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種什麽病。
昨天寫了《查寢學姐，小小年紀，你們好大的官威啊》一文，談黑龍江某職業學院“學姐查寢”的事兒。
文章發出去後，我發現很多留言是這個口風的：哎呀呀，號主，一看你就沒在職業學院這種地方待過，這種遍地壞小子、小太妹的地方，可不就得弄個狠一點的大姐大來管嗎？亂世用重典啊。管理者不狠一點，出了亂子咋辦？……
亂世用重典、刁民需酷吏、以霹靂手段，行菩薩心腸……這樣的呼籲，倒讓我想起了另一個在昨天引發熱議的案件：西安地鐵拖拽事件。
這個事兒案情本身其實不很複雜，有個女孩在車上打電話，可能因為遇到事兒、情緒激動吧，據說說話聲音比較大、且言語粗俗，引起側目。旁邊一個大爺罵了句“女流氓”，兩個人隨後杠上了，口角之間，招來保安並準備報警。可是在此時，那保安突然出手，暴力拖拽女孩欲使其下車，撕扯中，女孩衣不遮體、甚至暴露了隱私部位。
其實我覺得這事兒本身沒有什麽可以爭議。涉事女孩在地鐵裏大聲喧嘩，口出穢語，可能確實有錯在先。但這種錯誤是否值得招來保安的暴力拖拽呢？回答顯然是否定的。
保安的暴力拖拽行為顯然侵害了女孩的人身權，而人身權是公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權利，任何現代國家的法律對人身權的保護從來都是最嚴格的。因為它是現代社會的發展的基石：你想想，你坐著地鐵，打著手機，突然就被人扒了衣服給拎出去了……這還能有好嗎
所以我國今年1月1日正式實施的《民法典》特別強調，任何人和單位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隨意侵犯或者冒犯他人的人身權利。這是我們的國家對公民權益保障的神聖許諾。
而像視頻中保安用如此手段強製將女孩帶離車廂的行為，即使是警察都不敢這樣做。根據相關法律，公安機關隻有在確定公民有違法犯罪嫌疑，經口頭傳喚無效且該公民無正當理由拒不配合的情況下，方能強行將公民帶離實施傳喚。
而本次事件中這樣的女乘客，是否違法都沒有查清，恐怕民警來了都無權強行限製其人身自由，將其強製帶離。而並無執法權的地鐵保安直接上手，這是非常嚴重的侵權、違法行為。
當然，我們本也無意與涉事保安校這個真兒，事情過去了，有個警示意義也就算了。真正讓我感到詫異的，是事情發生後的一些聲音——很多人對於這種非常明顯的違法行為，不去譴責保安的暴行，反而指責涉事女孩就是“潑婦”、“女流氓”，說保安的暴力行為做得對、對攪擾他人清靜的“滾刀肉”就應該這麽幹，亂世就要用重典……
你看，又特麽是“亂世用重典”……我發現時下很多人動不動就喜歡吼這麽一嗓子。
友情提醒一下，這種說法是很不政治正確——這盛世不是如你所願嗎？何亂之有？你這是高級黑啊。
為保安過激行為叫好的思路，本質上跟同情黑龍江職高的大姐頭的邏輯是一樣的，都是在呼喚用酷吏是整治“刁民”。持此論者假定社會中有很多不守規矩的“刁民”，所以呼籲授予公權力更大的力量，用超常規、甚至無限暴力的手段去製服他們，所以酷吏在他們眼中是合理的，值得同情的。
英國思想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曾寫過一本名著叫《論自由》，舊譯書名其實更貼切，叫《群己權界論》。
穆勒就指出，在任何一個社會中，公權和私權到底如何劃定邊界，是一場漫長的博弈：任何“市民”（民眾）都有盡量保留私權、實現個人自由的衝動，而任何“社會”（政府）都有擴展公權，維護社會秩序的衝動。兩者的需求都是無法完全達成的，必須通過彼此博弈，才能劃出了一條合適的“群己權界”，也就是法律，人的自由就是通過權界的製定和法律實施來實現了。
但如果你讓穆勒穿越到當代，他一定會感到很吃驚，因為他會發現這個社會中大量的“市民”不是為保衛個體私權而奔走的，而在鼓動公權力在執行是應該更過分、更野蠻、更無視法律一些。
身為老百姓，卻鼓吹苛以待民，這真是奇景。
穆勒一定會問：My God，這幫人，是不是吃錯藥了？
中國社會中這種身為平民百姓卻“仇民不仇酷吏”的奇葩思維，究竟是咋來的呢？如果我們做一下病例分析，會發現那個“病原體”，名叫商鞅。
