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印度記者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信息稱，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已經關閉，音樂家被威脅停止表演。這一切源於塔利班發言人宣布禁止在公共場所播放音樂。
據報道，當地時間周三，塔利班發言人紮比胡拉·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hid)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提到在公共場合播放音樂的問題，他說：“音樂在伊斯蘭教中是被禁止的。我們希望能勸說人們不要做這種事情，而不是對他們施加壓力。”
穆賈希德被看作是塔利班政府信息和文化部部長的候選人。
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在阿富汗執政時，塔利班禁止了幾乎所有的音樂，認為這是一種罪惡。
眼下，這個政策似乎對一些宗教樂曲例外。目前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期間，阿富汗電台和電視台一直隻播放伊斯蘭歌曲。
美國新聞周刊注意到了這個變化，但尚不清楚這一改變是由塔利班下令的，還是電視台為了避免與新政權發生衝突，而自願作出的決定。
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如今大門緊閉，音樂學院的學生、教師和教職員工都待在家裏，“音樂學院陷入了沉默”。
2010年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的學生在課堂上練習大提琴（圖片來源：NPR）
2010年，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在資助中成立。從此，這所學校一直被認為阿富汗身份變化的象征。這裏培訓了數百名年輕藝術家，其中許多是孤兒和街頭小販。從這裏走出了一批畢業生通過獎學金得到去美國學習音樂的機會，這些人當中就有知名鋼琴演奏家Elham
Fanoos。
他們甚至組建了一支全女性樂團Zohra管弦樂團，在阿富汗和國外廣泛演出，享有廣泛聲譽。
但如今，這支令所有人驕傲的女性樂團，麵臨解散的危機。
民族音樂學家艾哈邁德·薩爾馬斯特（Ahmad
Sarmast）是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的創始人和院長。他對塔利班對音樂的態度持反感意見。
2012年，阿富汗青年音樂家在喀布爾表演（圖片來源：路透社）
長期以來，在阿富汗製作音樂一直是項冒險的工作。多年來，音樂家們受到威脅、綁架或殺害。
2014年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的一場音樂會上，坐在薩馬斯特後麵的一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引爆自己，造成兩人死亡，多人受傷。薩馬斯特一度失去聽力，最後通過手術去除頭部和身體的彈片。“幸運的是，沒有學生受傷。”他說，“但他們在這次轟炸中受到的創傷，可能會伴隨他們一生。”
如今，這些音樂家們再一次麵臨這樣的威脅，不得不躲在家裏，麵對前途坎坷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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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利班掌權 阿富汗女性恐慌:沒有罩袍 得裹床單出門
