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是我最喜歡講授的課程，我也專門出版過一本講方法論的書—《本體與常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10月版）。在我已經出版的近30本著作中，那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本。
作為老師，我為什麽特別強調方法論的重要性？因為方法論將決定一個學生最終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我常常講，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大師輩出的世紀，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也都會大師輩出。同時，中國在21世紀會變成全世界經濟學研究的中心，也將是全世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工程學研究的中心。
當然這隻是一個可能性，要想變成現實，需要年青一代的努力，而結果的好壞取決於方法論是否正確。
中國經濟奇跡的意義
20世紀70年代以後，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跡—平均每年9%以上的經濟增長。經濟連續增長了幾十年，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我經常用到兩個指標。一個指標是中國1978年81%的人口還居住在農村，84%的人口收入水平低於國際貧困線（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費），而國際貧困線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15個國家政府所定貧困線的平均值。另一個指標是中國1978年人均GDP連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水平（490美元）的1/3都達不到。大家可以想見當時的貧困狀況。經過40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現在成為收入中等偏上的國家，2017年人均GDP為8640美元，同時有7億多人的生活跨越了國際貧困線。
一戰後，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二戰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紛紛擺脫殖民統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這些國家後來又為趕上發達國家而追求工業化、現代化，但直到今天，取得成功的國家屈指可數。二戰後，在全球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真正實現高收入的隻有中國台灣和韓國，中國大陸很有可能在2025年前後實現高收入。1960年，全世界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到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隻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高收入行列，其中8個是西歐周邊的國家或者石油生產國，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也就是說，二戰以後到現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沒有擺脫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每個國家的人民都一樣。普通人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自己和下一代的生活變好；精英也都希望能貢獻自己的力量，實現國家現代化；每個國家的領導人也都一樣，都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
不僅各個國家在為現代化和進入發達水平努力，許多國際機構也在努力。像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有許多地區發展銀行（如亞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以及美國國際開發署和民間慈善機構（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等），它們都想給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但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因自己的努力和別人的幫助而成功。
中國目前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說是一個奇跡，尤其是到2025年前後將會變成一個高收入國家（人均GDP超過12
700美元）。目前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15%，如果中國成為高收入國家，那麽這將增加19%的人口，使全世界34%的人口能生活在高收入國家，這在人類經濟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
中國的成就還有什麽重大意義？在我看來，那就是中國把實現經濟增長的道理總結出來，進而幫助更多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奔向現代化。這是對全人類都非常重要的理論貢獻。
任何理論都是“刻舟求劍”
當然，大家要清楚，任何理論實際上都是“刻舟求劍”，是對過去現象的觀察總結，而社會是一直在變化的。學習理論是為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受條件變化的影響。如果條件不變，那麽按照理論去做就沒有問題，這就好比船不走水不流，刻舟求劍其實是很好的辦法。但如果船動水流，那麽刻舟求劍就是愚蠢的方法了。
現在的經濟發展理論都來自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條件跟發展中國家不一樣，社會發展程度不一樣，法治條件、各種技術的發展水平等也都不一樣。比如，經濟發展一定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的結果，隻有經濟發展了，收入水平才能提高。怎樣才能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一是現有產業所采用的技術越來越好，二是更高附加價值的產業不斷湧現，從而把勞動力、資源從附加值比較低的產業不斷配置到附加值高的產業。這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的兩個重要機製，即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
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產生的作用是一樣的，不同之處在哪兒？發達國家的收入水平、勞動力生產水平都是全世界最高的，產業技術水平也是最高水平，產業附加價值亦如此。在這種情況下，發達國家要想繼續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必須要靠自己發明創造。相比之下，由於原有技術水平比發達國家低，產業附加價值也低，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除了自己發明創造，還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或引進發達國家的產業。因為所處的發展階段不一樣，前提條件不一樣，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方式有本質差異。
