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你為什麽不願意打疫苗？
四川江安縣58歲的肺癌患者劉賢倫，在經當地村幹部反複動員之後，終於接種了新冠疫苗。原本他正在進行的免疫治療方案，如今已被主治醫生暫停，因為他本不該打疫苗，現在事已至此，隻能先停藥觀察。事後，村支書否認曾強製或動員他打疫苗，說劉賢倫隱瞞了自己的病情，“是他自己想打的。”
從網上的反應看，人們普遍都不相信這位村支書的說法，因為強製打疫苗的動員，在各地基層正有愈演愈烈之勢。最新引人側目的一例是河南正陽縣，當地規定中小學生開學報名時采取“1+6+N”形式，即每名學生入學報到時，必須持有父母（監護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及其共同居住的近親屬新冠疫苗接種證明，否則將不予接收或暫緩入校。
雖然不少人重申根據《疫苗管理法》，居民沒有法律義務接種新冠疫苗這樣的二類疫苗，須遵循“知情同意自願”的基本原則，然而正如我此前在《疫苗接種：“自願”的困境》一文中分析過的，聽憑“自願”是無法快速完成接種率指標的。
正因此，各地才出現那麽多五花八門的強製措施，因為對各級官員們來說，要達成治理任務，就隻能依靠非正式手段。對國內社會現實稍有所知的人，對出現這樣的事都不會感到意外，甚至連出事後“自願”被用作卸責的理由都不奇怪。
在這樣的事例中，輿論關注的焦點是“強製打疫苗”本身，但似乎很少有人關注另一個問題：人們為什麽不願意打疫苗？
我沒看到過相關的調研報告，僅就自己周圍和網上的發言來看，除了那些遵照醫囑不適合接種疫苗的情況之外，大抵有以下幾種原因：
害怕自己出現接種反應，即安全性問題（“打死了怎麽辦”）；
擔心國產疫苗的有效性（“如果是輝瑞的就打”）；
等待更好的接種方法（“會有霧化疫苗，到時就不用打兩針了”）；
沒有緊迫感（“我現在不打疫苗也好好的”）。
值得注意的是：國內極少有人像美國的反疫苗派那樣，出於某種理念堅決不接種任何疫苗，更無人基於宗教或反科學的原因反對疫苗。美國的“自由意誌論者”甚至寧可冒著感染病毒致死的風險，也不願被強製打疫苗，這在中國絕對是異類。網上流傳的諸多疫苗陰謀論，在國內也沒什麽市場。
在中國沒有這麽激進的自由意誌論者，科學主義也深入人心得多，因而國內這些乍看上去“不願意打疫苗”的，大抵都是“有條件願意”——他們其實願意打疫苗，但得滿足他們提出的一些條件，打消顧慮，他們才能接受。
這可以說是一種更謹慎、理性的態度，他們往往還覺得“晚打會比早打好”，因為疫苗也會不斷改進，早打的無異於當小白鼠，甚至連激勵你打疫苗的物質獎勵，晚打說不定都更好。諷刺的是，正因為國內不斷“動態清零”，讓很多人有了安全感，更覺沒必要再“冒險”去打一個尚未被證明足夠好的疫苗。
如果是這樣，那這其實可以分解為不同的技術問題，特別是如何加快研究更安全、更有效的疫苗，推出更好的接種方法，同時以專家科普、公益廣告等形式，盡可能地讓人們打消疑慮，強調緊迫性，提升接種率——因為人們並不是完全不願意打，隻是要在滿足他們的條件時才願意。
不過，這不僅需要時間去研發新技術、需要複雜的說服技巧，而且即便做到了這些，仍不能保證人們就都願意了——原因之一是，人們永遠都會覺得有更好的疫苗和接種方法，而且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完全打消所有人的顧慮。在日本，據說使盡了各種方法之後，現階段自願接種疫苗的比例也仍不到80%；美國一些極端推崇個人自由選擇的地區，甚至連醫務人員的接種率都不到50%。
或許也是出於無奈，美國也出現了變相的強製打疫苗措施：達美航空首席執行官Ed
Bastian前天（8月25日）通知員工，自11月1日起，仍未接種新冠疫苗的員工，其醫療保險費將每月增加200美元，理由是越來越多的病例與“非常具有攻擊性”的變種病毒有關，而員工一旦感染新冠，平均住院費高達5萬美元，因而附加的200美元保險費對於解決不接種疫苗員工給公司帶來的財務風險是必要的。
這是美國第一家征收罰款以鼓勵員工取得疫苗保護的大型公司，該公司現已有75%的員工接種疫苗，目標責是實現完全接種。未接種新冠疫苗的員工還將麵臨其他限製，包括立即生效的室內口罩規定和從9月12日開始的每周新冠檢測。
達美航空之所以第一個吃螃蟹，當然也是因為德爾塔毒株等傳播路線所表明的，航空公司處於病毒流行的第一線，尤其需要小心。盡管如此，這種變相強製至少仍然給出了心理準備時間（兩個月，甚至跳槽都來得及），並且，實在不願意的人仍然有選擇：每月多交點錢就是了。
美國也有強製打疫苗的——那是在軍隊係統。也是在8月25日，美國國防部長Lloyd
Austin簽署一份備忘錄，下令所有軍職人員“立即開始”接種新冠疫苗，而目前仍有約80萬現役軍人、國民警衛隊和預備役部隊的服役人員尚未接種。當然，軍中想必不會有那麽多不適合接種的老弱，它的指令係統又使命令能快速下達。
網上調侃國內打疫苗落實過程中的層層加碼
對比一下就可看出，國內當下的種種動員打疫苗的措施，大體上既沒有做細致的分類，也沒有運用複雜的說服技巧，更沒有預留心理調適時間和個人選項，而具有強烈的行政動員色彩。
單就完成接種率來說，這種做法最大的好處當然是成本夠低、完成得夠快，往往接種率還高，因為基層幹部哪怕不懂疫苗知識、沒有專業的說服技巧，照樣可以執行，並且馬上就做。他們也不需要給你留時間、留選擇，何必呢？夜長夢多，明天就去把疫苗打了吧！
然而，在這裏，壞處和好處正是一體兩麵：這樣的“快速見效”，正是建立在不加區分地粗暴對待人們具體需求和意願這一基礎上的。因為在這樣的治理邏輯之下，分辨人們為什麽不願意打疫苗並無意義——反正不管你願不願意，你都得打。
當然，國內之所以出現這樣普遍的強製打疫苗現象，說到底恐怕也是因為，那些“有條件的自願”，在現有條件下是難以滿足的——如果你擔心國產疫苗的有效性，那基層幹部也沒辦法幫你解決，但他卻又要你完成接種，到這一步，就隻剩下權力和意誌的對抗了。
這裏麵真正的問題，並不是做法粗暴，而是個人意願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滿足。乍看起來，這似乎是討價還價的博弈問題，但究其本質，則是一個社會的價值排序：是看重個人權利，還是集體安全？又能否在得到安全的同時，兼顧個人權利？這恐怕才是最難回答的問題。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在中國，真的可以“自願”打疫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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