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簡介：伍國，四川樂至人，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曆史係副教授，中國研究專業負責人，主要研究二十世紀中國人類學史及有關西南少數民族的政治和學術話語構建過程。本文原題為《中國英語學習的碎片化問題》。
前一段時間，一名在國內高校任教的朋友向我表達了對大學生實際英語能力的擔憂。他說，一些過了六級的學生連一段完整的自我陳述都寫不出來。我說，這可能就是我曾經也反思過的，英語學習“碎片化”和“題目”化問題。
其實，兩年前就有一個準備考研的年輕朋友把自己備考的英語學習資料拍下來發給我。令我吃驚的是，在這份輔導材料中充斥著大量以中文來表述的，非常抽象的英語語法術語，不斷要求學習者記住這些術語，然後填空，選擇，而目的就是得到“正確”的答案。有很多術語，很抱歉地說，我這個英語專業出身，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年，不間斷地進行英語閱讀和寫作的人也看不懂。
這種教學的最大問題不僅是忽視了語言作為交流工具和知識及思想載體的特質，更重要的是使學習者無法真切和完整地感受一個文本的意義和氣韻。即使能讀下一篇完整的文章，目的也是在一種無形的精神壓力之下，以一種支離破碎的方式盡快獲得一道道題目的“答案”，在需要自己表達的時候，也很可能湊不出語意連貫，邏輯清晰的段落。
學者和編輯家汪原放（1897-1980）的《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一書雖然在提及胡適的地方以及有關陳延年陳喬年兄弟之死的曆史細節處不盡精確或多有可以商榷之處，但其中提到民國時期英語學習的部分倒引起了我的興趣。
作者汪原放1913年17歲時跟隨叔父汪孟鄒赴上海辦書店，後來不僅參與編輯和書店經營，1936年後即獨立從事譯述工作，後總共翻譯文學作品9種。在書中他是這樣斷續地描述自己的英語學習經曆的：
“我在（上海的）青年會夜校學英文一共學了四年，1918年以後已經不上夜校了。可是還是堅持自習的，有時讀英文日報如《大陸報》等，有時又去買了英文的《林肯傳》，《佛蘭克林傳》和神話，童話，小說來自學。”（頁50）
以及“1926年1月15日。今天我在商務印書館買了幾本英文書。有一種是房龍（Van Loon）的《上古的人》”。
從這裏可以看出，在英語學習沒有被種種“考試”所控製和扭曲的年代，汪原放先生的經曆其實折射了一種正常其實也正確的學習方法。汪先生並沒有在所謂幼年黃金時期學英語的經曆，應該是17歲到了上海以後才開始學英語，但是，在四年的青年會夜校打下基本的詞匯和語法基礎之後，即開始了積極自學，而自學所的方法是直接進入英文原文的報刊，小說，傳記及各類著述並完整地，非功利地閱讀。也就是說，一旦突破了基本詞匯的語法的瓶頸，他對英文的進一步掌握是通過完整和大量的閱讀來實現的。這個閱讀過程不僅學習語言，也學習作者的文字表述和組織，以及思想表達。
亞東圖書館編輯所同仁合影(左起，前排：汪協如、汪乃剛、章希呂、程健行、餘昌之；後排：章近江、章誌金、章煥堂、汪原放、吳嗣民、周道謀)
按照現在的學習方法，假定汪原放要去“考研”，他可能根本沒有精力和時間真正沉浸到一個個英文經典著作文本及其連貫的文氣中，很可能隻能像前麵的例子裏那樣，死命做題，讀著一個個抽象枯燥的語法術語，而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像另一個例子裏那樣，過了六級，但寫不出一段完整的個人陳述。這是因為在長期的解題過程中，學習者會逐漸失去對語言的整全性和表達性的把握。
那個年代的人的英語學習沒有被做題和考試帶偏，結果不僅僅是能較完整地掌握語言本身，並且有效地用於交流，還可以在時間允許的情況下涉獵多種外語。如汪原放寫道，在獄中的陳獨秀“最後，他還開始學德文了。他原來懂日文，英文，法文的。”（頁165）1934年9月22日，陳獨秀致亞東圖書館信中用法語寫下《世界地理新詞典》的標題
Nouveau Dictionnaire de Geographic Universelle ， 並說“如有英譯本，那便更好。”
（頁167）外語，似乎從來沒有成為那一代知識分子頭疼的問題。
江寧地方法院候審室門前之陳獨秀（右）與彭述之
換一個角度，真正掌握中文的美國人又是怎麽學習的呢？美國人類學家，以分析中國區域市場和宏觀區域理論框架聞名學界的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 1925-2008）這樣回憶自己的中文學習經驗：
“可以說大概在我17歲左右時，我就開始對中國產生了興趣，那時我正要進入大學。當時我去的是一個位於加利福尼亞的很小的學校，叫幽泉學院(Deep
Spring
College)。這個學校當時沒有關於中國的課題，所以我當時是和一個語言學老師一同開始學中文。當時我就已經對中國有了一點興趣。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我大概隻在學校呆了一年多時間，就入伍加入美國海軍，也就是參戰了。在海軍服役期間，我被派到美國海軍的語言學校受訓，先是在科羅拉多大學(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後來又到了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受訓。我在那裏參加了一個18個月的中文課程，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有機會專心致誌地學習中文，這感覺很好。這是在1944年到1946年，我記得課程是在1946年3月結束的。課程結束後，我可以選擇留在海軍當一個情報官，這也是送我去受訓的目的，然後去中國進行相關的情報工作，也可以選擇離開海軍回到大學。我選了後一個，然後就退役了。”（王建民等，“從川西集鎮走出的中國學大師——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施堅雅(G.
