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狀病毒在人群中傳播已有近兩年時間，我們從中得到了什麽教訓？這些教訓又預示了怎樣的未來危機？
最明顯的也是最難接受的：全世界的決策者們向我們展示了令人震驚的集體無能。他們無法理解，在他們所創造的這個高度全球化的互聯世界中，治理到底意味著什麽。隻有一個領域拿出了算得上是協調一致的應對辦法：貨幣和金融。但從長遠來看，政府和央行對世界金融體係的成功維係，將會助長不平等和社會兩極分化。如果2020年是一次預演，我們理應感到擔憂。
我們是怎麽走到這一步的？某種程度上，這一失敗是可預見的。作為協調與合作的載體，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等全球機構早在疫情暴發前就已被證明是脆弱且無力的。以往對這種失敗的解釋是地緣政治對立：當優先事項和議程相互衝突時，大國集團就不能團結一致。因此，人們很容易設想某種共同的威脅——或許是一次外星人入侵——可能會使聯合國成為真正的現實。
人們可能以為，新冠病毒正是這樣的入侵。然而，麵對這一共同威脅，合作失敗了。各國沒能協同一致關停全球航空業，而是匆匆忙忙封鎖邊境；個人防護裝備物資在機場被搶走；盲目的旅行禁令一直持續到今日。
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美國便是最為分裂的國家之一。這個國家沒能拿出一個統一的應對，已經成為一個關鍵問題。不管你喜歡與否，這個大陸民族國家是麵向歐洲、南美洲和太平洋的世界最大經濟體，是我們所知的全球主義的基本組成部分。特別諷刺的一點在於，當真正的全球危機來襲，第一位否認這一點的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正在主政白宮。這促使人們將新冠疫情稱為第一場“後美國時代”的危機。但要真正給美國判負出局，它還得經曆更多衰敗。事實上，2020年表明，美國機能失調是世界的問題。
疫苗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新冠疫苗的開發是世界各地研究人員、政府和企業的集體勝利。川普的“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是其中最成功的。但這個計劃是圍繞著美國——而非世界——的需求打造的。令人憤慨的是，在川普的領導下，美國甚至沒有加入聯合國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實施計劃”(COVAX)。即便在2021年疫苗開始正式推廣後，美國仍在囤積。
未能實現一個全球疫苗接種計劃不僅是令人沮喪的，也應該讓人深感困惑：這違背了全世界那些最富有國家的自身利益。拋開加強針不算，感染人數越多，出現比德爾塔(Delta)還危險的變種毒株的風險也越高。
經濟損失也會更加嚴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7月估計，如果在疫苗接種和其它病毒防控方麵投入500億美元，到2025年，全球產出將額外增加約9萬億美元——產出投入比為180:1。還有什麽投資的回報率能比這更高？然而20國集團沒有任何成員國采取行動，歐洲沒有，美國沒有，甚至中國也沒有。數十億人將被迫等到2023年才能打上第一針疫苗。
這樣的失敗更凸顯了疫情揭示的另一個教訓：預算似乎是不存在約束的；金錢不過是個技術問題。2008年的金融危機模糊了金融可持續性的硬性限製，我們過去一直以為這種可持續性由激蕩的債券市場控製。而在2020年，這些限製都被抹去了。
世界各國政府發行了人們自“二戰”以來都未見過的大量債券，利率卻大幅下跌。隨著私營部門的封鎖，公共部門實現了擴張。隨著政府赤字的增加，貨幣體係反應劇烈。政府支出彌補了個人收入和消費的減少。
這種平衡公共和私人支出的做法，在各國統一行動時效果最佳。這也是國家政策唯一存在共進退的領域。在歐洲，甚至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合作新階段：一項7500億歐元的複蘇計劃啟動，資金首次由布魯塞爾而不是歐盟成員國提供。為這種全球擴張提供了一種支持性框架的是川普領導下的美國，它本身就進行了龐大的財政和貨幣擴張。
這是在意料之外的。在2020年之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廳裏曾有過這樣的討論：一位民族主義總統和國會裏的“地平說”支持者是否會允許美聯儲和財政部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發揮主導作用。2008年任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財政部長的漢克·保爾森(Hank
Paulson)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拒絕支持川普。但事情到了那一步的時候，川普的直覺都是朝著正確方向推進的，至少在經濟政策上是這樣。如果說有哪位總統很自然地接受了“法定貨幣”的概念，那就是唐納德·川普。隻要支票上有他的名字，就多多益善。
