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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立功 飽受西方抨擊的中國大數據 “監控蠕變”

中國已經利用大數據來追蹤和控製新冠疫情的爆發。這涉及到加大努力，建立新技術和擴大其在全國範圍內業已廣泛的監測基礎設施。

在我們最近的研究中，我們展示了中國的最高政府行政單位國務院如何計劃從中保留一些新能力，並在國家層麵將其納入大規模監控的更廣泛計劃。從長遠來看，這可能會導致對公民更嚴格的監控。

這種為某一目的而采用監控係統，並將其用於超出最初預期目標的現象被稱為 “功能蠕變”。

在中國，這涉及到使用最初收集的大數據來監測人們在新冠疫情方麵的狀態，以及他們在全國範圍內的移動，其目的是為了保持對疫情的控製。中國政府在這方麵相當成功，盡管最近中國東部地區的感染率激增。

但是，這項大數據工作也成為當局修補國家整體監控基礎設施中的漏洞並使其更具凝聚力的機會，利用新冠危機作為掩護，避免公民的反對和抵製。

中國的新冠監測係統是如何運作的？

疫情大流行期間，為了實現更全麵的監測發生了兩個關鍵轉變。

首先，構建了一個更強大的係統來收集和監測與疫情控製相關的大數據。

其次，這些數據在省一級進行了整理，並轉移到一個全國性的統一平台上進行分析。這一分析的重點是計算每個人可能接觸到新冠的風險水平。

它是這樣運作的：每天晚上，中國公民在他們的手機上收到一個二維碼，稱為
“健康碼”。該代碼要求用戶將他們的個人信息上傳到一個特別的應用程序，以驗證他們的身份（如他們的國民身份證號碼和生物識別自拍），以及他們的體溫、任何新冠症狀和他們最近的旅行情況。

然後係統評估他們是否曾與受感染者有過密切接觸。如果用戶的手機收到一個綠色代碼，他們可以出行。但如果是橙色代碼，則必須進行為期七天的居家隔離，而紅色代碼則意味著14天的隔離。

這套係統並不完美。一些民眾曾經懷疑自己因為來自熱點地區湖北而導致代碼仍然顯示為紅色，也有人質疑為什麽他們的代碼在某一天意外變成了紅色，第二天又變了回來。還有一些人報告說，代碼錯誤識別出他們接觸到病毒的風險。

中國公民對這種數據收集有何看法？

多項研究表明，盡管該係統具有侵擾性，但這種由國家控製的大數據監測得到了公眾的支持，因為它在控製疫情方麵非常有效。

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公眾認為這種全麵的數據收集是積極的，而且它加強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

中國公眾也認為西方國家最初的批評是不公平和虛偽的，因為許多國家後來也采用了不同形式的大數據收集係統。學者劉春成（Chuncheng
Liu）對中國的社交媒體進行了調查，觀察到社會對這種批評有明顯反彈。例如，在南澳州發布了一個新的二維碼係統後，有一條評論說：中國的二維碼——“侵犯隱私，侵犯人權”。澳大利亞二維碼——“極好的新工具”。

另一方麵，在中國，由於“健康碼”有可能被重新設計並用於其他目的，因此出現了一些公眾阻力。

杭州市在2020年2月率先實施了健康碼。然而，在2020年5月，當市政府提議在疫情後將該應用程序重新用於其他用途（如繪製人們的生活習慣圖）時，遭到了市民的強烈反對。

2020年12月，北京的健康碼數據被黑客攻擊，這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擔憂。黑客們公布了名人用於生物識別身份驗證的自拍照，以及他們的新冠檢測數據。

這些係統如何被用於其他目的？

當大數據係統在中國變得像現在這樣廣泛時，它們可以塑造、引導甚至脅迫群體行為。這對一個監控國家來說，影響令人擔憂。

例如，2020年3月在廣西自治區，一名黨員建議利用疫情監測來“尋找以前找不到的人”，實際上將一項健康服務變成了安全工具。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臭名昭著的“社會信用體係”是如何在疫情期間進行改革的。

該係統最初是在疫情之前建立的，用於對個人和企業的各種
值得信賴”和“不值得信賴”的行為進行評級。分數高會帶來一些好處，比如更便宜的交通。

在疫情期間，這個係統被擴大至獎勵人們在“疫情間的良好行為
”，懲罰“疫情期間的不良行為”。荷蘭的兩位學者發現，以高價出售醫療用品或偽造用品，或違反隔離規定，都會受到懲罰。

這種行為可能會使一個人被列入黑名單，這可能會剝奪他們旅行的能力，甚至是擔任公務員的資格，以及其他限製。

正如我們所主張的，在這些監控係統的設計中嵌入透明和問責原則是至關重要的。如果這些係統沒有經過徹底的測試，或者其未來的潛在用途受到質疑，人們就會習慣於自上而下的監視和“功能蠕變”。

這些新的監控係統會在多大程度上引導中國民眾的行為還有待觀察。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公眾對它們的反應，尤其是在疫情過後將其應用於衛生以外的目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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