阿富汗曾被列為對世界上女性最不友好的國家。1996—2001年，在塔利班掌權時期，女性便是最低等的存在：她們被禁止獨自外出、就業和上學；在公開場合，她們須身著“布卡”，一種包裹全身，隻留眼睛縫隙的長袍。
她們同時還麵臨更高級別的律條審判：婦女如有傷風化行為，會接受鞭笞；情節嚴重者，如偷情，則麵臨被處死。
二十年後，塔利班卷土重來，當權者則反複向外界釋放善意信號，尤其在對待女性的議題上。新聞發布會上，發言人強調，女性將被允許接受高等教育和就業。私營電視台女主播還獲準與塔利班官員來了一次直播連訪。
一切的跡象都像在告訴外界：今時的塔利班變得溫和、現代化。喀布爾人阿茲茲對勿以類拒表示，截止到目前，“塔利班表現得很不錯”，給城市帶來了難得的和平。
阿茲茲認識當地最大公立醫院的負責人，後者對他透露，塔利班進城後每天因襲擊、暴亂送往醫院的人基本為零，這與過去每天幾十例相比，“顯得很不可思議”。
但阿富汗首都敘事的另一麵是，多數人仍不敢出門，哪怕塔利班一直在鼓勵市民放心外出工作。阿茲茲傳過來的幾段視頻都顯示，喀布爾的街頭平靜緩慢，汽車馬達的嘈雜占據著城市的熱鬧。隻是，走在街上那些騎著摩托車、出門購物的人，近乎為清一色的男性。
還有女性活在擔心被清算的恐懼之中。阿富汗殘疾女運動員紮基婭·胡達迪便是其中一位，她通過阿富汗選手團團長找了多家媒體求助，中國的記者也收到了求助消息。她是阿富汗史上第一位出征殘奧會的女性，本該啟程前往8月24日開幕的東京殘奧會。塔利班接管以後，她滯留在喀布爾的親戚家裏，不敢露麵，也找不到飛往東京的辦法。
來自遠方的哭聲充斥社交網絡。8月13日，塔利班還未全麵掌權，一名23歲阿富汗女孩上傳自拍視頻哭訴：“無人在意我們，因為我們來自阿富汗。阿富汗會在曆史上慢慢死去。”當地人卡卡爾表示，母親有一次帶她出門買雪糕，因露出臉部而遭受鞭刑，她擔心，“若塔利班重新掌權，我們將回到那種黑暗的日子”。
悲觀、絕望、樂觀、頑強等諸多元素充斥在不同阿富汗女性身上，政權的更迭如同穿戴在阿富汗女性身上的布卡，將她們與世界的一切連結，蒙上了紗。
粉紅的女人
在塔利班重建政權的風雲變幻之際，阿富汗女性的聲音通過各國媒體的報道，傳遞給了全世界。
“我不能再大聲笑，不能再聽我最喜歡的歌，不能再在我最喜歡的咖啡館和朋友見麵，不能再穿我最喜歡的黃色連衣裙、塗粉色口紅。”得知塔利班進城以後，來自喀布爾大學的女學生巴亞說道。
今年11月，巴亞將從全阿富汗排名第二的大學畢業——學費全靠自己編織毛毯攢下。但如今，出於對新政權的恐慌，她選擇盡可能隱藏過去24年獲得所有的學曆證書、文憑。“這刻的自己好像要用一把火，將這24年努力獲取的成就燒掉。”
(2010年，從喀布爾大學語言文學係畢業的女性)
8月15日，準備去大學上課的巴亞，看見一群女生從宿舍區向外跑。
“其中一個同學告訴我，警察正在宿舍疏散學生，因為塔利班已經抵達首都喀布爾，他們會毆打沒穿罩袍的女性。”而據巴亞透露，被疏散的女孩們都想回家，但隨後發現，公共交通的司機不敢搭載女性。
巴亞還有一位同樣接受過教育，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姐姐，她是受公共交通係統停滯影響的人。由於司機不敢搭載女性，她步行了幾公裏才回到家，“當離開辦公桌時，我淚流滿麵地跟我的同事說再見，因為意識到今天將是我最後一天上班。”
(巴亞的來信【截圖自“與此同時”公眾號】）
接受英媒訪問時，巴亞回憶起了一個細節，她還在這兩天接收到來自異性的挑釁。在喀布爾大學附近，站在街邊的男人們有的開始嘲笑女性，“去穿上你的罩袍”。還有一位說：“這是你能在街上獨自出行的最後一天。”
類似的情節發生在塔利班接管阿富汗各大疆域之時，采取的限製措施似乎與二十年前無異。在阿富汗第二大城市、塔利班“發家地”地坎大哈，有目擊者見證，塔利班士兵走入銀行，驅逐在其中上班的女職工，持槍的塔利班人員禁止她們今後再上班，並稱其男性親屬將來可以取替工作崗位。
