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想到，2021年7月的最後一天，我們在寧夏銀川，撞上了有可能致命的新冠病毒。
我們住的酒店就在銀川機場邊上，緊鄰黃河。我住四樓，視線不錯。窗外，黃河水流平緩。酒店後院是一大片開闊地，三麵是磚牆，地上是瘋長的雜草與裸露的黃土。靠賓館牆邊停著一排轎車，一輛白底藍邊的吉普孤零零地停在不遠處的空地上，車門與引擎蓋上“社區警務”的字樣特別醒目。車旁站著一個胖子，穿著便服，背著雙手，麵朝賓館。我以為他在等人。
我不緊不慢地喝茶，在手機上瀏覽公號，還看了看奧運新聞。
七點半左右，我妻子發來一則新聞，標題是《銀川確診一例新冠肺炎病例，為成都確診病例的密切接觸者》。當讀到澤豐酒店、四樓409號房時，我腦袋嗡地熱起來。
原來，那輛寫有“社區警務”的吉普車正在執行任務，我們已經被隔離了。
中招了，而且是大招。一切都不可思議。銀川這麽大，酒店這麽多，為什麽我們恰恰會與確診者做出同樣的選擇！
我是杭州人，此前，我報名參加了一個叫《黃河計劃》的拍攝項目，我們一行11人在黃河中上遊已行走兩周了。7月30日中午，我們從內蒙古烏海出發，目的地是180公裏之外的寧夏銀川。晚上9點左右，我們到達銀川澤豐酒店，但沒有辦入住手續，而是在附近找了飯店先吃飯。回到酒店前台辦理入住時，已經是夜裏11點半了。
前台給我們辦理入住的是兩個中年男人，膚色黝黑，笨手笨腳，業務極為不熟，明顯是兩個生手。我在一邊嘀咕了一句：你們的服務員呢？他們沒有理我，我以為他們忙，沒有聽清我的話。事後看來，他們是故意避而不答。
進房後，我訂了國航8月1日中午飛杭州的機票。
但一晚上的時間，一切都變了。
很快，旅伴都知道了情況，大家第一反應便是憤怒與質疑：為什麽湖南來的張某某30號晚21：30就確診了，有關部門不對賓館采取任何措施，居然還允許我們在晚上23：30入住！
銀川衛健委在7月31日早晨7：02分發布的新聞稿是這樣說的：2021年7月30日21：30，銀川市根據相關省市協查函要求，組織對成都市確診病例密切接觸者張某某進行追蹤排查，核酸檢測陽性……
新聞稿中還有這樣的內容：（7月29日）20：20流調人員追蹤到人（當時張某某就在澤豐酒店），開展流調和相關處置措施，23：10轉運至集中隔離酒店。
這就意味著我們入住酒店時離張某某被隔離起碼超了24小時，為什麽他入住的酒店還能營業？而且，後來我們還了解到，我們入住時，酒店的老板及服務員已經被隔離了，在酒店前台工作的是老板的家人。
這些疑問加上未知的隱患與恐懼，憤怒是最本能的、最自然的反應。
一位旅伴在群裏上傳了一個電話錄音，一個女士給銀川疾控中心打電話，將我們共同的疑問拋出，對方的回答語焉不詳，先是說29日隻是流調，後又說確診後就很快做出了隔離措施……
一個普通的工作人員又能說些啥呢？即使他承認過失甚至道歉，又能改變什麽呢？
我失望至極。
1號回杭州的機票肯定要退了。
同行的張哥，比我們所有人都要倒黴。他住的409房，正是銀川確診病例張某某此前居住的房間。他入住時，距離張某某離開近30個小時。當他睡了一晚，第二天得知自己中大招的瞬間，張哥並沒有什麽感受，身體也沒有異樣。他當時想“怎麽都會有人上來消毒的吧”。
■ 7月31日，進入澤豐酒店的防疫人員。
他的窗戶正對著街道。很快，他看到當地政府派來了車，下來五六個人，他們開始穿防護服，戴口罩，戴護目鏡，大概用了半個小時，之後拿起消殺器材。