發展中國家的學者要認真了解這種差異，發達國家的經濟學論著裏不會教“怎麽去模仿”，更多是教“怎麽去發明創造”，簡單地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就像在流水中刻舟求劍。事實上，即便是發達國家的理論也不一定一直適用於自身，因為發達國家的發展條件也在變化。
不僅發達國家如此，從中國自身實踐中總結出的理論也不一定長期適用於中國。比如，在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鄉鎮企業蓬勃發展十多年。鄉鎮企業既不是公有製企業也不是私有製企業，產權關係相當模糊。當時政府對私有製企業有所限製，發展私有製企業麵臨困難。雖然鄉鎮企業的產權不太明晰，管理不太好，技術也比較落後，但由於市場需求旺盛（皇帝的女兒不愁嫁），很快就能發展起來。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後，情況發生變化，一是意識形態上不再排斥民營企業，二是中國經濟開始從短缺走向平衡，甚至出現過剩，鄉鎮企業於是被民營企業取代。產權模糊的鄉鎮企業是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偉大發明，是改革開放初期兩個“意想不到”之一（另一個是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帶動的農村經濟發展）。人們當然可以找出一種理論來解釋鄉鎮企業當時為什麽成功，但當外部條件變化以後，鄉鎮企業就日漸式微了。如今，全國範圍內的鄉鎮企業已經絕大部分私有化，變成了產權關係明確的企業，支持模糊產權的理論也就不再適用。
來自中國的理論能更好地幫助非洲等地的發展中國家
理論的適用性取決於理論的前提條件，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來自中國的理論會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可參考借鑒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思路。
比如，埃塞俄比亞是非洲最貧困的國家，地處內陸，基礎設施很差，營商環境也很糟，大家都認為它不可能發展起來。其實，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基礎設施也很糟糕，但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發展起來了。中國在營商環境、公司治理、國家治理等方麵都沒有達到發達國家的標準，即便這樣，中國也在一邊發展一邊改善。發達國家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經濟隻能在良好的營商環境中發展，但是，沒有任何發展中國家是以此方式把經濟發展起來的。
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向非洲國家介紹中國的發展經驗以及根據中國經驗總結出來的新結構經濟學，並據此做了試點，結果是立竿見影的。發展中國家要想實現繁榮，一定要結構轉型，推進工業化，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可以出口的製造業，把農村剩餘勞動力變成製造業工人。但在營商環境很差、基礎設施“欠賬”較多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應如何快速實現工業化？如何快速地發展符合比較優勢、可以出口的製造業？中國的經驗就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設立經濟特區、加工出口區、工業園等，在這些園區裏把基礎設施搞好，實行一站式服務，以在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普遍不好的情況下，迅速把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2011年3月，我見到了埃塞俄比亞當時的總理梅萊斯，向他介紹了上述思路，他接受了，並付諸實行，隻用一年時間就取得了明顯的成績，改變了大家對埃塞俄比亞原有的印象。在2012年之前，大家都認為埃塞俄比亞的投資環境很差，不可能成為現代製造業的加工出口基地，而從2012年到現在，盡管埃塞俄比亞在世界銀行的營商指標不斷下降（從2012年的第111位降為2018年的第156位），但是在過去5年，其經濟年均增長10%，是吸引外商投資最多、工業化進程最快的非洲國家，外商投資額和工業產值都翻了兩番。原因何在？這是因為埃塞俄比亞學習中國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在局部的工業園區內創造有利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
非洲的領導人也急於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埃塞俄比亞旁邊有一個內陸小國叫盧旺達，盧旺達總統卡加梅聽聞我幫助埃塞俄比亞改變思路，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成績，於2013年9月到天津參加達沃斯論壇之前，就先通過使館跟我取得了聯係，希望到時能見個麵，談一談怎麽發展經濟。可是很遺憾，他在中國停留的時間，我正好要去烏茲別克斯坦。結果這位總統在北京等了兩天，到北大跟我談了一個下午才離開。他是現任的總統，所以這個故事比劉備的三顧茅廬還感人。
在此之前，非洲國家所用的理論都是以發達國家為參照係的，看發達國家有什麽，能做好什麽，就試圖去擁有發達國家有的，按發達國家做的去做。我的理論正好相反，發展中國家要根據自己有什麽來確定能做好什麽，然後在市場經濟中由政府創造條件把能做好的產業做大做強。這是參照係的根本改變。
我能想到這些理論並非因為我聰明，而是因為近水樓台先得月，我生活在這個時代，生活在中國。
如果大家能夠按照“常無”的心態來觀察發生在中國的現象，那麽許多與主流理論不同的認識和觀點就會產生。中國固然還有許多有待改善的問題，但是不容否認的是過去40多年的發展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跡。中國為何在那麽低的起步條件和總體環境一直不好的情況下能有這樣的成績？成功的道理是什麽？這是非常值得總結的。
以發達國家的理論來看中國，中國就到處都是問題，但是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來解決這些問題，反而可能讓問題變得更糟。
中國經濟學家坐在這個金礦上，必須要有“常無”的心態，認識到任何現象的背後都是人；要看到現象背後的主要決策者，相信決策者是理性的，理性是不變的。但是，中國的最優選擇和發達國家的最優選擇可能有所不同，因為條件不同。
新理論來自新現象，中國的現象肯定是新現象，絕不能簡單地用國外的理論解釋中國的現象。如今的中國，的確是近水樓台先得月。隻有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同時又能本著“常無”的心態來觀察這個國家和社會的人，才能感受到時代的脈搏，抓住時代給予的理論創新的機會。
（作者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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