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4日晚，濟南公安發布了關於“阿裏女員工被侵害”一案的通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37條規定，認定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張某涉嫌強製猥褻罪。
通告一出，強製猥褻罪空降公眾討論的中心。輿論場上還出現了大談“反轉”的荒謬風向，有網友提出“女生咬定非自願，就可以說被強製猥褻”。
強製猥褻是什麽，與強奸有什麽不同？阿裏高管及合作商客戶侵害女員工的事件，是不是存在“反轉”？強奸的誣告率特別高，被指控者反而往往是受害者？
這些問題，我們努力在這一篇裏說明白。
01 什麽是強製猥褻罪？
強製猥褻，指的是《刑法》第237條所規定的“強製猥褻、侮辱罪”，即“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製猥褻他人或者侮辱婦女”。
一般情況下，強製猥褻罪的刑期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有行為人聚眾實施、在公共場所實施或者有其他惡劣情節的，則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刑法理論中，往往將構成犯罪的行為要素稱為“構成要件”。“構成要件”又被分為“主觀”和“客觀”兩個角度，主觀方麵指的是行為人希望實施的行為和所欲達成的後果，而客觀方麵指的是行為人實際實施的行為樣態、所造成的損害後果、行為和後果之間的因果關係等內容。
從主觀方麵來說，強製猥褻罪表現為故意，實施者通常有刺激或者滿足自身或者第二人的性欲的傾向，但不具有強行奸淫的目的。
從客觀方麵來說，強製猥褻罪是指以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製對他人實施摳摸、摟抱、玩弄生殖器官、用生殖器官頂擦他人等行為。
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關於強製猥褻罪中“強製”的認定包含了以下判斷標準：
通過證明行為人（加害人）采取了暴力、脅迫等手段，一旦行為人采取了這種手段，那麽當然可以推定被害人不同意；
被害人在行為當時有明確的反抗：這種反抗可能是語言上的拒絕，也可能是身體上的反抗，但必須是在行為當時或行為之前作出，如果事前同意，事後反悔，根本不能成立強製猥褻罪；
被害人處於法律推定的不具備同意能力的狀態，譬如醉酒、藥物麻醉等；
通過行為人事後的行為或自身陳述可以推斷出被害人的不同意。根據《刑事訴訟法》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公安機關對證據的審查應當遵循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如果沒有證據證明被害人當時處於不同意的狀態，那麽公安機關高概率不會將該行為評價為強製猥褻，也不會將該行為納入刑事立案範圍，同理，檢察院也可能不會起訴，法院不會判決被告人有罪。
從上述標準中可以看出，和強奸罪類似，強製猥褻罪的判定較為嚴苛，舉證也往往比較困難，而這正是性侵犯罪低報案率和低定罪率的重要因素。
目前，已有許多有關強製猥褻罪的判定先例。如在地鐵車廂內實施“鹹豬手”、一方提出分手後強製撫摸對方生殖器官、趁被害人處於醉酒狀態之際實施猥褻等，這些都屬於強製猥褻的範疇。
2015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將該罪的受害者從婦女擴展至“他人”，這意味著男性也可能在法律上成為強製猥褻罪的受害主體。當男性遭受強製猥褻時，也能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正當權利，這證明相關法律法規在發展中不斷完善。
02 沒有強奸犯罪證據≠反轉
警情通報一出，有人大呼“反轉”。隻因通報最後提到：沒有證據證明有強奸犯罪事實的發生。
其實，這一判定，可能與我國現有對強製猥褻罪和強奸罪的認定有關。
在強奸罪與強製猥褻罪的區分上，大陸法係（以德、日為代表）和英美法係（英國、美國、加拿大），多認為以性器插入他人口腔或肛門（通俗稱口交或肛交），或者以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性器、肛門也屬於強奸。
