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9·11到來時，一個已經降格的國家，正在由一位降格的總統掌管著。
我們這個國家無法阻止一名煽動者進入白宮；無法阻止暴徒襲擊國會大廈；無法打贏（或至少避免被打敗）一場與道德和技術上都落後的敵人的戰爭；無法戰勝疾病，即使有安全有效的疫苗；並且無法相信政府、新聞媒體、科學機構、警察或任何其他旨在為公共利益運作的機構。
曆史學家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在談到巴比倫人時寫道，一個文明“生於堅忍，死於享樂”。我們的文明生來是樂觀和開明的，至少按照當時的標準是這樣。現在感覺它好像正在逐漸衰老，變得疑神疑鬼。
喬·拜登(Joe
Biden)本應是這個時刻的主角：從容出場，散發著正派、溫和和值得信任的氣質。作為候選人，他標榜自己是轉型總統，一個像喬治·H·W·布什(George
H.W.
Bush)一樣的父親般的人物，在橢圓形辦公室經曆了先前的謊言和混亂之後，他將恢複其尊嚴和審慎。這就是我投票給他的原因，就像許多其他曾經傾向共和黨的人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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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拜登在這個時刻卻成為了這樣的象征：固執但搖擺不定，雄心勃勃但無能。無論是從阿富汗撤出剩餘部隊的決定有什麽理論價值，該決定所依據的軍事和情報假設存在嚴重缺陷，其執行方式是對國家的羞辱和道德上的背叛，其時機是災難性的，拜登似乎是美國最後一個意識到這些的人。
我們感覺自己就像在紀念2001年聖戰分子戰勝美國的第一次重大勝利，而不久前，我們剛剛給了聖戰者在2021年的第二次勝利。在世貿中心的9·11紀念廣場，水向下流入一層空洞，水流逐漸變弱、消失，淌入另一層空洞，這樣的意象從未讓人感到如此貼切。
現在，拜登提議通過他的3.5萬億美元預算和解法案來跟進此事，《紐約時報》的喬納森·韋斯曼(Jonathan
Weisman)將其描述為“自1960年向貧困宣戰以來，國家安全網最重要的一次擴張”。
當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向貧困宣戰時，其相關立法——從食品券到醫療保險——在向民主黨傾斜的國會中以兩黨多數通過。拜登有類似的雄心，但沒有相同的政治手段。這不會有好結果。
上周，來自西弗吉尼亞州的民主黨人喬·曼欽(Joe Manchin)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他說：“國會選擇忽視通脹和債務對現有政府項目的嚴重影響，如果國會對此不做更多澄清，我個人不會支持3.5萬億美元的法案，或者任何接近該水平的額外支出。”
機密情報簡報在夏季警告說塔利班可能迅速取勝。白宮對曼欽言論的關注，會多過對這一機密情報的關注嗎？
也許拜登認為該立法如果通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受歡迎，就像奧巴馬醫改一樣。這是樂觀的情況。或者，他可能會遭受像1994年希拉裏·克林頓(Hillary
Clinton)的醫療改革那樣的立法災難，好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急劇轉向中間派，包括在兩年後結束“我們所熟悉的那種福利”，否則這將終結他的總統任期。
即使民主黨有這一樂觀的先例，它在2010年仍遭遇了潰敗，當時該黨失去了63個眾議院席位。如果曆史在2022年中期選舉重演，我懷疑即使是喬·拜登最親密的助手都會覺得他的精力不足以撐到在2024年重回巔峰。卡瑪拉·哈裏斯(Kamala
Harris)有沒有顯示出收拾殘局的政治才能？
如果拜登的軟弱誘使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尋求（並且幾乎肯定會獲得）共和黨提名，這或許能拯救民主黨。然而特朗普是有機會取勝的。
現在懸崖勒馬還來得及。首先，拜登需要以某種方式來公開承認其政府犯錯誤的嚴重性。阿富汗撤軍最可恥的一點是國務院沒有能力為數千名有資格來美國的人加速簽證辦理。問責可以從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辭職開始。
總統還可以聽取曼欽的“戰略性暫停”的提議，推動眾議院民主黨通過1萬億美元的兩黨基礎設施法案，而不會將其作為3.5萬億美元法案的妥協選擇。更受中間選民歡迎的是基礎設施的建設，而不是偉大社會的崛起，後者從來不應該成為拜登形象的一部分。
我的感覺是拜登兩者都不會選。過去幾個月讓我們了解到這位總統令人擔憂的一些事情：他驕傲、固執，高估自己的智力。對政府來說，這是個壞消息。對於一個迫切需要避免又一段失敗的總統任期的國家來說，這是個更壞的消息。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紐約時報：被寄予厚望的拜登，又一個失敗的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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