“我開始覺得，消毒的終於來了，可兩分鍾就走了。可能連門都沒進，更不要說上樓了”，張哥說。於是他給防疫部門打電話，“你們怎麽消殺都沒有上來？房間到底有沒有消殺過？”對方回答消殺過。
■ 緊急消殺中。
恐懼是慢慢襲來的。張哥開始找消毒液，自我拯救。大家在酒店倉庫裏麵發現了很多備用物資，包括洗衣液和84消毒液，於是就把消毒液兌水自己噴。“我把整個房間噴了一遍，又去倉庫裏找，把床單、墊子，能換的全換了一遍。”
後來，對門住的機場地勤告訴張哥，409房確實消殺過，他親眼所見，但這依然無法打消張哥的顧慮，他想到換房。而此時，酒店一個服務員也沒有，前一天給我們辦入住的兩個“生手”據說也被帶走隔離了。
■ 張哥在409號房間前。
一切隻得自己想辦法。我想起前一個晚上入住時，408、410的門是開著的，就將這一信息告訴了張哥。他馬上去看了，結果發現兩個房間都住著客人，說是7月31日淩晨1點多才入住的——他們基本上是踩著分數線被錄取的，是比我們更倒黴的倒黴蛋了。
張哥查看了四樓所有房間，都客滿。最後還是我們帶隊的李老師想出了辦法，讓同行的兩個女士合住，騰出的那間讓張哥搬進去。
接下來是吃的問題。剛開始，當地先給我們每人準備了一盒方便麵。後來，就送快餐。他們將吃的放在酒店門口，我們派兩人下去拿，回來放在走廊路上，大家各自出來拿。吃不飽的，就去酒店冰箱翻，有什麽就拿什麽。水和火腿腸、方便麵都拿光了。酒店桌子底下的一個西瓜也被我們拿來分掉了，沒刀切，就用手掰的。
根據登記表上的人員統計，酒店隻剩下最後的35個房客。這個酒店就仿佛成了35人自家的酒店。要水，自己去一樓的冰箱裏取；要換床單就自己去倉庫找。
我們出不了大門，在走廊三五成群。有人提出，既然這個酒店有隱患，應該把我們馬上轉移到另外的酒店集中隔離呀。
但無人告知。
31號中午，敲響我房門的是三個穿著防護衣的人。
她們說是臨河鎮（銀川靈武市下轄的一個鎮）疾控中心的，來做核酸檢測。
靠近電梯口的幾位旅伴先被取樣，他們在群裏告訴大家，最好拿把椅子到門口，坐在椅子上比較好受些。否則，站在那兒鼻子朝天，頭得使勁往後仰，取樣人員個子矮，得踮起腳尖捅棉簽，人站不穩，極易捅傷鼻孔。
我於是搬了椅子，早早地候在門口。這些鎮上的醫務人員也許是第一次實操，盡管那棉簽看上去極為細小，但硬生生捅進去之後，感覺鼻孔就要被撐破似的。采樣的護士可能覺得捅得還不夠深，采的樣還不保險，於是將棉簽旋轉著攪了攪——馬上有一般腥熱的細流從鼻腔湧入喉嚨，眼淚一下冒了出來。
■ 鼻拭子取樣。
我知道鼻子一定被捅出血了。
最初的慌亂已過，接下來的一切盡是未知。想午睡片刻，也始終合不上眼。索性打開電視，先是奧運會舉重比賽，然後是女子羽毛球半決賽，何冰嬌與陳雨菲爭奪一個決賽名額。也許是心情索然之故，對奧運會也提不起興致。
下午5點左右，房門再被敲開，又是兩個穿著防護衣的工作人員，說是臨河疾控中心的，來對房間環境采樣。她們在房間裏足足轉悠了十來分鍾，桌子、床、床頭櫃、遙控器、衛生間等分別采了樣。其中一個工作人員說，當天上午有一個遊客，都已經進入機場了，看距離登機的時間還早，就溜出機場到附近的小店裏吃了碗麵條，結果戲劇性地就成了密接者，被集中隔離了。
我問她們，我算是密接者、次密接者、還是風險人員，對我們會采取怎樣的措施，她們都搖搖頭，異口同聲說這要問領導。
窗外的夜色在等待中悄然彌漫開來，後院警車的頂燈開始閃爍。10個小時過去了，隻接到了兩個疾控中心打來的核實信息的電話。網上說，一般核酸檢測四五個小時就會有結果，但七八個小時過去了，一點消息也沒有。我自己在支付寶上查了，也沒有結果。
