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習近平會做一個怎樣的曆史決議
敏感的觀察家們發覺，中共要做第三份曆史決議。每月一次的政治局會議決定，於11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將“重點研究全麵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問題”，這是對外界發出的一個顯著信號：是時候做一份新的曆史決議了。
中共曾經做過兩個曆史決議，分別是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和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這兩個曆史決議都是在中共某種程度上處於關鍵發展階段而做出的，前者是在中國抗戰進入新階段、即將迎來勝利和國共內戰的時刻，在經過三年殘酷的延安整風、肅清王明的教條主義和確立毛澤東在黨內的權威之後，通過曆史決議的形式，進一步肅清中共曆次路線鬥爭的影響，奠定和鞏固毛的思想和地位，為隨後召開的中共七大統一了思想，繼而使中共在內戰中最終戰勝其對手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後者則是在文革結束不久、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思想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之後，麵對黨內以華國鋒為代表的試圖全盤繼承毛澤東遺產的左的勢力和社會上試圖全盤否定毛澤東的右的力量的兩麵夾擊，通過曆史決議的形式，確立起以鄧小平為主導的，既不徹底否毛，又要告別毛的發展新道，客觀上使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一個不可逆的進程。可以說，兩份曆史決議在轉折關頭，通過清理中共過去的曆史遺產，確立領導人的思想和政治路線，由此打開一個新局麵，將中共帶入一個新時代。
習近平要做的第三份曆史決議，他想起到的效果和作用，也是和前兩份曆史決議一樣。不過，首先我們要明確的是，中共當下是否也處於某種程度的曆史轉折關頭？無論從中國、中共還是習近平個人的權力看，當下都比毛所處的延安和鄧所處的文革結束過渡期的這兩個特殊時期要強，然眼下中共也確實處於困境當中。最大的困境就是麵對一個敵對的外部環境。一方麵它使得中國的發展受到很多製約，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麵，外部環境的不友善會引發內部的各種變化，包括某些不可控的變化，目前在中共黨內以及中國社會，高壓的外表之下其實暗流洶湧。最難測的還是人的思想，是人心。盡管習近平的權力和地位貌似比他上台以來任何時候都強大，不可動搖，但這是高壓的結果。人們心裏是怎麽想的，特別是他的黨內同誌麵對這樣一種危局，是不是跟他同一條心，難以把握。可以肯定的是，黨內被他打壓的改革和開明派，社會已經被邊緣化的自由派對他實行的這套治理和政策是高度不滿的，盡管現在無力挑戰他的權力，但無疑希望他的內外政策出問題，等著他下台，甚至有可能暗中在做著反撲準備。左派和民族主義者或強硬派雖然支持他的做法，可也嫌他不夠更強硬，當麵對外部更大的壓力，他如何回應他們並同時做到不讓社會失控，並不容易。因此，外部環境的惡劣隨時都有可能在內部掀起激烈的鬥爭，出現各種變局，現在看似平靜，實是被習的強力手段壓製下去了，問題是，這種局麵他能控製多久。
故對習而言，當下確實是一個關鍵時期。如果控製和處理不好，他的新時代就有可能提前坡腳或落幕，他必須統一全黨的思想和意誌，讓全黨尤其黨的高級領導幹部團結在他周圍。然而，在國門開放、社會多元的情況下要統一人們的思想，又何其難也。毛澤東當年能夠做到這一點，是因普遍的民智未開，同時中共又處在野的艱苦環境中，有著打天下奪取政權的盼頭，而毛作為正確路線的代表，黨的幹部們服膺他。鄧那時能夠做到這點，則是因為文革導致毛的極左路線和做法破產，他解放了一大批黨內老同誌，大家也都服膺他。而現在的艱難時期正是習一手造成的，他的這套思想和做法是否對中國有利，還在接受檢驗，但他在黨內和社會已四麵樹敵，那些政敵不會把他看作中共正確路線的代表。何況，比起毛鄧當年，現在是一個開放的年代，人們的思想更活躍和多元，天然排斥把某個人的思想和觀念樹為正確。
這樣來看，習要通過第三份曆史決議統攝全黨的思想和意誌，達到前兩份曆史決議曾經起到的作用，幾乎不可能，除非他能夠作出一個新的論述，提出一個新的被多數人認可和支持的目標藍圖和政策。從共同富裕看，他似乎在做這樣的嚐試。但是，即使習近平有意要回歸正統社會主義的公平目標來引領中共，他的這個曆史決議由於對中共曆史的評價本身的變化，將不但不能統一全黨的思想，反而會製造對中共曆史和黨內認知的進一步混亂。
習近平要寫的第三份曆史決議，不隻是對中共的某一段曆史做評判，而是對中共成立百年來的曆史做一個總結。毛做曆史決議時中共不過成立20餘年，雖然曆史決議批評了陳獨秀開始的中共曆代領導人的錯誤，但重點是批判王明的教條主義。鄧做曆史決議雖然也涉及中共建國前的曆史，但主要是對建國後尤其文革十年的這段曆史和毛的錯誤做一個評判和總結。習的曆史決議針對的是中共一百年的曆史經驗和教訓，包括他本人執政的八年。中共現在把百年曆史分成四個階段，分別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四個階段，用中共的話說，第一個階段是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百折不撓，第二個階段是黨領導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強，第三個階段是黨領導人民解放思想、銳意進取，第四個階段是黨領導人民自信自強、守正創新。換言之，習的曆史新決議已經為四個階段進行了定調。可顯然，按照這種寫法，就根本談不上總結經驗，而是和稀泥，搞調和。