但在我國，上述情形都屬於“猥褻”而非“強奸”。
根據《刑法》，在客觀構成要件上，強奸與猥褻都是以滿足行為人性欲望而實施的行為。兩者的區別主要在於，對成年婦女的強奸既遂需要滿足“性器官插入”，猥褻的行為表征則主要分類兩類，一類是以親吻、撫摸等身體接觸方式完成的猥褻事實。另一類是強迫他人使用手、口進行性交的行為，或者用身體器官/工具插入對方性器官的行為，後者在多數國家也被認定為強奸。
此次案件中，警方以強製猥褻罪立案偵查，並在通報中表示“無證據證明存在強奸事實”，應該指沒有證據證明有性器官插入的實施。
然而，無構成強奸的證據，並不代表插入行為必然未發生。即使插入行為未發生，其他強製行為的發生也是既成事實。不能判定強奸罪而判定強製猥褻罪，絕不意味著反轉。
03 “性侵犯誣告率高，被指控的才是弱勢一方啊！”
爭論中，部分網民腦補出了被害人與張某或王某“事前同意，事後反悔”的劇情。
無獨有偶，每每有類似案件發生時，都會有一種聲音甚囂塵上：性侵類犯罪誣告率高，被指控的嫌犯（在此情境下，往往是男性），反而成為受害者，經受“社會性死亡”。
這種聲音，實屬無稽之談。
無論從統計結果還是從程序分析角度來看，這種論調都站不住腳。
首先，從國內外熟人作案率的比較來看。我國已定罪的熟人強奸案與陌生人強奸案比例約為1:1，與域外熟人作案比率較高的普遍性結論差距較大，有高可能性存在大量熟人犯罪未被刑事處罰。
其次，從對立案後定罪的比例來看。通過比對強奸案件立案數量和法院判決定罪數量，我國強奸立案後定罪的比率低於18.5%，對受害者合法權益的保護遠遠不足。
再次，有學者對507份強奸判決書進行統計後發現，有90%的強奸罪犯罪分子如實供述自己的罪刑，這當然並非是因為強奸罪犯罪分子更願意認罪伏法。
反而，恰恰是因為性侵犯罪的定罪主要依賴被告人的自認，不肯承認犯罪事實的強奸犯罪難以定罪，因此，在大多情況下無法進行最終的判決和製裁。
最後，域外結論顯示，強奸罪誣告比率並未顯著高於他罪。在美國的研究證明，隻有不到5%的強奸案是虛假的，其他案件的虛假報案率在2%左右。如果由女警察負責案件，強奸犯罪的虛假報案率會降低到2%，與其他案件持平。
這個數字不僅不能證明強奸罪誣告比率大，還恰恰應該引起我們對法律司法體製的思考：由誰、由什麽標準定義“誣告”？我們應該如何完善司法係統，使其對女性受害者更為友好？
罔顧強奸案取證難、立案難、定罪難的現狀，反而去質疑性侵犯罪受害者“水性楊花”、依靠性來欺詐玩弄男性、獲取社會資源的荒謬認知，久已有之。這種認知一日不破，則永遠可以包庇性侵犯罪者肆無忌憚地隱身之後。
它就像無形的手，操縱著輿論場上的“反轉”和再“反轉”。一次次的“反轉”，不僅不能廓清真相、保護受害者，反而將本應由犯罪者承受的懲罰轉變為對被害人的巨大壓力。
我們請求公眾慎用“反轉”一詞，對權力結構中的下位者報以更多的同理心，是為了建設一個對受害者維權更友好的社會。畢竟，一旦接受弱肉強食的設定，你我都會成為某種權力結構的下位者，也都可能成為那個哭告無門的受害者。
性暴力勾連著權力、痛苦和剝削。當巨獸屢次三番躍出深水時，我們要敢於砸爛它。
砸爛它，然後親手建立一個更自由、更親密的世界，一個理解、崇敬生命的尊嚴、權利和愛的世界。
法務指導丨對造律師 小格 伍妖叁
整理、寫作丨鴨鴨 胖頭
編輯丨餘涵萱 劉文利
排版丨Nana
視覺丨Nana
校對丨顏露懿
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 出品
參考文獻
[1]《刑法中的同意製度》；羅翔 ；雲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2]《強奸罪司法認定麵臨的問題及其對策》；田剛；《法商研究》；2020（2）；P168-182
[3]Julie A. Allison & Lawrence S. Wrightsman, Rape: The
Misunderstood Crime, Sage Publication(1993), P11.
[4]《刑法分論（第三版）》；朱建華主編；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強製猥褻是什麽？怎麽就被輿論場說成了“反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