8月1日中午11點半左右，疾控人員來做核酸采樣，這次隻做了一個鼻拭子。
晚餐還是老壇酸菜麵。盡管已是今天的第三碗了，我還是將最後的湯湯水水全部喝了下去。今天全賓館的人都得轉移到醫學隔離點。
看完晚間的奧運會比賽，我開始整理行李。12點左右，和衣而臥。淩晨1點29分，接我們的車來了。到一樓，白天停在酒店前的那輛警車已經不見了。
■ 8月1日晚，我們從澤豐酒店轉移到隔離酒店。
■ 當晚，我們轉移所用的急救車。
一輛醫院的急救專用車停在賓館門口的大路上，車頂的藍色警示燈閃爍不停。坐上四個人，再堆上四個旅行箱之後，車內幾乎沒有多餘的空間。如果在賓館就地隔離的這些人有感染，那麽這輛已經來回擺渡七八次的車，風險很大。
■ 隔離酒店門前豎著“暫停營業”的紅牌子，裏麵的工作人員全副武裝。
■ 隔離酒店前台。
10多分鍾之後，我們到了靈武市凱悅國際大酒店。
在酒店大廳，又排隊登記了兩遍信息，一處是疾控的，一個是酒店的，這也是隔離兩天來第四次登記信息了。
■ 酒店門縫塞進的一封“入住信”。
8月4日一早，看到消息，銀川市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揮部辦公室發布通告《銀川1例外省輸入確診病例，基因測序結果為德爾塔變異株》。通告還披露，圍繞疫情處置，共追蹤排查管理病例的密切接觸者149人，次密切接觸者972人，重點風險監測人員16236人，已對上述人員完成三輪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怪不得昨天一早工作人員還跟我們說，已經做了三次核酸的暫時不用做了，但下午還是再次前來取樣。這無疑是在明確了這一病例是感染德爾塔變異株之後增加的措施。
5日下午，又有了新情況。新聞稱：8月5日7時至8月5日15時，內蒙古自治區海拉爾報告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例。該患者6月8日因公到阿拉善盟左旗參加培訓50天，7月28日銀川返程，期間入住銀川豐澤酒店，與南京關聯確診病例同住在同一樓層，7月29日經北京中轉返回海拉爾區。8月5日經專家會診，結合發熱、咳嗽、咽痛等臨床症狀和實驗室檢測結果，診斷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雖然這則公告將澤豐誤寫成了豐澤，將湖南的關聯病例寫成了南京，但我們一看就知道，豐澤就是澤豐，同一樓層就是四樓，他是湖南的張某某的密接者。
這條信息無疑讓大夥這幾天稍稍安定的心情又起波瀾。這不僅印證了病毒極強的傳染力，而且說明我們去入住時，這個賓館至少已埋著兩顆雷。
我們隻能在群裏互相安慰，他們離開與我們入住畢竟相隔三十個多個小時，況且我們大家6次的核酸檢測全都是陰性。
入夜的時候傳來消息，海拉爾的確診病人入住的房間是418。而我們一行人裏那天入住418的是Amy，一個高中剛畢業來參加社會實踐的小女孩。
在澤豐酒店時，Amy接到防疫人員的電話最多，問的問題也多，和我們其他人不一樣。比如說，幾點鍾到哪兒？見過誰？身體有什麽異樣？坐電梯時是幾個人？進房間有沒有人陪同？這樣的“特殊關照”，讓Amy失眠了。
8月2日下午測體溫時，工作人員要求我掃個碼，我以為要付錢，就說不是說隔離期間住宿與餐食免費麽！他吼了一聲，入群。群名為“凱悅隔離群”，裏麵有隔離者、酒店工作人員、醫護人員和與公安人員，顯示共有128人。