習若真正尊重曆史，從曆史中得到經驗教訓，就必須誠實麵對如何評價毛澤東、鄧小平以及中共曆次重大事件和重大錯誤的問題，至少是不能回避大躍進、反右、文革、六四等重大曆史事件，而它們和毛鄧兩代中共領袖密切相關，評價毛就少不了他和前麵三起事件的關係與責任；評價鄧就少不了他和後一起事件的關係和責任。可以說，不管怎麽寫，習都會左右為難。
在前兩份曆史決議中，毛是通過否定之前的曆次黨內領導人的左傾路線錯誤，而達到凸顯自身路線正確的目的；鄧是通過否定文革來肯定改革開放的正確。當然，和毛評價其前任比起來，鄧在評價毛時，往後退了一步，很有“技巧”或節製。一方麵，鄧小平毫不猶豫地徹底否定了文革——曆史決議將文革表述為，“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另一方麵，對毛又小心翼翼，曆史決議雖指毛對文革要負主要責任，但同時又認為，毛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就其一生而言，毛“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評價分裂，原因在於，鄧清楚，如果像毛否定他的前任或者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那樣，這將會給全黨造成更大思想混亂。因為毛是中共的主要創始人，中共的天下是毛打下來的，而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蘇共還有列寧在前麵擋著，所以如果徹底否定毛，中共也就完全喪失了合法性，而如果不否定文革，則中共不能從毛的陰影中走出，鄧的新路線也就沒有合法性。所以鄧對毛用了既肯定又否定的二分法來規避這一難題。
從習對毛的一貫公開評價和他要回歸正統社會主義的要義來看，他在曆史決議中會淡化毛在建國後所犯的曆次錯誤，將這些錯誤說成是社會主義探索出現的失誤，不會把它們直接和毛掛起鉤來。但對文革，無論他內心怎麽喜歡，他都不可能采取肯定的態度，而會維持鄧版曆史決議的評價和看法。因為如果他肯定文革，則意味著否定了鄧版曆史決議對文革的結論，也就否定了鄧版曆史決議本身，勢必會遭到中共主流意見的反對，即使他想一意孤行，在這個問題上逆多數人的意誌，也是不行的，但習對待這段曆史，會采取重點提成就而少提錯誤的做法。
對待鄧也一樣，習和鄧在改革開放的問題上有不同理解，習事實上也部分拋棄了鄧的改革開放。但他不會否定鄧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這個中共賦予鄧的角色，對於六四這個鄧的最大“汙點”，習版曆史決議大概率會維持中共過去對六四事件的“動亂”定性，但有可能對學生參與這一運動的動機，作出某種新解釋。對習和中共來說，任何對六四的評價都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和一些意想不到的後果，最好的處理方式是不去觸碰這塊“傷疤”，而讓它繼續“懸置”，在時間中慢慢被“遺忘”，然而，既然是曆史決議，就不可回避它。至於改革開放出現的其他問題，曆史決議也會涉及，但不會直接歸咎於鄧，也不會歸咎於江和胡。總之，對鄧和改革開放，會以正麵肯定為主。
習會把重點放在他上台以來開創的新時代上，對新時代的成就、特點和曆史經驗大書特書。中共的習時代，確實呈現出很多新特點和“新氣象”，但它對中共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隻有未來才能回答。不過，有一點顯然和毛鄧做曆史決議時是不同的。中共在做第一份曆史決議時，毛成為事實上的最高領導人雖然也有六七年，但在中共黨內尚沒有今天習近平的權力，所以那時很少提毛澤東思想，是曆史決議將毛的思想和路線抬到全黨。中共的第二份曆史決議，鄧第三次複出三年時間尚不到，之後改革開放的一係列政策和做法鄧在那時恐怕隻是萌芽，沒有成形，其權力和地位就更不如現在的習近平。習做了八年兩任總書記，成為核心也六年，習的新時代思想的提出也四年。盡管新時代還隻經曆八年，但新時代的思想、路線、政策的主要內涵和做法都已呈現。從這個角度看，第三份曆史決議要寫出新的內容，提出新的思想和目標來，確實困難。這也就意味著，習版曆史決議涉及到新時代時，很可能把新時代已有的東西以“曆史決議”的名義再重複一遍。
習近平決定十九屆六中全會討論中共百年的曆史經驗，也許他的主觀目的是要站在百年的角度，對中共曆史及其意義重新進行解釋，寫出一個同過去有別的中共來，賦予中共繼續統治以新的曆史合法性。但他隱含的真實的目的，是要借“曆史決議”的形式，抬高自己的曆史地位和曆史作用，從而為在目前這個困難時期繼續連任以凸顯曆史選擇的合法性，排除理論和思想上的幹擾。就此而言，“曆史決議”者，不過是借曆史的名義，販賣曆史選擇的正確性和正當性，而已。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呼之欲出的“第三份曆史決議” 習近平會怎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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