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進程仍然“正在進行式”中。如果引用孫中山先生當年的話說，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並且就曆史的開放性而言，現代化是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但人們不能把“現代化”和一般意義上的“曆史”這兩個概念混同起來。“現代化”無疑是總體曆史進程的一部分，但也是人類迄今為止曆史的“特殊”部分。
我們今天所說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開始於近代，這是因為近代以來，人類曆史開始以加速度的方式發展。正如英國定量宏觀經濟學史學家麥迪森（Angus
Maddison,
1926-2010）所告訴我們的，在近代之前漫長的農業社會裏，曆史發展緩慢，幾乎沒有革命性的變化。在世界範圍內，盡管也有些地區在一些階段發生過“奇跡”，例如中國的宋朝和明朝鄭和下西洋的時期，但類似的變化沒有普遍性，更沒有可持續性。促成革命性變化的是近代工業革命，因此近代之後出現了“大分岔”，一些社會因為工業化和技術進步獲得了飛速的發展，而更多的國家則依然停留在農業社會。當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Hegel,
1770-1831）說中國“沒有曆史”時，他是在比較當時的中國和歐洲，因為當時歐洲的工業革命已經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各方麵造就了巨大的變化，而中國則依然躺在不變的曆史之中。
“理性”與人類現代化的關係
近代“大分岔”引出了人們對現代化的思考，界定和分析各種導致現代化的要素。幾乎沒有人會否認，現代化是人類理性精神的勝利，即人類應用自己的理性來促成方方麵麵的變化。如果說科學和技術是促動現代化最主要的因素，那麽科學和技術的本質在於理性。這種理性先發生在經濟領域，然後擴散到政治和社會製度的設計等幾乎所有領域。
簡單地說，曆史的加速度變化和發展是因為人類把自己的理性引入了曆史。理性促成曆史的變遷，這在今天的信息社會表現得更加清楚。
但“理性”並不意味著人類所做的都是正確的。如果用“主觀能動性”這個概念會更好一些。主觀能動性既包含理性，也包含情緒。盡管人是理性的動物，但人也是情緒的動物。從人類行為而言，理性可以促成人類塑造偉大的成就，但情緒很有可能引誘人類犯顛覆性的錯誤。那些因為被情緒所誘導而進行的“偉大社會工程”往往表現為烏托邦，不僅沒有促成人類的進步，反而給人類造成巨大的災難。
討論以上這些是因為我們相信理性，相信中國的現代化需要我們基於理性的力量。正當我們需要非常理性的時候，有趨勢顯示，情緒開始主導我們的行為。如何掌控我們的情緒而弘揚我們的理性至為關鍵，因為決定中國現代化可持續進展的是理性，而有可能中斷中國現代化的則是情緒。
被“情緒”主導的中國和世界
在今天的世界，各國都被情緒所主導。如果寫過無數以“年代”為書名的英國左派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John Hobsbawn,
1917-2012）還活著的話，說不定把當今這個時代稱之為“憤怒的年代”。英美發達國家因為收入財富分配不均和社會高度分化在憤怒，不發達國家因為持續的貧困在憤怒。
內部民粹主義和外部民族主義的崛起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重要特征。在上一個世界，這兩種主義的崛起和極端化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不僅僅是一次，而是連續兩次，給世界和人類文明造成了災難。今天各國不斷高漲的憤怒，內部的憤怒和外部的憤怒，是否會再次導向人類的大衝突甚至戰爭呢？
在這個過程之中，中國至為關鍵。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無論就經濟發展而言還是就反貧困而言，在所有經濟體中，中國為世界作出了最大份額的貢獻。但未來呢？在未來，中國是否可以繼續扮演這個角色，或者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僅決定了中國本身的現代化是否可以持續，更決定了世界的和平和發展是否可以持續。
世界有憤怒，中國社會也有自己憤怒的地方，對內部不公的憤怒，更對外部不平的憤怒。全球化和其它一些原因也造就了內部的不公平，因此，政府要調整經濟結構、整頓市場、規範企業行為，為國家的長遠可持續發展奠定製度基礎。但一些社會成員發現了機會，借此發泄憤怒。如果對社會現實的抱怨有正當理由，把憤怒變為理性的批評和建議，則是可以是促成社會變化的動力。但不當的發泄憤怒不是辨別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
不過，一些人的憤怒是“理性”為基礎的，因為憤怒的目的是利益。以流量為大的社交媒體是始作俑者，是推手，也是利益獲得者。人們可以把此稱之為“商業民粹主義”。社交媒體充斥著類似“XX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要讓XX父女跑了”等毫無底線的民粹主義情緒，人身攻擊、妖魔化、詛咒、謾罵……隻要能夠帶來流量，帶來利益，什麽都可以做。盡管這些和國家的政策沒有實質性的關聯，但對毒化社會風氣、加深社會不確定性、製造社會分裂方麵有著其它方法所不能達到的有效性。
外部更為糟糕，“商業民族主義情緒”泛濫，一些人毫無節製地發泄情緒，哪管得上國家利益。更為糟糕的是，一些人自以為愛國主義的表述，但處處被自己所仇恨的人牽著走，處處被人所利用，反過來損害國家利益。
人們有一萬個理由對美國表示憤怒甚至仇恨——幾乎在所有問題上，自特朗普以來，美國和中國作對，妖魔化中國，圍堵中國。更為荒唐的是，美國把所有的責任，即使是國內治理（例如新冠疫情控製）問題都推給中國。特朗普是這樣，現在的拜登也是這樣。在對付中國方麵，拜登政府界定了“四個領域”和“三個抓手”。“四個領域”即合作、競爭、對抗和衝突；“三個抓手”即內部建設、同盟關係和中美雙邊關係。但即使是“內部建設”（例如基礎設施建設、再工業化、技術升級等）也都拿中國來論證其合理性。美國政界和知識界的一些人對此也持批評態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就認為美國不思自己的過錯而把責任完全推給中國是完全不對的。也有前官員認為，美國的問題在於內部（特朗普式）的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法西斯主義是否會在美國崛起？這是人們可以爭論的，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曆史上大眾民主和法西斯主義並不是沒有關聯，例如德國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
華客新聞 | 時事與歷史：鄭永年：切莫讓憤怒與仇恨中斷了國家的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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