李雲鶴在看守所的表現“並不好”
。特科中，早已經打入上海政府監獄係統的特務向特科反映李雲鶴在監獄裏的“軟骨頭” 表現之一，就是她曾有企圖色誘獄卒以換取較好待遇的行為
。
這個李雲鶴原本去上海之前即已經被當時在青島的姘夫俞啟威（黃敬）介紹秘密加入中共，到上海後“脫離組織”；被王世英等人從上海監獄裏營救出來仍未能被“恢複黨籍”，就是因為在監獄裏“表現不好”。
出獄之後，李雲鶴改頭換麵，取藝名藍蘋。此後，上海的報端一再披露有關藍蘋的花邊新聞，王世英全都曆曆在目。包括她與當時在上海的著名影評人唐納同居一年後，到杭州參加“集體婚禮”，但婚後不但仍與俞啟威保持聯係，甚至一度專程趕到北平與俞啟威又同居了個把月。深受感情刺激的康納殉情自殺，幸被救活。還包括江青在去延安之前，又曾為得到一部電影的角色而與這部電影的導演章泯同居，直接導致唐納第二次自殺未遂。惡名昭彰的藍蘋也因此，被當時雇用她的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解聘。等等。
抗戰全麵爆發之後，藍蘋晚於王世英抵達延安，進入延安的第一天在“西北旅社”暫住，登記姓名時，她即將名字改為江青，意為“青出於藍勝於藍”。至於毛澤東與江青同居之後禦賜她“江青”一名的說法，是不符合實際的。
已經有中共黨史文章考證說，藍蘋到延安的第一天就把自己的名字登記為江青，動機之一就是想掩蓋自己在上海“從影”期間的不光彩曆史。但這哪能逃得過中共當年在上海的特務頭子王世英的法眼。江青到延安幾個月後，即被從“文藝部門”調任軍委辦公室秘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照顧毛澤東起居（當時的毛夫人已經賭氣去了蘇聯）的消息傳到王世英的耳朵裏後，王世英即預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隨即找到了自己之前在上海中央特科的同事們，包括南漢宸、陳雷等人，告訴他們：一個在上海監獄裏試圖勾引獄卒的女戲子，現在正在“照顧黨的主要負責人毛澤東的起居”…….。
不日，延安又傳出了毛澤東已經和江青公開同居，並準備在政治局同意他與賀子珍離婚後就搞一次對江青“明媒正娶”的消息。一封對江青的揭發信被遞交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的手中，在揭發信上簽名的第一個是王世英，然後就是南漢宸和陳雷等。
這裏要特別介紹一下南漢宸和王世英之間的特殊關係。我們本專欄前麵播講的文章中，已經介紹過中共黨史資料記載有因為南漢宸當年在上海地下黨的老領導人周恩來在向毛澤東推薦南漢宸時，告訴了毛澤東南氏原籍是山西洪洞。所以毛澤東與南漢宸第一次見麵就打趣說，“洪洞縣裏沒好人”。但王世英在中共建政之後擔任山西省長期間的部下之一，多年前即告訴筆者說，延安時期給張聞天寫信揭發江青，力陳毛澤東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不應該和江青同居結婚之理由的王世英和南漢宸，是山西洪洞縣的老鄉。所以，毛澤東在讀過他們給張聞天的揭發信之後恨恨地說了一句，“洪洞縣裏確實沒有好人”。而當時的這封揭發信並不是張聞天交給毛澤東的，而是因為當時張聞天接到這封揭發信後即交給康生，要求他先調查清楚信中所言是否屬實。而康生則背著張聞天，把這封信給毛澤東看了。
日後的毛澤東之所以未對王世英和南漢宸施以報複，主要是因為他們說起來都是周恩來手下的國統區地下黨要員出身，而且先後又都打入了國民政府西北軍首領楊虎城的軍政集團內部，為毛澤東等人率領逃竄到陝西的中央紅軍在當地立足立下了汗馬功勞。也更因為當時，隻有南漢宸出任邊區財政廳長，才能靠與國統區的鴉片貿易讓延安邊區從衣不遮體、食不果腹變為“豐衣足食”……。
而在延安最高職務已經官至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的王世英，雖在中共建政之後中未被論功行賞，但還是給了他一個山西省長的位置。至於南漢宸，我們前麵播講過的文章中已經介紹了他是如何成為“新中國金融事業奠基人”的那段曆史。此外，他也還是“新中國外貿事業的奠基人”。此經曆說的是他在完成了“新中國的金融事業從無到有的艱巨任務”後，即於1952年負責籌建中共政權的國際貿易促進會並出任首任會長。當然從這之後，南漢宸所執掌的中共政權對蘇聯等“友好國家”的貿易往來內容，肯定已經不是以鴉片為主了。
這裏還需要再特別介紹一下，對中共政權來說早年功勳卓著，中共建政之後基本上是默默無聞的王世英曾有一個“黨內海瑞”的美稱。黨史文獻稱讚他是和中國曆史上海瑞一樣“不諂媚權貴，剛直不阿的好官”，理由有二：一是前麵已經介紹過的，他在延安牽頭力圖阻止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對江青的揭發信竟然被毛澤東本人讀到了；二是他在“文革”初被江青和康生親自下令嚴加迫害的逆境中，仍然還敢寫信繼續揭發康生和江青，並要求自己在中央保健委員會擔任禦醫總管的兒子王敏清把信交到周恩來手中。但最後，這封揭發信居然到了康生手裏。於是王世英被迫害致死，兒子王敏清也因此被趕出中南海，下放到一個條件非常惡劣的農場裏，勞動改造了整整七年。
同一時期的南漢宸同樣也是被康生下令關押，罪名是叛徒，毛主席身邊的內奸及“黨內大煙販子”。
當時，和南漢宸同樣也有“黨內大煙販子”罪名的還有賀龍。
正是“文革”爆發後的康生和江青，還有陳伯達等人，故意把中共在延安時經營鴉片貿易的部分內幕故意透露給了造反派，當然是隱瞞了這是當年毛澤東的親自決策的最重要的事實真相。
我們過去節目中介紹過的塔斯社記者、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彼得·弗拉基米若夫尤在他的《延安日記》裏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一二零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賀龍就是這個師的師長。當年在延安的中共政治局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後，這位莫斯科駐延安的特派員曾當麵問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
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隻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隻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
……”。
這位當年的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還在日後公開出版的日記中寫道：（延安時期的）中共政治局甚至批準，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國民黨）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賀龍的一二零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
這位當年莫斯科駐延安特派員在日記中還寫道：毛澤東同誌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誌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盡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當時的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直接供應的…….。”
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一次由南漢宸報告財經狀況的會議。從國統區投奔延安的著名作家蕭軍雖不是黨員和高幹，也應邀前去旁聽。他在日記中記載：南漢宸在報告中說：“為了錢，除開我個人沒有去搶人以外，幾乎什麽方法全做過了！”
南漢宸當時的這番口氣當然是表功式的炫耀，而蕭軍的反應則是：“聽了財政廳長報告邊區經濟狀況，甚至製作鴉片煙膏，我聽了很難過。”（卻原來）“革命的花是從最卑汙的糞壤裏開出來的”。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延安日記：“革命的花是從最卑汙的糞壤裏開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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