大家都在群裏忙著購物接龍，要什麽東西的都有，餐巾紙、洗發水、燒雞、啤酒、醬牛肉、衛生巾、指甲鉗……越寫越多，越寫越細，這讓負責物品傳送的工作人員失去了耐心。一個群名為公安的人終於在群裏扔出狠話：你們是被隔離的，不是來度假的，有的問題請克服一下，工作人員穿防護服工作不容易，我們也不是送貨的。
購物接龍在混亂中叫停了。一個小時後，群裏發布了一個公告：經領導同意，現決定每周二上午9-12時、下午3-6時可以叫外賣，由工作人員統一送到房間，其餘時間一概不管！
我猜那位“天高雲淡”是這個隔離群的NO.1，主要是從他說話的時機與內容上得出的結論。當隔離者因疲勞、委屈、煩躁在群裏渲泄情緒時，他在群裏打油：留觀隔離不可怕，病毒感染才危險，遵守紀律十四天，全身而回合家歡。當有人提建議說，送早餐時請工作人員不要野蠻敲門，因為很多習慣晚睡的人睡得正香呢！這位領導不正麵回答，繼續打油：疫情無情人有情，大控大防有大愛，國家有難事情大，咱們委屈算個啥。看上去一團和氣，以虛擊實，化有形於無形，讓人佩服。但當發現隔離者出門走動甚至下樓時，他迅速發了一條題為《瞞報、亂跑、造謠……疫情期間統統要負法律責任》的通告，原則問題上決不打油。
■ 隔離的日子裏，冰潔買了盤子，將水果精心擺盤，將塑料盒子裏的食物盛在盤子裏再用餐，總有人能把陰霾一樣的日子過成詩。
■ 工作人員承擔了外賣和快遞的最後一棒。
相比而言，幾位公安兄弟最辛苦，底氣最足、嗓門最大、口氣也是最硬的。他們名義上是擔任警戒任務，實際是接快遞小哥的最後一棒。特別是每周二，外購的量特很大，從一樓大堂送到每個房間的工作都由他們來完成。加上穿的是笨重不透氣的防護服，我估計心裏的怨氣比我們大，當然這僅是我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一天，居然又有人不知是到走廊溜達還是出門倒垃圾，把自己反鎖在走廊外了，打電話求救。公安兄弟在群裏厲色疾言：誰不願意呆在房間，想去籠子裏住的，你給我打電話，我保證幫你辦到。嚇得我再也不敢跨出房門半步。
有一個隔離者在群裏連發幾條同樣內容的微信：我們不是埋怨誰，我們從31號到現在沒有一位官方領導出來安撫我們一下，在澤豐酒店的兩天裏，所有的官方人員都不進樓，連個微信都不敢加，經過我們的再三“乞討”才給我們弄了36盒方便麵。官方人員一問三不知，難道我們就不應該有知情權嗎？
此刻，挺身而出的不是工作人員，而是當地的隔離者：你好，外地朋友！不要站在高處指責，這幾天你們無理取鬧，非常時期，還條件不少！至少靈武人這幾天把你們當一家人看，沒兩樣對待，盡最大努力滿足你們，知足吧！
■ 8月13日下午5時許，銀川河東國際機場航站樓，商鋪全部停業關門。
8月13日，隔離的第14天，我們終於收到了解除隔離的通知。但女孩Amy要留下，繼續隔離
6天，因為此前住418號房的內蒙古病例5號才確診。得知這一消息，她哭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媽媽從外地趕來，總算讓Amy安下心來。
等隔離結束，Amy就該上大學了。我們，還要各自居家隔離7天。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確診病例被隔離24小時後，我住進了他之前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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