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時候，一位在中國的朋友發微信問我：“剛才在新聞裏看到紐約一場球賽裏觀眾席上全是人，這疫情是過去了嗎？”我說：“是啊，紐約每天確診人數隻有100多了，已經全麵解封。”朋友聽後非常震驚，說：“100多例還能解封？我們這裏清零以後還要再等14天才能解封。”
中美在抗疫上這種完全不同的風格，在當下各地學校紛紛開學的時候更加明顯地體現了出來。在美國的很多地方，這是疫情後改為遠程授課以來第一次全體師生返校上課，雖然德爾塔毒株肆虐導致全美日均新增確診病例再次飆升到超過16萬，一些州仍然“處變不驚”，甚至發布命令禁止學校要求全員戴口罩。一些地區剛開學就出現了疫情暴發的跡象，衛生專家認為這與社區傳播仍居高不下、校園內又未能實施基本預防措施有關。
而在中國，全國七日平均新增病例不到50例，本土病例目前再次清零，但仍有一些地方小心謹慎推遲開學，提供網課。照常開學的地區防疫要求也都很嚴格，國家衛健委規定，暑假曾出境或去過中高風險地區的中小學生需在返校前提供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有些地區的要求甚至更嚴，全員統一測核酸的有之，要求連測兩次的有之，一些檢測點出現了學生排長隊的景象。
自疫情開始以來，中美抗疫風格迥異，不僅體現在政府舉措上，也反映在民眾的態度上——別國從上到下的做法往往讓彼此感覺“看不懂但大受震撼”。這種差異被輿論歸結為是政治製度使然。從像李文亮這樣的醫生因言獲罪，到武漢封城、中國人為了抗疫的集體目標而犧牲個人自由，對民主國家的人來說似乎都無法容忍。而在中國人眼中，美國人以自由為名拒絕戴口罩、打疫苗也是民主國家裏“自由惹的禍”。在各國內部，一些公共衛生措施也被打上了政治化的標簽。最近中國醫生張文宏提出與病毒共存的理念，被一些中國人攻擊是受了西方勢力的蠱惑；美國則有人將推廣口罩的嚐試與社會主義畫上了等號。
如果說疫情之初，各國在抗疫策略上的不同還能大略用政治體製來解釋，隨著疫情延綿不斷，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楚河漢界已經越來越模糊。同為西方國家，英國取消了所有限製措施
，讓民眾自由地去承受“自由的代價”；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采取的封鎖隔離措施卻嚴格到跟中國不相上下。即使在美國國內，也出台了通過所謂“疫苗護照”限製未接種者的行動範圍，甚至針對特定人群強製接種疫苗等措施，這些之前在“自由國家”裏似乎也很難想象。與此同時，在中國這樣一個可以輕易動用法令限製青少年打網遊時間的國家，至少在白紙黑字的政策上，接種新冠疫苗至今仍屬自願。長沙地鐵等部門一度對未接種疫苗的乘客進行登記，但在引起一場風波後這種做法已被叫停。盡管中國以零容忍模式取得了抗疫的階段性成功，但越來越多的人也開始對這種做法失去了耐心。
在一部關於新冠疫情的最新紀錄片裏，旅美華人導演王男栿勾勒出了中美兩國在抗疫時各自麵臨的挑戰：中國的媒體異口同聲強調“製度優勢”，背後卻是被犧牲的個體對自由的呼喚；美國新聞裏播報的是反口罩示威活動上人們捍衛個人自由的豪邁宣言，背後卻是醫護人員含淚講述的辛酸和無奈。
影片的最後假想了一個場景：時間退回疫情暴發之初，中國第一時間向世界通報發現了新病毒，美國和世界各國積極與中國配合防疫。如果真是這樣，今天的世界或許將會完全不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曆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在他即將出版的新書《停擺：新冠如何撼動全球經濟》(Shutdown: How Covid Shook the
World’s
Economy)中指出，“在新冠危機中，世界的決策者們向我們展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他們集體無能，無法理解治理他們所創造的這個高度全球化、相互關聯的世界到底意味著什麽。”如果新冠疫情隻是一次壓力測試，全球將在未來麵臨接踵而至的氣候、能源、汙染危機，各國有必要總結慘痛的教訓，共同編織一張更加民主、透明和平等的合作網絡。
曆史沒有如果，但未來可以有。所以我不禁想問：如果人們可以從現在開始如胡適先生所言“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心平氣和地從對方的模式中學習一些可以移植到本國的經驗，那今後的抗疫之路會不會順暢些？畢竟，無論你生活在哪國，無論你願不願意，正如王男栿那部影片的片名一樣，我們都得“同呼吸”。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一個病毒、兩種體製，我們真的無法“同呼吸”嗎？
新冠疫情延燒同時，有一種「超級細菌」也出現了。這種真菌有極強的抗藥性，主要的3種藥物對它不一定有用，它還會在人與人間大量傳播，致死率更是高達30%！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