W. Skinner) 教授專訪” ）
在我看來，施堅雅這段關於中國學習的回憶在學習中文的美國人中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是學中文的目的非常明確。和很多懂中文的美國人一樣，施堅雅是以從事外交，軍事，情報等最實際也高度政治化的工作為目標而掌握中文。事實上，直到今天，美國政府部門仍然會把對有此需要的員工的中文學習外包到專門的教育公司進行密集培訓——我的一名大學同學多年前就曾在這樣的學校任職過。這種學校也可以叫補習班，但是是一種目的明確，時間緊湊，方法得當的在職成人培訓。
施堅雅
第二，讓施堅雅真正受益的海軍語言學校的18個月集訓。盡管這18個月的集訓內容和教學方法並不清楚，因為不是訪談重點，但我們可以確定培訓班不會讓學員天天通過做選擇題來學中文。其實，即使在今天的美國高校，文科教授都盡量避免用“標準化”多項選擇來測試學生，而要求學生在考試時手寫答案，目的就是保證有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表達。用選擇題來考察學生，有時在美國人看來是教授自己偷懶的一種方式，因為這種方式無法真正幫助學生提高思維能力和表達能力。巧合的是，施堅雅和汪原放都是在17歲才開始學外語的。
美國人學外語的經曆其實和汪原放還有一個相通之處，就是注重自學。不論是源於需要還是基於興趣，美國人中自學外語也並不少見。我身邊就有同事的孩子因為迷上韓國流行文化（K-pop）完全自學韓國語，然後把自己的韓語對白錄下來放到網上的。這就是興趣和文化吸引的自然而強大的驅動力。我的一名從來沒有學過中文，在校時也無意選中文課的曆史係畢業生有意去中國發展，他告訴我他正在工作之餘使用一個語言學習軟件自學中文。這些例子都說明，隻要美國人目的明確，並且下了決心，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渠道學習外語，同時也進一步解答了美國人補習不補習這個問題。美國人可以完全不學外語——如果自己不認為必要，也可以全心投入自學外語，也可以完全因為工作需要接受密集培訓，但像中國那樣英語培訓遍地開花，高度依賴“培訓”，但全民英語水平反而在亞洲墊底的情況確實不會出現。
當然，語言學習是一個極其艱難和持久的過程，很難有人真正精通不是自己母語的外語，我自己也還在一個揣摩和積累的過程中。國內經過嚴謹的經學和古文獻訓練的學者如朱維錚很容易看出美國的某些漢學大師對中文文本的理解其實錯誤百出，連我自己的導師對晚清文人半文不白的文句的理解和英譯也大半望文生義。有一位在國內備受崇拜的美國人類學家在一篇文章中寫了漢字的錯別字，被我在一個學術交流網站私信指出，他在道謝之餘還用中文嘴硬一句：“老外寫錯字很常見！”令人絕倒。
不過，除了這些難以克服的障礙和困難，在不能停止的終身外語學習過程中，作為大規模測試手段的“題目”，“題型”，“正確答案”，以及過多的語法術語的確極大地扭曲和幹擾了語言學習的本質規律。我認為，因為過度做題和過度考試導致英語學習支離破碎是目前的一個嚴重問題。
英語學習應該回到更早時期，即汪原放，錢鍾書時代的模式，即在掌握基本詞匯和語法後直接進入文本或者實際交流狀態，完整地接受，完整地表達，尊重語言本身的連貫性和行文的內在邏輯，而不是把外語肢解為一道道題目，並注重在自學中自己領悟。如果慣性地以閱讀理解，選ABCD的方式，或者過度術語化的方式對待英語，既無審美，也不實用，再好的讀本可能都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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