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周（8月16日），阿富汗女導演薩赫熱·卡裏米(Sahraa
Karimi）在塔利班即將攻占喀布爾之際，發布視頻求助：“請為阿富汗祈禱，我再次呼喚，請不要沉默。”
8月22日她在推特發表文章稱，已在土耳其和烏克蘭政府協助下，與家人離開喀布爾抵達烏克蘭基輔。她在文章中表示，塔利班重掌政權將扼殺阿富汗電影藝術行業和女性權利，“他們不支持藝術、不重視文化，他們害怕受過教育、獨立的女性。《紐約客》雜誌刊登了她在離開喀布爾的飛機前後的情景。
Illustration by João Fazenda
《口述：從喀布爾起飛的航班》
兩周前，我們在喀布爾舉辦了一個先鋒短片電影節。當時有四百人在場。他們穿著牛仔褲、胸罩和T恤，就像歐洲藝術家一樣，穿著正常。人們笑著，唱著歌，抽著煙，看電影。那時我們不知道，幾天之內，一切都會突然崩潰。
薩赫熱·卡裏米舉辦的先鋒短片節活動籌備現場
這真的是很正常的生活：女孩們自由地走在街上，她們去咖啡館。喀布爾的美麗風景之一就是看著女孩們步行上學。她們的製服是一條白色的頭巾，裙子是黑色的。我總是說，我希望我們能永遠看到這幅景象，你知道嗎？
塔利班在其他像坎大哈（Kandahar）、馬紮裏沙裏夫（Mazar-i-Sharif）這樣的大城市，但他們不在喀布爾。我們以為我們的軍隊會保護我們。我們高呼著“真主至上，上帝是偉大的”（Allahu
akbar, God is great），隻是為了聲援他們對抗塔利班。我不相信塔利班真的會來。也許我太天真了，我不知道。
我今年三十七歲了，出生在喀布爾，在伊朗長大，移民到斯洛伐克學習。當我完成了電影製作的博士學位後，我決定回到阿富汗。我認為講述我自己國家的故事比在歐洲講述那些和我不太親近的故事要好。我的電影《喀布爾的女人們》（Hava，Maryam，Ayesha）講述了喀布爾三位女性的故事，在2019年的威尼斯電影節上放映。
星期天，我想去銀行取現金。我自己煮了咖啡並收拾了一下:
塗了口紅，穿了一件很短的裙子，打了輛出租車出門。交通情況很糟糕。在銀行我看到大約有五百人，其中大約有五十人是女性。你可以理解發生了一些事情:
銀行裏充滿了恐懼。櫃台的出納員說:
“沒有現金了，我們在等中央銀行給我們寄錢。”突然，槍聲四起。銀行經理告訴我，“塔利班就在城裏。他們包圍了我們。你該回家了。”他說:
“如果他們認識你，他們會殺了你的。”我在那裏很有名。他給我指了後門，我趕緊開始跑。
我跑到一半的時候，有一些人取笑我，尤其是那些男人:
“噢！阿富汗的電影導演在跑呢！她害怕塔利班！哈哈哈!”我很驚訝。有些女孩隻是在走路。我對她們說:
“你們為什麽還在走路？塔利班來了!”隨後她們也開始奔跑。
回到家，我望向窗外，一切都很平靜。不過，我還是說我要去機場。我和我的朋友Wanda Adamík
hrycová談過，她是斯洛伐克電影電視學院（ Slovak Film and Television
Academy,）的院長，她告訴我她會向烏克蘭政府尋求幫助。
我收拾了一些東西——衣服、
iPhone手機、牙刷和七本書。我盡量不去看我的那些畫，因為我知道我不能帶走它們。我把它們和我的藏書一起留下了，一個裏麵有三千部電影的硬盤，我所有的化妝品，還有四隻鳥。這一切都被我留下了。
我的表弟開著一輛黑色的美式皮卡來接我們去機場。十二個人，8個行李箱:
2個同事，我哥哥的家人。5個孩子，都是女孩——20歲，14歲，11歲，7歲，2歲。我告訴他們:
“你們將踏上一段非常有趣的旅程。你們要堅強一些。”我哭了。
在機場，有大量的人在等待航班。你可以從他們的臉上看出些東西:
他們很害怕。我們想趕上飛機，但是人們一直在往前擠。沒有人檢查護照。航班起飛了，我們沒能趕上。
我聯係了我的朋友Wanda，烏克蘭政府與土耳其政府進行了溝通，以確保會有另一架飛機。但在機場時，他們告訴我們，“已經沒有航班了。唯一的航班是給美國人的。”孩子們太累了。淩晨5點左右，土耳其政府來接我們，把我們帶到機場的軍事區域。我們看到了所有這些官員——幾乎所有的政府官員都在那裏！我們等了三個小時的飛機，然後又在登機後再機艙裏等了三個小時。外麵有一千人不讓飛機起飛。機場已經處於完全的開放狀態，因為在那裏工作的人員都離開了。在民用機場區域，人們擠在飛機的機翼、輪子和道路上。現在這是一張著名的照片了。
塔利班控製喀布爾後，喀布爾機場的俯拍圖
他們是普通人。美國部隊最終用一台大型機器—他們在戰爭中使用的一種武裝車輛把這些人趕了出去。他們隻是把人們趕出去。我們離開的第二天，就有三四個人被殺了，那些人也隻是想登上飛機。
離開的那一刻，我淚流滿麵。我愛阿富汗。在飛機上坐在我旁邊的是我的哥哥，他病得很重，驚恐發作，渾身都在顫抖。我抱著他。我看到我們的城市越來越遠，越來越遠。
薩赫熱·卡裏米
(Sahraa Karimi)
阿富汗領導學院（SOLA）創始人Shabana
Basij-Rasikh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段燒毀文件的視頻並寫道：“作為阿富汗唯一一所全女生寄宿學校的創始人，我燒掉學生的記錄不是為了抹掉她們，而是為了保護她們和她們的家人。我發表這一聲明主要是為了讓那些被我們燒毀記錄的學生的家人和支持我們安全的人感到放心。”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從喀布爾起飛的航班:阿富汗女導演的逃亡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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