由專業的中央銀行家牽頭的應對措施也有所幫助。全球金融是一個等級分明的世界，美聯儲高高在上，其次是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中國人民銀行、日本銀行(Bank of Japan)和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但它也是一個緊密聯係的社區，擁有一個共同的思維地圖。中央銀行家交易的電子貨幣隻需敲擊鍵盤即可產生。創建它不“花費”任何東西，也不需要獲得民選立法機構的批準。2008年之後，像量化寬鬆（大規模購買資產）這樣的工具已經駕輕就熟。
世界發現，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二戰”期間宣稱“凡是我們實際上能做到的事情，我們都能負擔得起”時，他是對的。這一行動的規模之大令人陶醉。民主黨左翼對此感到興奮：如果金錢隻是一個技術問題，我們還能做什麽？社會公正、氣候變化、綠色新政等方麵的行動似乎都觸手可及。
但有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
首先，認為政府行動已從金融暴政中解放出來的感覺是虛幻的。2020年3月觸發的幹預行動並非具有創造性政治意願的自由行動。中央銀行家們並沒有購買政府債券，以提供資金，幫助封鎖期間的生命維持機製。他們的行動是為了拯救金融市場免於崩潰。“大到不能倒”已成為係統的當務之急。
其次，這意味著這些幹預措施是一把雙刃劍。對國債市場的支撐使政府在強製無薪休假和工資保護計劃上的支出能夠以正常的方式（通過借貸）獲得資金。但政府的欠條助長了私人投機問題。當流動性不分青紅皂白地湧入金融體係時，它就會催生泡沫，給那些擁有大量投資組合的人帶來新的風險和超額收益。這種兩極分化效應在美國最為明顯。在數千萬人掙紮著度過危機的同時，富人們的資產負債表上積累了數萬億美元。
最後，創造數字貨幣是件容易的事。凱恩斯的妙語背後是一個煞風景的結局：我們能負擔得起我們“實際上”能做的任何事情。問題在於就做什麽和如何做達成一致。在讓我們瞥見財務自由的同時，2020年也剝奪了我們的偽裝和借口。如果我們沒有製定一項全球疫苗計劃，那並不是因為缺乏資金，而是因為冷漠，或者自私的算計——先給美國接種疫苗——又或是真正的技術障礙阻止我們“實際上”去做這件事。
事實證明，盡管預算限製是人為的，但它使我們免於麵對過於有限的集體行動意願和能力。現在，如果你聽到有人爭辯說，我們負擔不起讓數十億人脫貧的費用，或者我們負擔不起將能源係統從化石燃料轉向其他能源的費用，我們就知道該如何應對了：要麽你是在援引技術障礙——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一個規模適當的、“曲速行動”式的項目來克服它們——要麽這隻是一個優先級問題，你更願意去做其他事情。
挑戰不會消失，也不會變小。新冠病毒帶來了震蕩，但人們早就預料到會有一場大流行。有充分的理由認為這不會是最後一次。無論這種疾病起源於人畜共患突變還是實驗室，它會越來越多，且起源方式也會更糟糕。我們不僅要擔心病毒，還要擔心全球氣候的日益不穩定、生物多樣性的崩潰、大規模的荒漠化和汙染。
回顧2020年以前，似乎2008年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顛覆連續到來，並且相互關聯，如全球金融危機、川普的大選和與中國的貿易和技術戰爭。這一切都並不陌生。大國競爭、民族主義和銀行業危機都可以追溯到19世紀和20世紀。然後2020年來了。它讓我們瞥見了一些全新的東西：舊有的政治、金融和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與全球範圍內的自然衝擊相交在一起。
拜登政府宣布“美國回來了”。但它回到的是什麽？正如最近在阿富汗發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拜登總統決心掃清障礙，必要時可以毫不留情。對五角大樓而言，議程的首要任務是與中國的大國競爭——這是19世紀的一件大事。但21世紀那些相互關聯的、不能歸咎於國家競爭的全球危機又如何呢？對於那些危機來說，我們擁有的一個模型是央行金融市場幹預——一種基於技術網絡的危機對抗形式，植根於現有的權力等級並以強大的自身利益為後盾。它是保守的、臨時的，缺乏明確的政治合法性。它傾向於強化現有的等級製度和特權。
未來幾十年更適用的是漸進式全球主義，它麵臨的挑戰是將這些抗擊危機的網絡擴大到醫學研究和疫苗開發、可再生能源等領域，並使它們更加民主、透明和平等。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世界從未如此分裂！如果2020隻是未來危機的預演
相关推荐: 慈濟基金會捐贈BNT疫苗專案今完成簽約 和台積電、鴻海同步供貨
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 圖：行政院提供（資料照片） 有關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捐贈BNT疫苗專案進度，行政院政委兼發言人羅秉成今（21）日表示，捐贈單位慈濟基金會於今日上午約8時左右，將備妥之相關契約等法律文件，遞送受捐贈單位衛福部疾管署審核，該署同仁立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