商鞅是個聰明人，他早兩千年就跟穆勒想到一塊去了。他也看到了公權與私權的對立性，兩者此消彼長。但作為野心過大的“打工人”，為了跪舔統治者。這小子沒有像穆勒一樣站在民眾的視角想問題。而是打著“治國”的名義為帝王的私利操心，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弱民”思想。
於是《商君書》專有《弱民》一篇，開篇就提出“民弱國強，國強民弱”的二元對立理論，鼓吹“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鞅的所謂“強國”之法，就是要把民眾的私權壓到極低，讓公權力無限伸張，以達到“強國”的效果。
所以王誌飛老師演的這倆角色中，還是前者更可惡一些：高明遠隻害了一個綠藤市，而商鞅卻遺毒華夏兩千年。
為了“弱民”，商鞅和其法家繼承者們替秦國主上想了很多喪盡天良、無恥至極的損招，什麽“利出一孔”啊，頒行苛法啊，驕縱酷吏啊。都是他們搞出來的。
但所有這些損招中最損的一條：是在“民”當中劃出一群特別的受歧視群體，也就是韓非所謂的“五蠹”。
按照《韓非子》的說法，學者、言談者、帶劍者、患禦者（逃避公役的人）、商工之民，都是危害國家的五種“蠧民”。對這五種人，國家幹脆連法律都不要講了，直接讓酷吏把他們非人道毀滅了就完了——所謂“早除之”。
韓非想出這一手，算是他祖師爺商鞅“弱民”思想的終極補完——商鞅隻給出了“弱民”的目標，卻沒有提供有效的途徑。但人情都是有私的，你想弱老百姓，老百姓抱起團來不讓你弱怎麽辦？韓非想出的方法，是分化瓦解，在民當中又劃出一群特殊的“蠹民”，告訴大家，社會風氣搞不好，就是這幫“蠹民”總在鬧事。
這個故事一講，很多智商和道德都比較欠費的人一想：哦，原來蠹民那麽壞，酷吏要整他們，那就整唄，反正我又不是蠹民。
於是在2000年的帝製史上，手握公權力的酷吏就開始打著“治蠹民”的完成連續不斷的超限度擴張。
但這些恨“蠹民”勝過很酷吏的愚民、弱民們沒想明白的一點是，一旦一頂帽子被生產出來，它的涵蓋的人群，如不受約束的公權力一樣，是可以無限擴張的。
據考證，“刁民”這個詞，其實就是由“蠹民”變化來的，而與蠹民好歹指從事特定職業、有特定主張的人群不同，“刁民”的界定有很強的隨意性。於是到了中國帝製王朝的後期，經常上演的劇情就是：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老百姓稍有不從，那惡吏立刻指著鼻子罵道：你這刁民，安敢犯上？然後一通殺威棒打下來，受害者隻能任其魚肉。
所以在穆勒講“群己權界”的故事時，我們這片土地上長期流傳的是這樣一個故事：
第一，世間常有刁民在，亂世都是刁民的鍋。
第二，為了整治刁民，酷吏們上點暴力手段、耍點超常威風都是應該被允許的，亂世用重典麽。
第三，看見酷吏治刁民，不要為她不平，告訴自己她這是活該，謹防自己落入此田地就行了。
這就是與“群己權界”思想截然相對的“刁民酷吏”思維。它在我們的文明中遺毒甚深，直到今天，都21世紀了，居然還有人在對這種“酷吏治刁民”的戲碼冷漠視之，甚至叫好、點讚。幻想社會風氣能靠這種公然違反法律、踐踏個人基本權利的行為來伸張的。
網上這張漫畫對世相吐槽的很到位。
隻是，鼓吹弱民的商鞅不會想到自己有一天會作法自斃、被五馬分屍；
發明“五蠹”的韓非不會想到自己也被定性為“蠹民”，被酷吏之首李斯害死；
那些為保安暴行喊好的人，也絕不會更不敢設想，若是自己有一天乘地鐵，隻因跟旁人拌了幾句嘴，就被撕光衣服，暴力拖出會怎麽辦。
但為“重典”治“刁民”喊好的人，已經有不少自己被當成“刁民”給治了。但邪門的是，我們這個社會，還是源源不斷的在產出總站在酷吏的一邊想問題的人，臆想著自己掌握了可以無限的公權力，對“可恨的刁民”施以無視法律的無限暴力，還覺得這是必要的、應當的。
按精神病學的診斷，這叫認知錯位。
按魯迅的定義，他們是看客。
按時下某些人的口頭禪，這種人才是真正的“歪屁股”。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總有那麽多人，覺得“刁民”就該由酷吏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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