對身處城市的現代女性，塔利班展現了客氣和溫和的一麵。據美國媒體報道，在7月塔利班迅速推進，占領了阿富汗北部法利亞布省。在一個名叫納吉亞的小村莊，塔利班人員敲響了其中一家人的門，屋內是一名45歲的婦女以及四個孩子。
25歲的女兒馬尼紮回憶，7月12日，塔利班戰士向其母親征討食物，“我母親告訴他們，‘我很窮，我怎麽給你們做飯？’”這樣的回應招致塔利班戰士用AK47步槍的毆打。目擊全程的馬尼紮大喊讓戰士們停下來，“他們停頓了一會兒，然後向隔壁房間扔了一顆手榴彈，並在火焰蔓延時逃走了”。
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因被毆打而死亡，塔利班則對此否認。而目擊者和當地官員均證實，一名婦女當天死亡，她的家也被燒毀。
一位目擊的鄰居說，納吉亞村的許多婦女是阿富汗政府兵的遺孀——以賣牛奶為生。但塔利班 “不允許這樣做”。
她不乏擔心地表示，“我們家裏沒有男人，我們該怎麽辦？我們想要學校、診所和自由，就像其他地方的婦女、男人和普通人一樣。”
求救的女人
“她們躲起來了。”
“她們害怕隨時有人敲門。
阿富汗前女足隊長、已於2016年前往丹麥的哈利達·波帕爾形容現役隊員的狀態。
在一個不鼓勵女性拋頭露麵，尤其是參與男性競技項目的國度，2007年，阿富汗有了一支在國際足聯167個參賽國中排名152名的女足。排名很末尾，問題是，隨著塔利班的接管，第152名的隊伍，可能會消失不見。
（2014年，在第三屆南亞女足錦標賽上，阿富汗女足與孟加拉女足賽前合影，圖片來自人民網）
“她們中的大多數人都離開了家，去找親戚躲起來——家附近的鄰居知道她們是球員。她們感到很害怕，塔利班已經接管了阿富汗，正四處走動，製造恐懼。”波帕爾說，她接到了多位女足隊員的語音求助，裏麵充滿啜泣聲，都在擔憂球員身份給自己和家人帶來危險。
作為阿富汗第一批女足隊員，波帕爾曾經受多次死亡威脅，也許因為是她曾接受國家電視台采訪時，將塔利班稱為“永恒的敵人”。來自塔利班的威脅伴隨著她退役，再到她2011年擔任阿富汗足協的主管，最後她於2016年選擇離開阿富汗。
1996年，塔利班接管首都喀布爾時，她隨父母共同逃離生長的國土。2001年，已是青少年的她返回阿富汗，住在巴基斯坦難民營裏。也是從那時起，“我將足球作為賦予婦女和女孩權利的工具。”
（這些婦女都曾有過自己的工作，塔利班掌權後，她們隻能留在家裏【照片拍攝於2000年5月】）
二十年後，悲觀情緒籠罩阿富汗女足隊，“今天我打電話告訴她們，為了人身安全，在社交媒體上刪除她們的身份，刪除照片。我甚至告訴她們，燒毀你的國家隊製服。”波帕爾說。
同樣的困境發生在阿富汗跆拳道運動員紮基婭·胡達迪身上，但她的求助更加迫切。8月24日，東京殘奧會就要開幕。缺少一隻手臂的胡達迪很早便從西部城市赫拉特市來到首都喀布爾，準備飛往東京。
24歲的胡達迪是阿富汗第一位獲得奧運會資格的女性殘疾運動員，在2016年因贏得非洲國際殘疾人跆拳道錦標賽一舉成名。她受阿富汗傳奇人物、唯一奧運獎牌得主魯胡拉·尼帕伊的影響，從2009年起自學跆拳道——訓練場所通常在自己家的後院。
（阿富汗殘奧會首位女性運動員紮基婭·胡達迪）
阿富汗殘奧代表團長薩迪奇形容：“我們本來打算用她作為其他女運動員的榜樣，特別是殘疾運動員，如果她能夠做到，你也可以。”
即將出征奧運會之際，連薩迪奇都快聯係不上胡達迪——後者躲在喀布爾親戚的十口之家，手機的信號忽強忽弱，儲蓄的食物也快吃盡。飛往東京的計劃，也隨著塔利班的進城夭折了。
“可惜奇跡沒有發生”，他說，“50年、20年後我們又回到原點”“現在我隻能想到她們的世界再次破碎，我看不到希望”。
在8月17日與胡達迪斷斷續續的語音訊息中，薩迪奇聽清了對麵的核心意思——“她非常害怕出門，害怕被認出是殘疾人運動員”。
但她堅持不斷對外發出求助，給多國媒體記者發了文字消息——“我請求你們所有人，我是一名阿富汗婦女，並代表所有阿富汗婦女。我的願望是參加2020年東京殘奧會，請握住我的手，幫助我！我為到達這裏付出了很多努力，這本身就是一項偉大的成就，不能掉以輕心。我不希望我的奮鬥白費，幫我！”
薩迪奇說，胡蘭迪沒有放棄參賽的希望。
恐慌的人
盡管目前來看，曾經的擔憂似乎是杞人憂天。
可是在現實裏，當地女性躲避、抗擊塔利班的聲浪仍然如浪潮般湧來。人心對塔利班的恐懼與威脅，就像在麵臨膝跳反射的測試時，脊髓通向大腦的神經早就衝動傳遞大腦，無可避免地感到自己被叩擊了一樣。
（阿富汗街頭塗鴉女畫家Shamsia Hassani畫的阿富汗女性）
首都喀布爾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女孩說，她家隻有兩件布卡，由她、姐姐和母親一起分享。“如果情況惡化，我們沒有罩袍，我們就得找一條床單或其他東西，變成包裹住身體的圍巾。”
布卡很長，是一種拖地的罩袍，將女孩從頭到腳包裹得嚴嚴實實。穿上布卡以後，臉部隻有眼睛處能與外界空氣接觸——一層紗網在人的雙目麵前，小方格將光投射進眼球。據報道，這樣的衣服在塔利班奪權後，市場價格激增了10倍多。
（穿著布卡的婦女）
女性的恐懼，還來自於種種無形的壓力。
一位曾在喀布爾工作的駐站記者法拉赫納茲-福羅坦(Farahnaz Forotan)在發現自己被列入塔利班“打擊名單
”後，於2020年11月離開該國。她在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她作為記者的最後一次任務，是在2020年10月卡塔爾采訪塔利班發言人蘇海爾-沙欣。
這因此讓她對未來的形勢顯得不樂觀。
“當他終於回答我一個問題時，眼睛向除我之外的所有方向移動。他檢查了牆壁、地板上的地毯、椅子和門。”她寫道，“他不看我，甚至當我站在他麵前的時候。他仿佛把我看作是罪惡和邪惡的化身。我感到不安全，即使在一個滿是人的房間裏，在離阿富汗數千英裏的地方。”
（阿富汗街頭塗鴉女畫家 Shamsia Hassani的作品）
無奈的是，在教派林立、多國勢力簇擁、地形相互隔絕的阿富汗，人民真實的恐懼無須被聽見。長期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現實，讓女性對所謂的明文規定、政客承諾早已免疫。
2001年，美國在911事件發生後入侵阿富汗，社會對婦女的限製有所放鬆。2009年，在國際社會的推動下，《消除對婦女暴力法》頒布。該法案將強奸、毆打和強迫婚姻定為犯罪，並規定阻止婦女工作或學習為非法行為。
但實際上，很少會有人執行這些規定。聯合國在2015年4月的報告顯示，阿富汗的司法審判依讓女性失望，在涉及對女性施暴的案子中，隻有5%的施暴人會受到懲罰。
（2010年，一位因受到婆家毆打而自焚的年輕女性在母親的幫助下前往私人診所）
2021年，塔利班上台了，承諾給婦女至少是不會重演曆史的待遇。
絕大多數人還是保持沉默。阿富汗婦女網絡創始人馬布巴-塞拉吉說：“有太多的不確定性，說實話，我無法告訴我們是來還是去，會發生什麽，我們明天是否還能活著。…
我們完全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麽。”
留給阿富汗婦女的麵對現實的命運，塔利班治下現實將如何演變，全世界拭目以待。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塔利班下令禁止音樂 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已經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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